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母亲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可能不大快乐。她只跟我说过一件美好的往事：她祖母家在洛林的村庄里有一座小花园，他们在那里吃黄香李和青李子，坐在树上，边摘边吃。但关于她童年在凡尔登的生活，她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过。她有一张八岁时的照片，穿得像朵雏菊。
“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她答道，“但我的绿色长袜掉色，染到了我的皮肤上。我花了三天才把它弄干净。”她语气里略有怒意——过去的苦涩涌上心头。她不止一次对我抱怨她母亲的冷漠。我的外祖母，那时候五十岁，是一个冷漠又自视甚高的女人，不苟言笑，却爱搬弄是非。她对妈妈的爱不过是例行公事。因为她疯狂地依恋着自己的丈夫，孩子在她的生命里只是一种次要角色。而提及我的外祖父，妈妈也常语带怨憎：“除了你莉莉阿姨，他对谁都没时间。”莉莉，比妈妈小五岁，娇柔窈窕，在她姐姐的心中引起了强烈而无法根除的嫉妒。在我的青春期之前，妈妈就把崇高的智力和道德品质归属于我，将自己和我认同，羞辱轻慢我的妹妹——普佩特是小妹妹，娇柔窈窕，下意识地，妈妈把自己的仇恨投射到她身上。
她骄傲地对我说起飞鸟修道院和那里的女修道院院长，后者的教引帮助她恢复了自尊心。她给我看过一张她们班的照片：在公园里，六个女孩坐在两个修女中间；四个寄宿生，穿着黑色衣服；两个走读女生（妈妈和她的朋友），穿着白色的罩袍。她们都戴着高高的修女头巾，穿着大长裙，梳着一丝不苟的圆髻，目光空洞。妈妈的生活被束缚在最严格的教条之中——教会的规矩与修女的美德。
二十岁的时候，她经历了另一桩情感挫折。她喜欢的表兄爱上了他的另一个表妹——我的热尔娜阿姨。终其一生，她对这些憾事都抱有一种敏感和敌意。
当她和我父亲在一起时，她又容光焕发了。她爱他，钦慕他。毫无疑问，有十年的时间，他让她获得了肉体上的欢愉。他爱拈花惹草，有过很多风流韵事，喜欢读马塞尔·普雷沃[14]的作品，赞同他说的：对新婚妻子的激情不应该超过对情妇的。妈妈的面容，唇上那细细的小绒毛，流露着炙热的情欲。他们之间的默契是很显而易见的：他轻抚她的手臂，殷勤备至，说一些深情款款的废话。有天早上——大概在我六岁或七岁的时候——我看到她赤足走在走廊的红色地毯上，穿着一条白色的亚麻睡裙，卷曲的头发垂在脖子后面。我被她光彩熠熠的微笑击中了，感到她刚刚离开的房间里藏着一个秘密。我很难把这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同我的母亲，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年人联系起来。
我们的童年绝对不会被任何东西破坏，妈妈的幸福却遍布阴云。我父亲的自私早在他们度蜜月的时候就显现了出来：她想看意大利的湖泊，但他们的旅程就到尼斯为止，因为那里正举行着跑步比赛。她常常想起这段不快的记忆，并无怨恨，却也不无遗憾。她热爱旅行，曾说“我本想成为一名探险家”。她年轻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参加我外祖父组织的骑车或徒步旅行，穿过孚日山脉和卢森堡。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梦想——父亲的意愿总是优先于她的。她不再和自己的朋友约会，因为他觉得她们的丈夫很无趣。他只喜欢待在沙龙和舞台。她高高兴兴地追随着他——她喜欢社交。不过她的美貌并不能使她免于恶意的攻讦——她是一个外省人，也并不机智敏捷。在这个非常巴黎的社交圈中，人们嘲笑她的笨拙。她在那些地方认识的一些女人还同我父亲有染——我可以想象那些窃窃私语，那些恶毒言辞。父亲在书房里放了他最后一位情妇的照片，一个美艳聪慧的女人，有时会和她的丈夫一起来我家。三十年后，他笑着告诉了妈妈：“你把她的照片藏起来了。”她否认了，但他并不相信。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即甚至从蜜月期开始，她就在忍受着爱情与骄傲的双重折磨。她感情激烈又全情投入——她的伤口愈合得很慢。
后来，外祖父破产了。她自觉不光彩，以至于和凡尔登的旧交们都断了联系。向我父亲允诺的嫁妆也没有兑现。她觉得他不责备她真是宽容大度，一辈子都对他怀有愧疚之情。尽管如此，一桩成功的婚姻，两个深爱她的女儿，相对的富足——直到战争结束妈妈都未曾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她感情充沛，活力四射，她的笑容使我着迷。
当爸爸的境遇变差，我们处于半贫困之中，妈妈决定辞掉女仆，独自照料家里。不幸的是，家务劳动不仅让她感到极为无聊，还使她觉得自己的个人价值被贬低了。她可以不辞劳苦，为父亲、为我们付出而不求回报，可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说出“我牺牲了我自己”却毫无怨言。妈妈的矛盾之一就是她全然相信无私奉献的高尚，但与此同时又有着自己的趣味、憎恶和愿望，它们是如此强烈地支配着她，使她无法不去厌恶那些与之相抵触的东西。她持久地反抗着由自己强加于自己的条条框框。
遗憾的是，某些偏见让她没有去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二十年后她这么做了）：出去工作。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又坚忍不拔、尽职尽责，可以去当个秘书或者图书管理员——她会感到自信的提升而不是丧失。她会有自己的朋友，并逃离依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观念，这种依附再自然不过，但其实这与她的天性格格不入。她也很可能能更顺利地度过她所经历的那些挫折。
我不怪我父亲。众所周知，对男人来说，习惯会终止欲望。当妈妈不能让他感到新鲜，他就失去了热情。为了重燃爱火，他投向了凡尔赛咖啡馆或斯芬克斯[15]的妓女们的怀抱。我在十五岁到二十岁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早上八点钟才到家，身上一股酒味，胡扯一些打桥牌或者打扑克去了的鬼话。妈妈迎接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或许她信了他，或许只是轻车熟路地避开了难堪的真相。但她无法忍受他的冷漠。单单是她的例子就足以说服我：资产阶级婚姻是一种反自然的制度。她手上的结婚戒指赋予她快乐的权力，她的欲望与日俱增。可是三十五岁，在她一生的黄金时代，她却不再能获得这方面的满足。她继续睡在这个她深爱的男人身边，可是他再也不和她做爱——她期盼着，等待着，虚耗着自己的生命。这种彻彻底底的禁欲对她的骄傲是一种考验，比容忍我父亲的滥情更甚。我一点都不惊讶她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扇耳光，唠叨，这些场景不仅是私下的，有客人在场时也是如此。“弗朗索瓦丝的脾气像狗一样差。”父亲曾这样说。她承认自己很容易就“飞出控制”。不过听到别人说出“弗朗索瓦丝太可悲了”或“弗朗索瓦丝有点神经质”之类的话时，她还是很受伤的。
年轻时，她喜欢穿衣打扮。别人说她看起来就像我姐姐时，她就会容光焕发。我父亲的一个表亲尊重她，追求她，他拉大提琴，她弹钢琴给他伴奏。他结婚了，她讨厌他的妻子。在性生活和社交生活双双结束之后，妈妈不再关注自己的外表，除非去出席一些必须“盛装”的场合。我记得有一次度假回来，她在车站等我们，戴着一顶有小面纱的漂亮天鹅绒帽，扑了一些粉。我妹妹开心地叫起来：“妈妈，你看起来就像一个高雅的贵夫人！”她开怀大笑，因为她早已不以优雅为傲。修道院的教育使她蔑视自己的身体，将之视为不洁之物，她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女儿们。然而——这是她的另一重矛盾——她仍保有被取悦的欲望，会被花言巧语打动芳心，并轻佻地给予回应。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把一本（自费出版的）书献给她：“致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她的生活让我钦慕。”她感到格外骄傲。这是一份暧昧的礼物：她以谦卑获得了赞赏，而这种谦卑也使她失去了崇拜者。
当身体的愉悦被剥夺，当虚荣心得不到满足，当乏味的家务劳作让她疲惫不堪，饱受羞辱，这个骄傲又顽固的女人便不再甘心顺从了。在愤怒当中，她不停地唱歌，说闲话，讲笑话，用喋喋不休的抱怨淹没她的心。父亲去世之后，热尔娜阿姨暗示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妈妈严厉地驳斥了她：“他总能让我很开心。”当然，她也经常这样告诉自己。不过，这种勉强支撑的乐观并不足以平息她的怒气。她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件她还可以掌控的唯一事情中——管束那两个年轻女孩。“至少我从不自私，我为他人活着。”她后来这样对我说。是的，但也是通过他人活着。她占有欲强，骄横霸道，想把我们牢牢地控制在掌心。但当这种补偿心理对她来说变得不可或缺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向往自由和孤独。冲突被激化，爆发了出来，妈妈的心态更加没法平衡。
然而她还是最强悍的那一个——赢的总是她。在家里，我们要把所有的门都打开。我必须在她眼皮底下，在她坐着的房间里做功课。晚上，我和妹妹隔着床聊天，她把耳朵贴在墙上，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后叫我们“闭嘴！”。她不准我们学游泳，也不让爸爸给我们买自行车——这些乐趣她无法共享，我们会逃离她的。她坚持参加我们的娱乐活动，这不仅因为她自己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也和她的童年有关，她无法忍受被冷落的感觉。就算她知道自己并不被需要，还是会毫无顾忌地强行加入。有一晚，在拉葛黑耶尔，我们和表亲的朋友们待在厨房里，有男孩也有女孩，烹饪着刚刚借着灯笼的光捕捉的小龙虾。妈妈突然闯进来，她是这里唯一的大人：“我当然有权和你们一起吃晚饭。”她把一切都搞砸了，还赖着不走。有一次，表哥雅克[16]约了我和我妹妹在秋季沙龙[17]的门口见，妈妈也跟着来了。他没有出现。“我看到你们的母亲了，所以我走开了。”第二天他告诉我。她总是要让自己在场。如果我们邀请朋友来家里——“我当然有权力和你们一起喝茶”——她主导整个谈话。在维也纳，在米兰，妈妈展现出的自信常常让妹妹感到惊愕，因为即便在那些多多少少有点正式的晚宴上，她也要争先恐后。
这种笨拙的入侵和自大的爆发，是她找回自己的机会——通常她并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她的社交圈很小，如果我父亲在场，就由他主导局面。这句让我们痛苦的“我当然有权”，证明了她其实是个缺乏自信的人：她的要求本身并不合理。她不懂得自我控制，有时会变成泼妇，不过通常情况下，她会谨言慎行，甚至于有些卑微。她会因为一些琐事和我父亲吵架，但从来都不敢向他要钱。她不怎么在自己身上花钱，也不怎么给我们钱，却允许他在外面夜夜笙歌，星期天只顾自己出去玩。他去世之后，她要倚仗我和普佩特生活，但表现出了同样的顾忌：不给我们添麻烦。我们赡养她以后，她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了；而在她眼里，她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证明了她的专横是对的。
她对我们的爱又深沉又专断，这种爱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体现了其自身的矛盾。她是一个很敏感脆弱的人，会在长达二十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咀嚼别人对她的某个指责或批评，隐隐约约的积怨转化成咄咄逼人的行为：鲁莽直白，冷嘲热讽。对我们，她常常会表现得残酷且不近人情，这并不是说她具有虐待倾向，只是说她缺乏深思熟虑：她的愿望不是让我们难受，只是要证明自身的力量而已。我在莎莎[18]家度假的时候，我妹妹给我写信。作为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她向我敞开心扉，吐露内心的秘密和困扰。我写了回信。妈妈拆了我的信，在普佩特面前大声读了出来，为里面的秘密尖声大笑。普佩特，气得僵在那里，因妈妈的轻蔑态度而感到受辱，发誓永远都不会原谅她。妈妈号啕大哭，在一封信中请求我帮她们和好，我照做了。
她越想确立对我妹妹的绝对权威，对我们的友谊就越加妒忌。她知道我失去了信仰，就怒气冲冲地向普佩特大喊：“我要让你远离她的影响。我要保护你！”假期里，她不准我们单独见面，我们只好偷偷在栗树林里约会。这种妒忌折磨了她一辈子，直到最后我俩还保持着瞒着她见面的习惯。
不过我们也经常被她温暖的爱意打动。普佩特十七岁时，无意间卷入了爸爸和他自认为最好的朋友阿德里安叔叔的争论中。妈妈为了她和爸爸激烈争辩，爸爸好几个月都没和他的女儿说话。后来，他对我妹妹依旧不满，因为她不愿意为了生计牺牲自己的画家事业。她继续住在家里，他不给她一分钱，也不再抚养她。妈妈坚持和她站在一起，殚精竭虑地帮助她。从我的方面来讲，我很难忘记在爸爸去世之后，她如何体贴地催促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旅行。当时，只要她叹一口气我都会回来。
她的笨拙破坏了她和其他人的关系——没有比她试图分裂我和妹妹这件事更让人遗憾的了。表哥雅克（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她对他有点爱屋及乌）来雷恩街不如以往频繁，她就会说一些自以为好笑的话来打趣他，让他非常恼怒——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决定住在祖母家时，她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很感激她并没有过多的情感表示，她也一直有意避免。然而，那年我每次在家里吃饭时，她都嘟囔着说我忽视了家庭，尽管实际上我经常回家。出于骄傲或某些原则，她从不要求什么，但会抱怨自己得到的太少了。
她没法和任何其他人讨论自己的困境，甚至包括她自己。没有人教过她如何坦诚地观照自己的动机，如何形成自己的判断。她只得躲在权威的庇荫下，但她所敬仰的权威并非一致，在飞鸟修道院的女院长和我父亲之间很难找到什么共通之处。我也经历过这种理念与理念对立的时期，那是在我的思维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并非在形成后。我的童年让我对自己抱有信心，可母亲一点自信都没有。辩论和驳斥的道路——我的道路，对她是封闭的。她会集思广益，取百家之言：最后一个说话的人就是对的。她读过很多书，尽管她记忆力绝佳，也几乎都忘了：但精确的知识和清晰的观点使环境强加在她身上的转变又变为不可能。甚至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依旧保持了这种审慎的态度。她那时结交的朋友大多也像她那样思考。她站在“启蒙”的天主教徒一边，对抗整合派的天主教徒。然而她认识的人在很多观点上都不一样。另一方面，尽管我误入歧途，在很多事情上我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我妹妹和利昂内尔的也是如此。她很怕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像个傻子”，所以继续浑浑噩噩，什么都说好，对什么都不吃惊。在她最后的那几年里，她确实在某些观念上和我们达成了一致，但当她的情感生活几近毁于一旦，她就不再用任何教条、观念、话语使自己的处境合理化。那是使她惶惑不安的根源。
在思想上与自己针锋相对，这常常使人获益颇丰。不过，母亲的问题不一样——她活得与自己针锋相对。她有很多欲望，可她竭尽全力地抑制它们，愤愤不平地忍受它们。还是个孩子时，她就用教条和禁令将自己的身体、心灵、精神紧紧束缚。人们教导她再把自己绑得更紧一点。一个精力充沛、生机勃勃的女人驻扎在她的心里，不过对她来说，这是一个陌生人，畸形而残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