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口袋，倘若以用途来划分，无非是两大类：装钱、装物。不才少见多怪，生平所见口袋中，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有二：一是童年时所见新四军战士所背米袋，常常未能装满，看上去有点“松松垮垮”；二是四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此老留着贝多芬式的长发，身穿长衫，走上讲座后，手伸进裤袋掏东西，身子渐成四十五度状，掏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支粉笔。我很惊异他的口袋怎么会那样深？而且掏之良久，亦仅粉笔一支而已。如此看来，似乎口袋并无文章可作。其实，绝非如此。倘若形象一点说，中国历史就是一只“剪不断，理还乱”，举世无双的大口袋，只要你钻进去稍稍翻动一下，就会发现口袋是太有说头了。
不必去考证是谁发明了口袋。事实上，即使是国学大师，倘若考证此事，也肯定是“枉抛心力作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口袋运动史。对广大蚩蚩小民来说，口袋足，知荣辱。这里所说的口袋足，是指最低意义而言，即尚能糊口，风雪年关时，杨白劳们、喜儿们，还能有两升白面、两尺头绳。而反过来，如果他们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锅灶上结了蜘蛛网，就会揭竿而起，吃大户，抢官府，用暴力手段争取自己的口袋也能鼓起来，这差不多就是历代农民造反史的缩影。而另一类人，不过是为了夺取黄绫袋里的金印，最终目的也还是使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永远装不完，甚至富甲天下或富有天下，并妄图“子孙永葆永享”。第一类人，令人同情，第二类人，令人憎恶；因为正是后者的巧取豪夺，才使前者的口袋空无一物。
回顾历代口袋运动史，耐人寻味。而从根本上说，封建统治者很难吸取历史教训。每个王朝前期尚能注意前朝被口袋运动覆亡的教训，中叶后即弃之脑后，真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五代梁时，浙江奉化有位布袋和尚，经常拿一只布袋，见物即讨，然后又在人前倒出来，说“看看”。显然，他颇有透明度，收入、支出，毫无隐秘。临终前说偈，有谓“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对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者而言，当然永远是“自不识”。据徐祯卿《翦胜野闻》记载，明初有人在破庙里的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题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微服私访的朱元璋看到此画时，墨迹新鲜，但庙内空无一人，也许是知情者特意画给他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真正能悟此诗真谛，恐怕为数寥寥。而几乎无官不贪的众多官员，倘若翻开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口袋，绝对不会像赵宋庆老师那样，只有一支粉笔，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袋中如洗的清官，只有几十人，为数之少，足可说明一切。据《濯缨亭笔记》载，明中叶后，“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时人语曰：‘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可见贪污成风，权越大，贪欲越大，口袋也越大。但是，取之不义，终难避免垮台。“千层浪里翻身，万丈崖巅失足，猢狲裹在布里，老鼠走在牛角。”（明·屠隆：《娑罗馆逸稿》卷2）落得这样的下场，悔之晚矣！
遥想古人，寄语世人：如能想到新四军战士——当然还有八路军及他们的前身红军战士的米袋，恒念创业艰难，又当如何？让我们还是回到布袋和尚的话题上来。岳飞之孙岳珂曾有诗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不知贪心甚炽者读此诗，能从中有所悟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