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我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是苏秦的话。同时张仪呢？
张仪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座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志，子为我阴奉之。”
由他二人的事看来，我们对于士大夫阶级，可以得到一种结论：穷则发奋，舒则苟安。
何以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呢？士大夫阶级是一种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乃对于基本阶级而言，在古代，基本阶级为贵族与农奴，在今日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中间阶级则站在贵族与农奴之间，亦站在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幸运的可以上升为贵族或资本家，不幸的则要下沉为农奴或劳动者。他们的地位是浮动的，所以他们和基本阶级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利害关系足使他们发生阶级意识。何况他们又常常猛烈竞争，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因此之故，他们更难精诚团结。总而言之，中间阶级没有阶级意识，不能精诚团结，而为一种浮动的阶级。
士大夫阶级就是中间阶级的一种，他们在经济上，站在剥削和被剥削之间，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他们可以上升为支配阶级，也可以下沉为被支配阶级。因此之故，他们常常分裂为小集团，隶属于各基本阶级，成为精神的斗士，一部分为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部分则为被支配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为了开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数依靠于支配阶级，要求支配阶级的援助，但是他们一旦知道支配阶级不能援助自己，他们又不惜离开支配阶级，而投降于被支配阶级的革命团体之中。不过他们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间，所以他们的投降又是不可信用的。当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他们的热血固然也上升到沸点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过了之后，而入于最后的持久的斗争，他们又不免动摇起来。里谚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为士大夫阶级有这种性质。
我曾说过：在中国最有势力的，有两种人：一是绅士（大地主），一是流氓（没落的农民），地主可以做皇帝，流氓也可以做皇帝。至于士大夫阶级则站在二者之间，自古至今，没有一人曾做过皇帝（参看《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所谓“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须遗臭万年”，这句话绝对不是士大夫阶级所能说的。试看桓温吧！他祖父名显，做过郎中，他父名彝，做过太守，当时显宦如王导、周、谢琨、庾亮、温峤等都是他父亲的好朋友。桓温所以名温，就是因为“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闻其声，曰：‘真英物也。’彝以峤所赏，故遂名之曰温”。到了桓温年长就娶晋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妇，由他门阀看来，实是一个贵族。后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但是温自负才力，久怀异志，曾“抚枕起曰：‘既不能留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常行经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所以兵败枋头之后，就想篡夺晋祚，废帝奕，而立简文帝。侥幸天不亡晋，桓温得疾而薨（《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晋虽不亡于贵族的桓温，而卒亡于流氓的刘裕。裕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里所贱。所以由裕的出身看来，确是一个流氓。同时与桓温齐名的，有一个殷浩，他是江东名士，为风流谈论者所宗。简文帝以“浩有盛名，朝野推服，故引为心膂，以抗于温”，拜为建武将军，参综朝权，因此，温浩二人颇相疑贰。“王羲之密说浩，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后浩北征败绩，桓温上疏弹劾，遂废为庶人。温虽怨浩，然尚说：“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所以不久就想“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由他两人的事看来，可知贵族与士人的胸襟完全不同。贵族不以“位极人臣”为满足，稍有机会，就想窥窬非望。反之，士人一旦失脚，就不惜降伏于昔日敌人之下，甘为一个尚书令。
王伦本是一个落第秀才，我们固然不能由落第秀才四字，断定王伦的人物，然却可由秀才二字，断定王伦的胸襟。士大夫的秀才最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帝皇。他们不能做帝皇，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干不够，乃是因为他们是中间阶级，胸襟不广，只配帮别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独立做大事，萧何帮助流氓的刘邦，范增帮助贵族的项羽，就是一个证据。
士大夫阶级只配做人臣，不配做人君。做人君的用人，用人的当能知人，不但不宜妒才，且须爱才，用别人的才，以补自己的拙，这是人君的要件。刘邦不过沛下一个亭长，有什么才干，然而他能把政权委托萧何，把军权委托韩信，而又任用张良为谋士，所以能够得到天下。桓温虽然同殷浩不和，然而后来还想拜浩为尚书令，也是因为他胸襟较大，想做皇帝。反之，为人臣的用于人，用于人的，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势不能不压低别人的地位。既要压低别人的地位，其结果常常嫉贤妒才。庞涓与孙膑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
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恶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
由秀才出身的王伦当然也有这种性质。当林冲上山之时，王伦若有大志，理应推心置腹，待以国士之礼。但是王伦竟然因为林冲武艺高强，恐怕他认破自己手段，拒绝上山，到了林冲苦苦哀求，又复以“投名状”相强；而既许入山之后，又只许林冲坐第四位（第十回及第十一回）。这种态度，林冲何能心服。且看刘邦吧！他任用韩信，何等痛快。
何（萧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韩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刘邦）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
此后韩信不听蒯通的话，且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是有理由的。
反之，项羽用人，据韩信说：
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老臣范增也离开项羽而他去，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然而秀才配做什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进取，连一个林冲还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
士大夫阶级既然穷则发奋，舒则苟安，则国家对付士大夫的方法，当使他们不至绝望而后可。士大夫最有耐性，他们若有一线希望，宁可守株待兔，不愿背城借一。由于这个要求，就产生了科举制度。中国取士之法，本不适当，试之以词章，按之以资格，所谓“选贤与能”之意，绝对不能达到。但是雕虫末技既然成为士大夫进身之道，士大夫当然“棘闱呵手暖，铁砚研磨穿”。“投至到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十数年”，这种方法只足消磨人们的志气，何能发展人们的天才。不过志气消磨对于皇家是有利益的。因为其人既无大志，当然不会发生窥窬帝位之心，何况年年考试，尚可悬士大夫希望之心，今年落第，明年再考，明年落第，后年再考，然而光阴易逝，年复一年，他们年龄已老，意气全消，这个时候，他们虽不得志，亦只能老死牖下，绝对不能铤而走险了，这是历代贤主贤君注重科举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