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与维亚尔多结识以后，多情的屠格涅夫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维亚尔多在彼得堡演出的日子里，屠格涅夫几乎每天都想方设法要见到她，不是在剧院里听她演唱，就是在她的化妆室里陪伴着她。维亚尔多离开俄国到欧洲去演出，屠格涅夫就跟她一道离开俄国。从1847年到1850年间，屠格涅夫一直住在国外，特别是住在巴黎，为的就是要和维亚尔多在一起。
1848年2月，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于2月25日建立了共和国。此时，屠格涅夫正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2月26日早晨，屠格涅夫正在一家旅馆里休息，突然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叫：“法国成了共和政体了！”屠格涅夫马上起身，收拾行装，赶往巴黎。当火车开进巴黎市区时，屠格涅夫看见的是一片硝烟，戴着三色帽徽的人们正在拆除街垒。这以后的几个月的日子屠格涅夫是在巴黎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巴黎工人在“六月起义”中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情景，也亲眼目睹了起义者如何被政府残酷镇压的悲壮场面。他在同年5月15日给维亚尔多的信中，详细地描写了他的所见所闻。后来，他在创作《罗亭》时，把他在巴黎所见到的街垒战的场景写进了这部小说的尾声部分。
此间，母亲瓦尔瓦拉盼望儿子回国，并且以停止向他寄钱相威胁，要他立即回来。屠格涅夫出于无奈，告别了维亚尔多，于1850年6月回到彼得堡。朋友们发现，这些年来屠格涅夫的外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他还未满36岁，但两鬓已是一片斑白了。就在这一年年底，瓦尔瓦拉去世了。这样，屠格涅夫就成为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经济上就很宽裕了。从这个时候起，生性好客的屠格涅夫就经常在家里举行文学晚会，邀请一些朋友前来欢聚，朗诵文学作品，争论各种问题。
在当时的文坛上最耀眼的文学家自然是果戈理，屠格涅夫早就想结识这位《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而果戈理对屠格涅夫这个颇有才气的青年作家也早有耳闻。在一位朋友的引见下，屠格涅夫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果戈理。他后来详细地记录了这次会面的情形。不过，他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会因果戈理而进了沙皇的拘留所。关于这次会见，我们最好还是听听屠格涅夫生动的描述，因为在所有的记述果戈理的文字中，屠格涅夫的记述无疑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我是在已故的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的带引下去见果戈理的。我记得我们前去拜访的日子是1851年10月20日。当时果戈理住在位于莫斯科尼基塔林荫道上的塔雷津公寓托尔斯泰伯爵家。我们是在下午一时到达那里的；他当即就接待了我们。他的房间位于前厅的右侧。我们一进门——就看见了果戈理，他手中握笔，站在高写字台前，身穿深色大衣、绿色天鹅绒背心和咖啡色裤子。一个星期前，我曾在上演《钦差大臣》的剧院里见过他：他坐在二楼的包厢里，紧挨着门，伸起脖子，带着一种神经质的焦躁不安，从两位前来为他挡住好奇观众视线的高大健壮的人的肩膀上不时地向舞台上张望着。和我坐在一排的费君，把他指给我看，我立即转过身来看他；他大概发现了这一举动，便向后面角落稍微挪了一点。他的容貌自1841年以来变化之大，真使我大吃一惊。当时我曾见过他一两次，那时他看起来还像一个矮小结实的小俄罗斯人；而现在看起来却像一个饱经生活忧患的瘦弱不堪的人了。在他那素有的敏锐的面部表情中，掺杂着一种隐秘的痛苦和焦虑，一种忧郁的不安。他一看见我和谢普金，就露出愉快的表情迎了上来，握了握我的手，说：“我们早就该认识了。”我们坐了下来。我和他并排坐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坐在他旁边的圈椅上。我便更仔细地观察他的面貌。他那浅色头发，如同普通的哥萨克人一样从鬓角直拨下来，还保持着青春的色泽，但已明显地变得稀疏了；他那略微有点向前倾斜的、光滑白净的前额，依然像以往那样使人感觉到他才智焕发。在他那一双不大的褐色的眼睛中，不时地闪耀着一种愉快的神情——真是愉快，而不是嘲笑；不过这目光中总是显露出一种疲惫。那长长的尖鼻子给果戈理的面貌增添了某种狡猾之感；那修剪过的胡子下面的两片浮肿柔软的嘴唇也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其模糊的轮廓表现出——至少我有这种感觉——他性格的阴沉的一面；当他说话时，嘴唇就讨厌地张开，露出一排难看的牙齿：瘦小的下巴埋在宽大的黑天鹅绒领结里。
果戈理的仪态和举止看起来不像大学教授，倒像中小学教员——使人想起外省的男女中学的老师。“你是一个多么聪明、古怪和病态的人啊！”——望着他我不由得这样想。其实我根本就不打算谈什么，我只是想见一见这个人，因为他的作品我差不多都能背出来。他的名字的感召力之大，甚至都难以向现在的年轻人说清楚；如今就简直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大约过了两天，《钦差大臣》的朗诵会便在果戈理住的那幢房子的大厅里举行。我得到应允出席了这个朗诵会。果戈理朗诵得很出色——我当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朗诵。狄更斯也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可以说他是在表演他的小说。他的朗诵是戏剧性的，几乎是在做戏。他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一流的演员，能够让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相反，果戈理使我惊叹的是他那种特别朴实和沉稳的读法，他的态度庄重而又真诚，至于这里有没有听众，他们会想些什么，他好像都毫不在意。看来果戈理只关心如何把握对他自己而言是新的主题，如何更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其效果是异乎寻常的好，尤其在读到滑稽幽默之处，要想不发出善意的健康的笑声简直是不可能的。而给人带来这种乐趣的人仍在继续他的朗诵，并未被大家的欢乐而扰乱，仿佛他心里对此还感到奇怪，并且越来越全神贯注、忠于职守——只是偶尔在嘴唇上和眼睛边隐隐约约掠过一位大师的狡黠的微笑。当果戈理读到市长关于两只耗子的著名台词（在剧本的一开头）“出来了，四处嗅了嗅，又跑回去啦！”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多么困惑和多么惊奇的语气——他甚至还慢慢打量了我们一眼，仿佛是要我们解释一下这种怪事情。我这时才明白，通常演出《钦差大臣》时，那种仅仅只想尽快把观众逗笑的做法是多么的不对头和肤浅。我坐在那里，沉浸在一种心旷神怡的感动之中，这对我来说是真正的盛宴和节日。……我在前厅和果戈理告别，此后就再没有见过他。但他这个人注定还要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年，也就是1852年的2月底，屠格涅夫正在贵族会议大厅参加一个例会，突然看见巴纳耶夫匆匆忙忙地从这个人跟前跑到那个人跟前，看来，他是在向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通报一个意外和不愉快的消息，因为每个人的脸上都立刻露出惊讶和悲痛的神色。巴纳耶夫后来也跑到了屠格涅夫的身边，他用平淡的声调说：“果戈理在莫斯科死了。……烧掉了所有的文稿——就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屠格涅夫异常悲痛，他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在感触的驱使下写了一篇短文：
彼得堡来信
果戈理死了！哪一个俄国人的心灵不被这句话所震撼呢？他死了。我们的损失是如此惨重，如此突然，以至我们仍不愿相信它是真的。正当我们还想指望他最后出来打破自己长期的沉默，使我们殷切的期待得到令人快慰的满足的时候——竟传来了这一噩耗！是的，他死了。这个人。我们现在还有权利——有死神赋予我们的痛苦的权利把他称之为伟人。这个人，用自己的名字标志着我国的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这个人，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光荣之一！他死了，像他的最高尚的前辈那样，正当富丽年华，还未完成已开创的事业，就倒下了——这一损失，又勾起了我们对那些难以忘怀的损失的悲痛之情，如同新的伤口又引起旧的创痛一样。现在还不是说他的功勋的时候，此处也不是议论他的业绩的地方——这是未来的批评界的事；应当相信，它会理解自己的任务，会以公正而又充满敬爱的态度去评价他，如同后人评价和他类似的人物那样。现在我们还顾及不到这些：我们只想对我们所感受到的弥漫于我们四周的巨大的悲痛作一点反应。不是去评价他，而是痛哭一场；现在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谈论果戈理……当泪眼朦胧的时候，最亲爱最熟悉的形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在莫斯科安葬他的那一天，我们真想从这里伸出手去拥抱他——与他在共同的哀伤中融为一体。我们不能最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但我们向他遥致我们诀别的敬礼——并怀着最虔诚的感情把我们的悲痛和爱心作为祭品献给他的新坟。我们不能像莫斯科人那样，向它投下一把亲切的泥土！一想到他将安息在莫斯科，我们心里便充溢着一种苦涩的满足。是的，就让他在那里，这俄罗斯的心脏安息吧，他是多么熟悉、多么热爱俄罗斯，只有那些轻浮的或目光短浅的人才感觉不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中的这种爱的火焰！一想到他的天才的最后的和最成熟的果实已无可挽回地毁灭掉了，我们便会感到说不出的难过——面对着它们被毁灭的可怖的流言，我们惊恐不已……
用不着去理睬那认为我们的话是夸大其词或一无是处的少数人……死亡具有净化与和解的力量。诽谤和嫉妒，敌视和误会——所有的一切都会在最普通的墓前哑口无言：它们将在果戈理的墓地上空沉寂下来。
无论历史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的定位，我们相信，谁也不会在现在拒绝跟着我们一道说：愿他安息，他的一生永垂不朽，他的名字永世光荣！
屠格涅夫将这篇文章寄给彼得堡的一家杂志社，但文章在寄出去几天后并未刊出。屠格涅夫在街上遇见出版人，便问他：“为何不发表这篇文章？”“瞧，眼下这种气候，”他用一种隐喻的语言回答，“想都不要去想”。屠格涅夫又说：“可文章丝毫也没有问题呀。”出版人反驳道：“事情不在于有没有问题，总之是果戈理的名字不让提。”不久以后，屠格涅夫收到一个朋友从莫斯科的来信，信中充满着责备之辞：“怎么搞的！果戈理死了，你们彼得堡竟没有一家报刊作出反应！这种沉默是可耻的！”在回信中屠格涅夫向他的朋友用相当激烈的措辞解释这种沉默的原因，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附上他的被禁的文章。这位朋友立即把文章呈交当时莫斯科区督学纳齐莫夫将军审阅，并且从他那里获准在《莫斯科新闻》刊出。这事发生在3月中旬，而在4月16日，屠格涅夫就以不服从并违反书刊检查条例的罪名被关进警察分局。据说，沙皇尼古拉一世还作过这样的批示：“鉴于其胆敢明目张胆违抗禁令，应将其禁闭一个月并遣送原籍监视。”
从表面上看，屠格涅夫的被捕是因为写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其实，当局对这个《猎人笔记》的作者早就怀恨在心，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屠格涅夫在拘留所被监禁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朋友们通过各种关系为他四处奔走，想让他出狱，但都无济于事；而到拘留所里来探视他，又都被警察撵走。
在拘留所中，屠格涅夫给维亚尔多夫妇写了一封信，向他们报告自己的情况：
我亲爱的朋友们：这封信将由一位几天后从这里去的人面交或者是他过境以后在巴黎寄给你们，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多少如实告知你们一些情况，同时也不必顾虑警方的好奇心。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一个月前我未离开彼得堡这并非出于我的自愿。根据沙皇的旨意我被拘留在警察局，因为我在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上发表仅几行字的文章赞誉果戈理。这不过是借口而已，文章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我早就受到敌视和怀疑，因此他们便抓住这一机会大作文章。我一点也不抱怨陛下，他也只能这样行事，因为上报给他的案子就是玩弄了最阴险的欺骗手段的。他们本来就打算禁止悼念果戈理逝世而引起的一切言论，同时利用这一机会禁止我的一切文学活动就更高兴了。
再过两周我将被遣送到乡下，一直到新的命令下达之前。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并不特别愉快，然而我还要告诉你们，我还能得到人道的待遇。我有一所不坏的房子和许多书，我也可以写东西。最初几天我还能和亲朋好友见面，但后来被禁上了，因为来的人太多。患难之中见真情，在俄国也是如此。说实在的所患之难也并不算大。对我来说，1852年只不过是个没有春天的一年罢了，如此而已。这一切的一切最令人烦恼的是不得不放弃任何出国的希望。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也从不自欺欺人，离开你们时，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次如果不是永远，也是很久很久不能相见。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允许我在俄国自由行动，指望不会被拒绝。
老实说，躲在自己的“洞穴”中我孤寂烦闷。我便利用这迫不得已的空闲学习波兰语，已学习六周了。我还剩下14天的关押时间！整天在数着，请你们相信！
看，亲爱的朋友，我能告诉你们的都是不愉快的消息，希望你们告诉我愉快的事。我的身体很好，但我老得令人可笑，我可以给你们寄去一绺白发，绝不夸大。但我并未丧失勇气。在乡下我可以打猎。我还要尽力料理我庄园的事务，继续写散文歌颂俄国人民，俄国人民是世界上少有的最奇特最出色的人民。我着手创作长篇小说，要思考得更加自由宽广，不考虑它是否能通过书报审查官的爪子。我被监禁，我的书不能在莫斯科出版。非常可惜，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信将大大鼓舞我的勇气……你们知道，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特别是现在我更可以这样说……我的生活已经完结，再没有什么希望：我已度过了自己的美好时光……
不用我叮嘱你们，这一切都应当绝对保密。无论哪一家报纸稍有透露或暗示都将彻底地害了我。
在拘留所里，屠格涅夫还写就了著名中篇小说《木木》，在屠格涅夫所有的作品中，这部作品是最直接地抗议和控诉专制制度的作品之一。
一个月后，屠格涅夫被遣送回斯巴斯科耶，开始了他孤寂的幽禁生活。他有时闭门读书，有时外出打猎，有时潜心创作。这时他开始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两代人》，完成了中篇小说《客店》和《两朋友》。
1853年2月，维亚尔多来到莫斯科演出，屠格涅夫冒着政府不许他进入莫斯科的禁令，于3月末潜入莫斯科与维亚尔多见面，4月初返回斯巴斯科耶。
同年11月，屠格涅夫接到政府有关解除流放的通知，这样长达一年的幽禁生活就结束了。12月，他回到彼得堡，文学界的朋友得知《猎人笔记》的作者回归的消息，纷纷前来拜望，《现代人》杂志编辑部还专门设宴欢迎。
屠格涅夫生活和创作的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第三章 回眸以往岁月
“自《贵族之家》以后，我便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了。”
——《六部长篇小说总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