仅有的区别在于，鲁迅时代正处于“西方化”的过程之中，支配中国社会的力量不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国外，国外侵略势力对于中国的批判不仅仅针对某个底层群体，而是针对中国的所有国民，因为在西方霸权格局中，中国作为弱国整体上处于底层，所以，鲁迅时代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化描述，第一次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名字虽有变化，但是批判主体与批判对象的权力关系，一点也没变化。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于底层群体即大圈子的卑贱化描述，是所有人文文化的共性。就此而言，国民性批判是每一种人文文化天然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底层群体接受任何一个小圈子的人文文化，都必须完成对于该文化中对于自己进行卑贱化描述、劣根性批判的认可与接受。
任何一个群体的文化，都是他们的利益、尊严之体现。任何一个群体如果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他人的文化，也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尊严，也就是或被迫、或情愿为成全他人的利益与尊严服务。
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精英群体主动放弃中国文化，接受并崇拜西方文化，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民性格等等进行卑贱化描述和批判，实际上就是成全了西方的霸权和利益——虽然他们的主观意图未必如此。
为什么在二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东方世界的资源、利润、劳工、政治、文化都获得了控制权，原因之一在于像中国这样的弱势国家，大多接受并崇拜以西方人的利益和尊严为核心的西方文化。
接受了他们的文化，就必定会自觉地围绕他们的利益打转，就必定会不自觉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相互为用
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小圈子内部也逐步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一部分精英掌握政治权力，直接控制军队、社会资源和财富，决定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方案。像周武王、周公旦、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那样的人物，他们就是为精英群体办事的决策者，他们一般不再直接掌握话语权，不再直接从事“卖矛诱导”的设计和制作。
这个历史过程被称为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其中的宗教权力，后来又逐步分解为巫师与学者的权力。巫师负责沟通并解释神意，学者负责解释世俗事务。
《礼记·礼运》说：“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也就是说，随着每个文明体系的发育成熟，“卖矛诱导”的设计和制作事务，逐渐交给了王侯之外专门掌握话语权的另一部分精英人物，诸如巫、史、卜、筮等等，总之是一个包括巫师和学者在内的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一部分精英人物在王侯的控制和引导下，致力于人文学术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创造，也就是为精英群体说话。
所以，人文学术的集大成人物，在政教分离时代，其政治身份越到晚近越是降低，他们不像政教合一的尧舜时代那样具有王侯身份。但是，他们的整个工作是在王侯的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他们只是王侯的外脑，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方面，与王侯是大致合一的。
王侯为统治阶级办事，巫、史、卜、筮为统治阶级说话，他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共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人文学术体系先是作为巫、史、卜、筮的一部分，后来是取代巫、史、卜、筮，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当然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法律是人文学术体系的一部分，讨论一下法律的起源和意志，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理解。在一篇讨论法律问题的文章中，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探讨法律的性质。一帮很强的人把一帮很弱的人的面包全部抢过来据为己有，留着自己慢慢吃，慢到“朱门酒肉臭”。而被抢的那个弱势群体由于没有面包而出现了“路有冻死骨”，抢劫者却不管这些悲惨事实。
就在这路有冻死骨的时刻，可能有几个快要冻死的人，到抢劫者这里抢回一块原属于自己的救命面包。这时强者感到需要制定法规，以便一劳永逸地禁止弱者把这些面包抢回去——法律就是这么一个规定弱者必须把面包交给强者，并禁止弱者把这些面包抢回去的学术建构和制度设计。如果你抢回了一块面包判一年刑，抢回两块面包判两年。这就是法律产生的制度背景。
所以，法律并不是为了正义而创设的，但是制定法律的人一定会宣称，法律是为了正义而创设的。事实是，由强势群体制定的法律，其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一部分人的利益无限制地增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合法”地受到损害和掠夺。
套用圈子理论重新表述一遍，就是：由强势小圈子制定的法律，其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小圈子的利益无限制地增长，大圈子的利益“合法”地受到损害和掠夺。这与原始社会的伦理原则“掠夺他者（大圈子）的财富和生命，成全自己（小圈子）的需求和幸福”完全一致。
与法律的倾向相呼应，由强势小圈子生产的人文学术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而创设的，而是为了保证一部分人的尊严、权利无限制地增长，另一部分人的尊严、利益“合理”地受到损害和掠夺。
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相互为用，前者治心，后者治身。他们共同的目的就是保证一部分人的尊严、权利无限制地增长，另一部分人的尊严、利益“合理”而又“合法”地受到损害和掠夺。
在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由控制国际秩序的西方小圈子所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就是用来统治地球村的法律。国际游戏规则也不是什么庄严事物，而是一个控制财富、确定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它的目的只能是保证一部分人的尊严、权利无限制地增长，另一部分人的尊严、利益“合理”而又“合法”地受到损害和掠夺。它的这种倾向性甚至比任何国家的法律更为明显。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
中国古人说，国家大事在于军事和祭祀（宗教与文化）。就是说，政治并不只是每天按部就班的上朝领旨那么单一，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军事、宗教、文化、经济、外交以及家庭结构和组织，都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
文化领域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在清建朝之初的“薙发”政策中可见其极端表现。发式显然是一个人群的习俗和文化问题，可是清廷强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时候，将文化选择中的政治含义发挥到了极致。
文化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国民性批判，是近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是，作为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威压和精神改造运动的国民性批判，则是自从“文明”
时代以来每天都在发生的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以前可能不为人们关注，那是因为已经习焉不察，所有的教化和改造都被看作很自然、很神圣。
近代以来强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威压和精神改造运动，之所以必须另有命名，不是简单地称之为教化，而是必须命名为国民性批判，那是因为这场教化的主体和资源都来自中华文明的外部世界，那是因为这场教化发生在“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之下，那是因为在中国精英群体被迫提倡的西方化运动中，我们第一次有了“国民”身份自觉和“国民性”文化自觉，那是因为几代民族精英都希望通过对于中国人种与文化的整体性批评，加速中国的西方化运动，努力适应在西方人的刀剑炮火所控制的世界秩序中的艰难生存。
当然，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对于国民性批判最为热情的学人，往往是掌握西方人文文化知识较多的人，中国的西方化程度越高，他们在中国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就越高，中国的西方化速度越快，他们成为文化领袖和社会领袖的速度就越快。
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积极提倡西方化的人，和鲁迅等批评中国文化及国民劣根性最激烈的人，迅速成长为知识界领袖，而章太炎、王国维、康有为、王先谦等注重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维护本土文化尊严和地位的人，以及梁启超等对中西文化和中西国民性持比较客观研究立场的前朝知识领袖，迅速边缘化。
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权威、西方国家对于东方国家的权威、中国西化的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社会的权威，以及与此权威相关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
这个过程包含着激烈的军事行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尖锐的经济斗争，但是纷纭复杂的斗争过后，国际格局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社会结构及各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等等问题的最后定型，却是以文化政治学的方式完成的。
连非常具体的“美国模式”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概念，其最后的旨归也在于利益。在２００８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大声警告：“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最严重的打击，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挑战，不是有形财富烟消云散，而是无形财富付之东流。那就是美国经济模式被推下神坛。从里根宣称美国是地球这座圣山上闪闪发光的圣城、发誓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从美国１９９０年牵头拯救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到最近几年的股市繁荣，美国一直在率领全世界奔向自由市场经济、提倡自由贸易和尽可能少的政府管制。”
“美国模式的全球扩张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影响，从东欧到东亚，美国模式曾经所向披靡。美国模式鼓励资本和货物更加自由地流通，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美国学者詹姆斯在讨论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时指出：“中国肯定要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好时机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全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都陷入困境，然而，中国式的政府集中控制的资本主义模式却较好地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相比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太具有吸引力了。美国正面临巨大危险，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将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我深信：全球金融危机必将意味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金融市场之崩溃不仅仅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美国模式的光辉形象。它必将削弱华盛顿左右整个世界的能力。”
《华尔街日报》接着详细分析：“首先，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蒙受损失相对较小，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与西方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还非常低，目前整个西方金融体系正惨遭债务损失的重创，中国却大体置身事外。尽管全球消费低迷也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然而，由于中国蒙受损失相对较小，因此中国的相对实力就增强了。
譬如，中国累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现在她可以用外汇储备去进行各种战略投资，跌倒在地的西方大国此时就无能为力了。中国还具有较强能力去援助遭受金融危机损失的其他国家，从而赢得更多的朋友；中国还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对大宗商品和其他资源的直接投资。”
当中国学者沉迷于美国所推销的“美国模式”的文化价值的时候，推销“美国模式”的美国学者却只关注这个概念控制世界的战略意义（政治角度）和它所能折算的利益（经济角度）。
所以，处在同一个利益格局中的不同政治实体，任何层面的博弈都是政治和利益的博弈，在文化上自我贬抑、自我诋毁只是误国误民的书呆子的愚蠢行为。中国多的是这样的书呆子，缺的是透过文化看利益、利用文化谋利益的战略家。
那些在文化上自轻自贱、崇拜外族的人，实际上是拿民族利益赌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