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和谐社会”是最热门的一个词语。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理想，和谐社会当然不会拒绝人类一切优秀的治理成果。
在中国历史上，虐纣亡于周，暴秦灭于汉，荒淫无耻的隋炀帝激起天下诸侯反叛，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农民军的号角声中被埋葬。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苏联，一夜之间轰然解体，僵化了思想，脱离了人民，滋生了特权阶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东欧剧变，世界上其他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政权，问题都出在这个“处下”没有真正做好，这个“善地”没有“居”好，从而拱手让出执政权力。其之初兴，何不勃然；其之亡也，何不太速！
老子在《道德经》第九章中由衷地称赞水的美德，认为水是最好的“善”。这种善等同于“上德”，具有最为接近“道”的品质：纯洁明净、甘居幽下、变化无碍、兼容宽厚、方圆自在、动静合时、生生不息、周流不止、滋润万物、利乐无争……老子赞美水的“善”的德行，推崇它“不争”的品质，描述它“无尤”的境界，他在这章以水来比喻执政主体，以“万物”和“众人”来比喻执政对象，以七个“善”来比喻执政方法，以“利物”来比喻执政宗旨，以“不争”来比喻执政理念，以“无尤”来比喻执政目标，短短40个字，字里行间蕴涵着精微广大的治国执政思想，展示他高瞻远瞩的治世利民大略，体现出浓郁宽厚的仁政爱民情怀。这一章通篇闪烁着“善治”光芒，历来为执政者所重视和借鉴。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地位“是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把进北京称之为“进京赶考”，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些伟人的远见卓识都体现了“居善地”的思想。用唐太宗的话来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执政者不去做高高在上的“龙舟”，而来效法水的“居下”特性，做一滴融入大海的水，这样的水才会永远不会干涸，其性永存，其政恒在。
统治是国家形成史上的耗时最为漫长的一种政府执政现象，在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深刻背景的国家活动中，统治是一种客观的必要。统治权在长时间里是不同阶级拼命争夺的对象。统治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养成并日益强化了一个被叫做统治机器的政府。政府强大了，统治力无所不及、无处不至。当然，这是有沉痛代价的。
那什么是善治？它包含哪些政治要素？从政治学角度讲，治理和公共权威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进行的管理过程。“统治有善政与恶政，同样治理也有善治与恶治，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共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俞可平认为，善治需要以下几个要素，“法治、参与、公正、透明、责任、有效、稳定、严谨”。
俞可平为什么坚持，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善治？首先，他认为，“善治包含了传统的政治理想状态，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了善政、仁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各级官员要像父母一样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和偏爱，而仁政和善政主要意义在于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当代，善政或者仁政，都是公民对政府的期望与理想，这种期望里包含着公民希望廉洁的官员、高效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等。
不久前，俞可平在《学习时报》上撰文《依法治国必先以法治党》，引起各界热议。他的善治理念，也是这些年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之一。
政府治理是对统治的否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基础上的一种量度和质变，治理是一种辩证的政府行政过程，它最终也要被新的否定力量突破。治理更高的一级层次是“善治”，“善治”是对治理的哲学上的否定，是政府行政发展史上的更高的境界。
“政府善治”是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杭州是中国幸福感指数第一名城市，市民生活在杭州的感受，除可基本的安居乐业，还包括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参与城市管理。”杭州市市长蔡奇作了这样的判断。并且他也表示，“老百姓有权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杭州市政府的重要活动或全体会议今后都将进行视频直播，杭州各区县市也将因地制宜，通过网络直播形成互动。
幸福指数来自于不丹的实验。他们设计出了GNH（国民幸福指数），用以替换单纯的经济衡量指标GDP。其中涵盖了经济、文化、社区、心理，还包括政府善治等多项指标。对此，国际多有认可，国内也在积极引进，只是国情不同，文化迥异，中国GNH的具体构成只能说还处于摸索阶段。但是，无论如何，“政府善治”这一条，是必然应该具备的。
不丹的“政府善治”指标有如下内容：中央政府在减少贫富差距上的表现；中央政府在反腐败上的表现；言论自由；反对各种歧视；对中央各部门的信任；对各区统治的信任；对媒体的信任。这几种内容的设定，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人民群众是“政府善治”最终评判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杭州令人钦佩，这开放了更为广阔的公众参与渠道——公众“有权”知道，对应的其实是政府“有义务”让公众知道。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对是否该公开相关信息讳莫如深，装聋作哑，借故推托。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的“幸福指数”中，“政府善治”一定得写入，政府保持公开透明的义务，需要明确提出。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也需要全民的通力合作。公众公民意识觉醒，也有参与社会治理的期盼。这三点理由，提醒我们必须重视“政府善治”这一指标。否则，政府的强大，有可能会导致民间的压抑，并产生政府自身的腐败现象；政府决策过程太过自我的话，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时容易遭遇来自民间的抵抗；而公众长期处于“被决策”的地位，也会在心理上存在失落感，进而演化为对地方政府的不满。
追求民生幸福最大化将是执政党永恒的价值追求，否则其政治体制和执政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就会成大问题。发展好民生幸福是真正落实“以人为本”、“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的必要前提，是促进党执政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入点，也是提高政党善政能力和行政效率、树立良好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和必然要求。抓住民生问题和民生幸福，也就是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政党执政治国才有了方向和目标。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201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