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山泊诸好汉之中，有大将风度的，似只有林冲一人。林冲的武艺高强，我们可以不必再说，至于林冲的才识过人，我们只看他火并了王伦之后，就请晁盖坐第一把交椅，吴用坐第二把交椅，公孙胜坐第三把交椅，以为“鼎分三足，缺一不可”（第十九回）。到了晁盖中箭而死，山寨无人主持，最初出来与吴用、公孙胜商量，其次又引率诸位首领，公推宋江为临时领袖的，也是林冲（第五十九回），处处从大局着想，不是胸有经纶济世之才，哪里能够做到。至于关胜，虽然施耐庵也极力描写其人格，他“低低说了一句”，就活捉了张顺，再“低低说了一句”，又活捉了阮小七（第六十三回），但是写来写去，总不及林冲厉害，卒被呼延灼欺骗，活捉上山（第六十三回），然而上山之后，他的地位竟在林冲之上（第七十回），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理由，若必强求其理由，大约因为关胜姓关，而林冲只姓林吧。试问姓关的人何以有这样的特权？看过《三国志演义》的人大约知道关云长的义气吧。中国的下层阶级最重义气，因此，也最崇拜关云长。梁山泊是下层阶级所组织的团体，而关胜则为关云长的嫡派子孙（第六十二回，在第六十三回，戴宗回山报告，只称关菩萨，而不敢称关羽），他们为了崇拜关云长，所以不能不提高关胜的地位，使其在公孙胜之下，林冲之上。要之，关胜的地位所以比林冲高，乃由于门第关系。
关羽有此地位，真是吾人意想不到的事。据陈寿的《三国志》，关羽乃任气用事之人，即如陆逊所言：“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吴志·卷十三·陆逊传》），不能用外交手段，东和孙权。“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蜀志·卷六·关羽传》）。到了羽围樊城，擒得于禁等，又因孙权之不出兵来助，复“骂曰：‘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耶。’权闻之，知其轻己”（《蜀志·卷六·关羽传》注引《典略》）。卒至孙权联合曹操，而刘备便失去了荆州，不知何故，施耐庵的《三国演义》竟然大捧关羽，而今后人以小说所写的为真实的事。
梁山泊乃是革命团体，革命团体本来不应该讲门第。试看刘邦吧！他的部下，除了张良之外，萧何、曹参由小吏出身；陈平家贫，只能代人料理丧事，先往后归，其一口；韩信贫而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周勃以织薄曲为生；彭越屈身于盗匪；黥布由囚徒出身；樊哙由屠狗出身；郦食其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只做里监门吏（均见《史记》各本传）。然而刘邦利用他们，卒能得到天下。同时，与刘邦争天下的项羽怎样用人？据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即刘邦用人，不重门第，项羽用人，只知亲戚，刘邦成功，项羽失败，是应该的。
中国社会一面是平等的社会，同时又是不平等的社会，秦汉以前，政在贵族，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然据《史记》所说，舜不是历山的一介农民，而是帝颛顼的六世孙，即尧的族玄孙（《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禹父已做大官，而禹又是帝颛顼的孙，即尧的族弟，舜的族高祖（《史记·卷二·夏本纪》）。即他们让来让去，只让给自己的血族，至于“百姓”“黎民”绝对不能一跃而登天子的宝座。夏的天下为殷所得，殷的天下为周所得，然而殷的先祖名契，为帝喾的庶子，即尧的异母弟（《史记·卷三·殷本纪》），周的先祖名弃，为帝喾的嫡子，也是尧的异母弟（《史记·卷四·周本纪》），他们打来打去，而天下也不过归于同一血统的人。换言之，舜之继尧，禹之继舜，无异于孝宗继高宗而帝宋，汤之伐夏，武之伐殷，无异于成祖伐建文而帝明。即不管怎样禅让或讨伐，而天下则均归于一家所得。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贵族政治愈益明显，列国卿相均出身于贵族。秦汉以后，封建既废，而始皇又徙诸郡豪杰于咸阳，汉高祖更徙齐诸田、楚昭、屈、景于关中，于是贵族之势渐衰，终而沦与庶姓为伍。但是汉代传祚颇长，勋臣外戚为数不少，金、张、许、史、马、邓、阎、窦诸勋戚，金绍相继，赫奕一时，所以旧贵族虽然失势，而新门第又复产生。袁绍四世三公，已为当时人望所系，而孔融更以千馀年前，孔子问礼于老聃，对于李膺，自称为“我是李君通家子弟”。一方社会尊重门第，同时人们又以过去的谱牒自夸。降至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由陈群建议，设置九品中正之制，而州郡中正均以著姓士族为之，于是他们遂“计官品以定品第，天下唯以居位为贵”。晋兴，乃沿魏制，从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刘毅谓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确是当时实情。永嘉大乱，人民奔迸流移，士族一部分渡江，一部分残留北方。南方在孙吴时代，士族已有势力，而如葛洪所言，“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晋武平吴，又承认他们的固有权利，不加压制。同时渡江之士复带其部曲与宾客同行，晋代公卿多有家兵，司徒王浑归第，有家兵千馀人（《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苏峻南渡，亦带其部曲以从（《晋书·卷一百·苏峻传》。所以在侨迁之中，仍保存其社会的地位。他们一方建立政权，这有恃于王谢二家之力者甚大。王家建立南方的政权，淝水之役，谢家战败北寇，维持南方的政权，所以王谢二家便成为江南贵族的领袖。到了南北朝，南朝易代四次，而王谢二家在政治上均有势力，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其在北朝，后魏起自阴山，本来没有姓族，到了入主中原，欲把游牧经济改变为农业经济，即部落组织改造为国家组织，不能不采用中华的文物制度，于是遂同五胡一样，从当时强宗大族所建筑的坞堡之中，学习了中华的生产方法，又组织了与这个生产方法相适应的国家。当时北方豪族之受重任者，在太祖道武帝时代，有清河崔玄伯，拓跋氏改国号曰魏，即从玄伯之议。而“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时代，崔玄伯之子浩亦秉朝政，凡“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世祖尝“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其后，浩分别氏族高低太过急进，而为代北武人所反对，遂借修史之名，而遭灭族之祸。而范阳卢玄则以儒雅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赵郡李孝伯亦受知于世祖，“恭宗曾启世祖，广征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此外如京兆韦阆，京兆杜铨，河东裴骏均被征辟（《魏书》卷四十五各本传）。到了高祖孝文帝时代，陇西李冲创三长之制。终佐孝文，成就太和之治，“任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魏书·卷五十三·李冲传》史臣曰）。而华阴杨播一家，“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魏书·卷五十八·杨椿传》）。所以史臣才说，“荣赫累朝，所谓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史臣曰）。此不过略举数姓言之。强宗大族因是后魏的宗师，后魏不能不任用他们而尊重其门第，甚至把自己的种族也向士族门第转化。而如唐代柳冲所说：“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柳冲传》）。于是北朝遂和南朝一样，士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成为特权阶级。
隋文肇兴，开皇年间废除九品中正之制，借以打击强宗大族。但隋文起自关西，他自己又是关西豪族之一，所以除南朝豪族之外，北朝豪族尤其关西豪族并未曾受到致命的毁伤。炀帝即位，又置进士科以取士（《旧唐书·卷一百十九·杨绾传》）。于是东汉举士专用考试之制又复兴了。唯因隋代举士颇重词藻，“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籍唯是风云之状”。以此取士，何能得到英才，何况“隋文帝开皇七年制，工商不得入仕”，则工商不得参加考试，而有资格参加考试者则为城里的殷户及乡村的富农。
隋亡，唐兴，李渊陇西人，其系统也是属于关西，他常以家世自夸。太宗即位，虽然压迫山东豪族。但是数百年来，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社会上的名望固非政治力一蹴就可以推翻的。所以朝廷虽然压迫，而当时大臣，例如魏徵、房齿龄、李犹愿意与他们通婚。高宗时，李义府又加以压迫。这样，山东世族的地位稍稍降低。但是唐代并不是完全反对门阀观念的。“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太宗就是要用冠冕以作门阀高低的标准。高宗时代的姓氏录可以说是太宗思想的实现。唐代既然不欲推翻世族，最多不过欲用新世族以代替旧世族，所以当时人士尚有门阀观念，而山东世族的名望依然存在。例如：“李彭年慕山东著姓为婚烟，引就清列，以大其门”（《旧唐书·卷九十·李怀远传》）。而且唐代虽用考试之制以取士，但考者必须填明三代履历，三代不清白的，不得应考。科目既沿隋之制，限于文章词赋，而资格又须填明三代，那末，草莽英雄哪里能够置身于朝廷之上？人们在政治上所要求的，乃是宦路公开，任谁都可利用自己的才干，取得相当的地位，现在上层阶级乃用种种方法，独占朝廷的官职，那末，才智的士为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当然不免“辍耕太息”，恶用其才了。阮小五说：“我弟兄三个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能识我们的”（第十四回），这句话不是阮小五个人的话，乃是普天下不得志的人的话。朝廷既不能用，他们当然“三月无君，惶惶如也”，别求一个领袖。领袖找着了之后，他们“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阮小七的话，见第十四回），把全身热血给识货人，也是当然的。
五代大乱，当时上自天子，下至方镇，半出强盗，半为朱邪种族。至宋，衣冠旧族，族谱罕存。因之一般人民就不能以谱牒自夸，门阀政治完全绝迹，继之而发生者则为纯粹的官僚政治，不过考试仍重词赋，所以豪杰之士不长于雕虫小技者亦无法进身仕界，最多不过为吏而已。宋江不失为一个识货的人，梁山泊诸好汉愿意为他拼命，是应该的。但是宋江把关胜放在林冲之上，则宋江尚不免有门第观念。革命的团体须用革命的手段，任用革命的人物，不但不宜讲门第，并且不宜讲资格，讲经验。萧何、曹参不过一位小吏，有什么资格？韩信未拜大将以前，在楚为郎中，在汉为连敖，有什么经验？知其才而重用之，一面可使他们死心服从，同时又可使他们发挥才干。若必一一试验，一一观察，待他积了经验之后，而后重用，则有才的人何能久待，将学韩信的奔亡。不敢奔亡的人，则只是碌碌庸才而已。碌碌庸才有什么经验？他们的经验，充其量，不过吹牛拍马而已。宋江看重门第，这是宋江不及刘邦的地方，刘邦能够得到天下，宋江终为绿林草寇，不是没有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