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世，唐王朝建立了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国。到贞观十四年（640年），“东极于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南尽林邑（越南），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史载：“弱水、流沙，并通輶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目睹四夷君长争相入朝的盛况，欣喜万分地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面对如此勋业，太宗并不单独归功于己，而是首先想到这一功业的创议者——魏征。他回忆往事说：初即位时，有人劝我“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征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可见，对制定和推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促进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形成，魏征起了很大的作用。
怎样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感到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汉武帝主张用武力东征西讨，偏重于威服，而少怀德化，结果“穷兵三十余年，所获无几”国内还差点出了大乱子；隋炀帝“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他穷兵黩武，屡屡向边境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魏征以史为鉴，认为汉武、隋炀等汉族封建统治者凌辱、敌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甚至妄图以武力征服、消灭少数民族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主张如同对内地实行德政与教化一样，对少数民族“怀之以德”，实行仁义之政。
贞观之初，岭南少数民族酋长冯盎和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岭南各州屡次奏报说冯盎等反叛了。唐太宗下令将军蔺暮征调江南道、岭南道几十州的兵员，准备前往镇压“叛乱”。魏征听说后，便向唐太宗进谏，说：“国家政治局势刚刚平定下来，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百废未兴，人民生活尚未恢复元气，岭南地区自古以来是瘴疠之地，而且道路遥远，山川险阻，兵员和物资的交通运输是一件巨大的难题，恐怕不好解决，如果再遇上瘴气和瘟疫，那就更加麻烦了。到那时，大军搁在半道上，进退两难，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再说冯盎等人是否确实造反叛唐，还不一定，怎么能够听风就是雨，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呢？”唐太宗说：“上送情报的人不绝于途，十几次的汇报都是这种说法，怎么你还说他们造反叛乱不是真的？”魏征说：“冯盎如果真的反叛，他们就会趁我大唐政局尚未稳定之际，交结邻近蛮国，分兵占据险要之地，攻掠州县，建署政权组织。为何他几年都没有出动，武装并未超出高州？可见他们并没有叛唐之意。这么多的人告状，都说冯盎等人叛唐，陛下又没有派使臣去了解情况，做安抚工作，他们自然以为陛下真的认为他们造反，因而怀有畏惧之心，不敢入朝来京。现在，陛下如果派遣可靠的使者去冯盎那里，把陛下的意思讲明白，消除他们的顾虑和恐惧，他们看到陛下依然信任他们，就会放心地进京谒见陛下。这样，用不着劳师动兵，岭南自然照样宾服。”唐太宗听从了魏征的话，命令取消发兵攻打冯盎的行动。过了不久，有宰相向皇上奏报：“冯盎、谈殿确实互相攻打，但陛下派了一名使者去了之后，整个岭南都安然无事，冯盎已派他的儿子作代表，入朝候见了。”唐太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当初，岭南诸州都说冯盎造反，朕已决定发兵征讨，魏征反复劝谏，认为只要示以诚信，怀以仁德，就必然可以不讨自服。我听从他的意见，就获得了岭南平安无事的可喜局面。他的一个进谏，胜过了10万军队，功劳确实不小，应该嘉奖！”赐给魏征500匹绢。
对于各少数民族，魏征主张不要强行改变他们的习俗，仍以他们原来的营长担任都督、刺史等职，统辖原来的地区，这就是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打败了突厥颉利可汗以后，突厥部落有近10万之众表示归降。对他们如何处置，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朝廷君臣们展开激烈争论。有些朝臣主张将突厥部众拆散为各个互不统属的集团，迁徙到内地州县，使他们改变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化牧为农，这种强制同化的政策，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融合。当时以秘书监参与朝政的魏征同中书令温彦博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他们二人都是反对强制汉化的，主张对突厥“全其部落，不离其土俗”，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把近10万降众安置在内地还是让他们归其旧土的具体措施问题。温彦博主张将他们安置在河南（指今内蒙古河套一带），保全他们的部落，不改变他们的习俗，一则充实了空虚的地方，二则表示没有猜疑之心。魏征则主张应当立即把他们遣还河北（指黄河以北之地）居其旧土。他说：突厥世寇中国，万性冤仇，人面兽心，非我族类，怎么可以拿内地给他们居住呢？而且现在降者近10万，几年以后，滋生繁育超过几倍，让他们居住在京城附近，必将成为后患，尤其不能把他们安置在河南。魏征说突厥“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固然反映了他的民族偏见，但他主张让突厥降众仍居其旧土，则是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的。太宗平时十分注重魏征的意见，然而这次却没有听他的，而是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于是，有大约10万突厥人迁入中原，其中有近万家定居在长安。太宗挑选部分代表担任京官武职，任职五品以上的将军中郎将约有100多人，差不多占了朝廷武官的半数。大批突厥人内迁，对于促进民族融合是有利的，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麻烦。贞观十三年（640年），太宗驾临九成官，突厥颉利可汗的弟弟中郎将阿史那结社率暗中勾结他的部众，支持突厥颉利的儿子贺罗鹘，夜袭皇帝住宿的地方，事情败露，很快都被捕杀头。太宗从此后悔不该将突厥部众安置在内地，于是遣送他们的旧部到黄河以北的地区，让他们镇守原来的定襄城，立李思摩为可汗统率他们。太宗慨叹道：“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肯定了魏征就地安抚各少数民族的意见。朝廷先是在突厥族旧土设置了羁縻府州，继而在南方、西北、东北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羁縻府州。这种羁縻府州，成为唐朝设置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行政单位，大的为都督府，中为州，下为县，府都督、州刺史均由朝廷任命的少数民族代表担任，随之取消了少数民族首领原有的可汗称号，这实际上是把郡县制扩展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羁縻府州之上，又设置都护府，作为联结朝廷与羁縻府州之间的纽带，极大地促进了边疆的统一。为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又使这些府州保持相当的“自治”权，例如：规定府都督、州刺史经过朝廷批准，可以世袭；所收贡赋基本上自行支配，仅以少许向朝廷“朝贡”，等等。这种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就地安抚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对于唐代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由于制定和实行了符合实际情况、顺应时代潮流的民族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各少数民族中的威望，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成为中华各族共同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辽远的边疆各民族“依唐若父母然”，宋朝的王溥说：“统制四夷，自此始也”，对贞观君臣们民族政策的成功，做了中肯的评价。
总而言之，魏征辅佐太宗执行了一套较少歧视少数民族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在贞观年间奠定了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不可否认，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魏征和唐太宗的民族观，都不可能超出儒家以汉族为正统对少数民族实行所谓“德惠”政策的范畴，从而，也有着明显的民族偏见。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制定和执行的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和措施，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辅佐唐太宗改革朝政的同时，魏征还帮助太宗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政策，从而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史册中，留下了一段少见的灿烂记录。
魏征一贯主张：“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只有内部统一、安定，才有可能对外实行开放；只有具备了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才能为对外开放提供雄厚的物质、思想基础。要想使友邻宾服，必须自强不息，在各方面做出榜样，而不是闭关锁国。据《魏郑公谏录》卷5载，有高丽等三名外邦僧人求学来到中国，先到了莱州，莱州右司立即上报朝廷。唐太宗认为：这些外邦人来中国，并非为了学问，只是来窥探国家的虚实，因此不必让他们到国都长安来。魏征却不这么看，他对太宗说：“陛下所为若善，此等固当取则；若不善，虽拒蛮夷亦无益也。”他辅佐太宗励精图治，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迅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唐王朝的国力，在客观上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在对外交往上，魏征主张“伐罪吊民”，实行以仁德为主导的和平外交政策。据《贞观政要》卷9载，贞观十四年（641年），侯君集平定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唐太宗打算把高昌并入版图，设置西州。由于高昌国王是太宗登基以后首先来朝拜的国君，后来因为听前来做生意的胡人说：高昌国王阻止西域来唐朝纳贡的人前来朝见，加上高昌国王对唐使节无礼，太宗才一再讨伐他们。而且，高昌远离内地，如果在那里设置州县，经常需1000多人去镇守，几年更换一次，每次来往交换，死亡的会有十分之三四，实为劳民伤财。但是，魏征不主张灭亡这个国家。他对太宗说：“如果罪过只追究高昌王麴文泰一个人，这也就行了，不如借机安抚高昌国的人民，而立高昌王的后代为王，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他这种讨伐有罪的统治者，慰问受难的人民，从而使威德遍及外邦的主张，可说是治国之良策。虽然太宗未能采纳他的建议，在高昌旧地设置了西州。但魏征提出的伐罪吊民、以仁德为主导的和平外交政策，却是值得肯定的。
魏征主张国内外商人自由来往，互通有无，各收其利，他协助唐太宗制定了比较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贞观之初，周边邻国是遵照历朝惯例，采取“朝贡”的方式与唐帝国进行友好往来的，对前来“朝贡”的外邦使节，唐政府则按照“宾客”的礼遇，对他们进行接待，这样，沿途州县必须无偿提供劳费，使得“边民荒耗”，“不胜其弊”。魏征认为这种做法，“非中国之利也”，他主张“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魏郑公谏录》卷1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高昌王麴文泰将前来“朝贡”，西域诸国也都打算遣使前来。太宗于是派遣胡人厌怛纥干出使西域，引导诸国使节入朝。这将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朝贡”，来者不下十国，使者不下千人，沿边诸州必将空耗财力，人力以供劳费，政府也要耗费大量的资财和精力来接待外宾，回赠的物品也将不计其数。魏征极力阻止这种劳民伤财的活动，他赶紧进宫劝阻说：国家刚刚安定，创伤尚未恢复，如果再有劳役，百姓将不自安，往年高昌国王来入朝时，马才数百匹，所经州县还无力供给，何况现在要搞这样大规模的接待呢？事既不济，人心万端，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他言语恳切地建议说：“若任其兴贩，边人则获其利；若引为宾客，中国则受其弊矣。”把原来空耗财力的“朝贡”与接待“宾客”，改革为“任其兴贩”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是利国富民的创举。太宗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果断地追回了遣往西域的使节，停止了这次图虚名而得实祸的“朝贡”活动，从允许边民互市开始，逐渐扩大了对外开放的范围。
为了确保对外开放政策的顺利实施，魏征还协助太宗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有关法律条文和具体规定，既从制度上给予方便，又严格限制而不使其损害唐王朝的利益。例如：贞观法律规定：未经政府批准，国内、国外任何人不得“越度”出入国境；不得“私相贸易”（指走私）；不得贩运军火。因公出、入访的国家使者，不得“私有交易”，非“入朝听住”的外国人（即临时来唐访问、经商者），不得娶唐妇女为妻妾；任何人不得行“间谍”之类的违法活动。对于违反上述各条的外国人，视其情节轻重，照律予以处罚。这些既有利于开放，又不放任自流的规定，一方面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另一方面也使官员在与外商交往中做到了以德为本，保持高尚的国格和人格。
在涉外交往的实践中，魏征也同样十分注重国格、人格问题。《魏郑公谏录》卷1载，有一次唐太宗遣使到西域立叶护可汗，同时又另派人带上金钱去西域诸国购买马匹。魏征直谏说：“今发国使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缘诸国市马，势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立可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不得立，则以为深怨。诸蕃闻之，必不重中国”。“但使彼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他还讲了两个历史故事进行讽谏：从前汉文帝时，有人敬献了一匹千里马。文帝说：我出游时，吉行日30里，凶行日50里，而且车舆在前，属车在后，我独骑千里马走在哪里呢？于是，赏了盘缠让献马者回去了。汉光武帝时，也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他用马驾了鼓车，把剑赐给了骑士。讲到这里，魏征直言不讳地说：陛下凡行事举止，总想在三王之上，为什么至于此事却在二帝之下呢？接着，他又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魏文帝想买到西域的大珠子，廷臣苏则劝谏说：“若陛下惠及四海，则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魏征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如不能幕汉文之高行，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欣然停止了购马之举。魏征之言，未免有施展权术之嫌，但他劝谏太宗保持国格和皇帝的人格，却是相当有意义的。
史籍中记载魏征提醒太宗注意保持高尚的国格、人格的事迹还有很多。比如《魏郑公谏录》卷2和《谏绩录》载。新罗国（朝鲜古国之一）献美女二人，林邑（越南）献五色鹦鹉。魏征进谏说：“蕃夷献女，诚不足怪。但今日受纳，实非其时，道路传闻，必生横议。若微亏圣德，悔不可追。”太宗欣然同意，将二女并鹦鹉交付使者带回本国。
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对外开放的进展，太宗在引进外国新奇物产、先进技术的同时，本人也购进了一些“珍奇”的奢侈品。魏征于贞观十三年（640年）所上著名的《十渐疏》中批评他，“倾年以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以此作为太宗渐不克终的表现之一。对类似这般有损皇帝人格的事情，不厌其烦地进行匡正。注意维护国格、人格，这自然是与魏征本人高尚的官德分不开的。
当然，贞观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但它毕竟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最值得称道的对外政策。正是由于对外开放，促进了唐王朝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加深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正是由于对外开放，促进了唐初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使唐帝国得以在世界上占据更加领先的地位；也正是由于对外开放，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辉煌成就，才能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诸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魏征辅佐太宗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诸方面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开明的、进步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唐初封建社会的发展，开创了史书上极富盛誉的“贞观之治”。唐初社会呈现出“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予道路”，“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频至丰稔，斗米三四钱”的升平景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敝，国无饥馑之灾”，这些记载虽然不免有溢美成分，然而基本上是反映了当时盛世景况的。“贞观之治”的开创，不仅使隋唐之际残破不堪的经济得以迅速复苏，而且为以后封建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魏征、唐太宗等贞观君臣们创建的勋业，不仅为国内各族人民称道，而且也博得了异国他邦的广泛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