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气质》对鲁迅作品的影响（唐弢的研究）
《中国人气质》虽然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精英人物的关注，但是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很可能是张梦阳、王丽娟合译的一本，这个译本完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原计划于１９８９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是这个计划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故而搁浅。
直到１９９５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个译本。书前有唐弢先生写于１９８８年的序言。这篇序言言简意赅地梳理了鲁迅许多作品与《中国人气质》的意旨之高度契合，不可想象这是两位观察家分别得出的相同结论，只有解释为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影响才更加合情合理一些。
唐弢先生在序言中指出：“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Ｑ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这段话表明了鲁迅和史密斯都非常关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气质”，他们观察中国社会和人生的视角非常一致。如果说，史密斯只是用一本书表现了这样的兴趣倾向，鲁迅则是用他一生的思考和写作表现了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兴趣倾向。
接下来唐弢先生讨论了鲁迅一些具体作品的主题，与《中国人气质》所批评的中国人的若干精神缺点，甚为契合。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常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常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略”，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终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Ｑ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
唐弢先生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研究者都强调过鲁迅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实践，与他所推崇的《中国人气质》具有密切的关联。唐弢先生的这段描述，将此种观点表述得简洁而又有依据。
《中国人气质》对鲁迅作品的影响（张梦阳的研究）
在整体地研究《中国人气质》对于鲁迅作品的影响的文章中，张梦阳的文章在详尽方面远超过唐弢的文章。
张梦阳一辈子以鲁迅研究为志业，对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所给予鲁迅的启示和滋养至为重视。张梦阳先生可能是对《中国人气质》文本及其价值进行过最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张梦阳和王丽娟也是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１９８０年，他刚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有一次，前去迎接王瑶和袁良骏来参加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筹备会。在车上，袁良骏向王瑶先生问起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事，张梦阳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闲下来之后，他就直奔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果然找到此书，于是借助词典马上阅读起来。后来，张梦阳在前辈学者林非先生鼓励下写成《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文，发表在《鲁迅研究资料》第１１辑上。全文将近三万字，首先介绍了鲁迅一生对于《中国人气质》的推崇，然后摘译了每一章的内容，接下来较为详尽地介绍了鲁迅作品中许多主题和内容与《中国人气质》的对应关系。这可能是第一篇全面论述《中国人气质》
对鲁迅作品之影响的论文，在鲁迅研究史上和《中国人气质》传播史上非常具有价值。
文章从三个方面介绍鲁迅作品在主题和精神气质上跟《中国人气质》的内在联系。这三个方面是：“首先，鲁迅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借鉴了所谓‘面子’是理解中国人特性的总纲这一重要思想，对进一步概括、提炼阿Ｑ精神胜利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鲁迅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借鉴了批判中国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正确观点。再次，鲁迅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借鉴了‘保守’、‘浪费时间’、‘不求正确’等对中国人的正确意见。”
其中第一点显然是重中之重。值得征引于此。
史密斯在该书第一章“面子”中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面子’
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是理解这一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
阅读以后各章，确实会感到该书论述的中国人的许多重要特性都与“面子”有关，例如第四章“礼节”里所讲的中国人繁琐的礼节，就是只讲形式、不注重实效的具体表现。第八章“欺瞒的才能”里所说的中国人“擅长瞒和骗”等等，其实都是不看事实，只讲形式，为了“面子”而“做戏”的表现。
特别是这一章谈论北京的邸报时所说的“指鹿为马”的习气，以及一些老臣装模作样地要求隐退的行径，不都是说明中国人为了“面子”而“做戏”的特性吗？为了虚饰“美好的形式”，而隐瞒事实，报告假情况，“指鹿为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根本性的弊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