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也许对“美”赞不绝口，但真正能令人们为之震撼的是美国追求的“大”。想想如下事物便能看清：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纽约的中央大车站、美国航母舰队的建制、通用电气、麦当劳巨无霸汉堡。欧洲人崇尚复杂精妙，日本人偏爱小巧玲珑，美国人则青睐气势磅礴。
这也正是中国令美国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中国更大，其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使美国相形见绌。中国的人口有13亿，多达美国的4倍。100多年来，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一直踌躇满志，幻想着要拯救10亿人的灵魂、消除20亿人的腋臭，但这始终也不过是做梦而已。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它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颤。”中国似乎就是按照拿破仑的指令，昏昏沉沉地睡了将近200年，成了供列强争雄的俎上之肉。历史上，日本曾经对中国亦步亦趋。但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日本在战场上都强于中国。
中国的崛起使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将1979年视为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个超级大国由此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在当今全球，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中国号称“世界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水泥和汽车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仅在2005年，中国的建筑工地有26亿平方米之多，是同期美国建筑工地面积的5倍多。目前，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放映机和鞋类商品都是由中国生产的。虽然从人均角度讲，中国仍很贫穷，前进的车轮随时可能停下。但中国若以当前的速度增长下去，不出很久就将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
中国的崛起将从根本上挑战美国的认同感。美国人或者寻求重塑美国，或者像从前面临的类似处境一样，猛烈打击新兴崛起者。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认为，横向来看，中国发展道路是“最不坏”的。中国的未来，“不是所谓‘把故宫拆掉建白宫’，而是制度创新，建立超越西方的，更适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美国人如果了解后面这一句的话，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金融危机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就是指自己独特的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开放的，发展中的，可以不断完善的。可以解构为“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个基本特点。“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这句话是真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排名，只要引入两个因素，就会发生巨大变化：第一个因素是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PP），而不是官方汇率来进行计算。
一般认为，购买力平价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可靠。例如，日本餐馆吃饭比中国贵10倍。按照官方汇率来计算，同样准备一顿饭，日本餐馆创造的GDP就比中国餐馆大10倍，以此类推，误差只会越来越大。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在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在2009年超过了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12个老牌工业国经济总和，并可能在2015年超过美国。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的房产。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住房自有率全球领先。以上海浦东的一户普通人家为例，它的房产约等于250万人民币。资产约合27万欧元，事实上，比50%的瑞士人、50%的美国人资产都要富有。过去30年，中国人总体财富增加的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
一般西方国家的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辈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一套产权房。瑞士的住房自有率仅36%，大约为上海的一半。事实上，中国人在住房上的要求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论资产，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是中产阶级。在欧洲，能拿到银行的放贷，就是对中产阶级地位的确认。在瑞士，如果房贷付清了，就是富裕阶层。
至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机会远远多于海外，多于所有发达国家机会的总和。所以移民国外的人，要充分考虑好自己在经济上可能会蒙受的损失。从1840年到1978年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太平时间没有超过9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怪圈，所以中国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再给中国10年的稳定，中国还会给世界更大的惊喜。中国的崛起规模、速度，人类历史上没有过。
对西方人来说，关于以亚洲为经济中心的世界的说法似乎难以想象。正如以长远历史眼光看问题的中国学者常常指出的那样，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事实上，当欧洲尚在黑暗时代摸索并进行灾难性的宗教战争时，中国就已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世界著名的历史数据考证和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进行了描述，中国的西汉，北宋，明朝，清朝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依次为：西汉（公元1年）为26.2%，北宋（公元1000年）为22.7%，明朝（公元1500年）为25.0%，明朝（公元1600年）为29.2%，清朝（公元1700年）为22.3%，清朝（公元1820年）为32.9%，清朝（公元1870年）为17.2%。
以1600年为界，向前10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55.4％，占世界GDP合计的29.1％，比美国现在的水平还要高；向后10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13.75％，世界GDP累计增长率降至12.74％。
15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15万人口，而在广州，仅外国人口就达到了20万，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1840年，上海口岸的贸易额超过了伦敦。直到18世纪，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经济水平才逐渐超过中国。
麦迪森认为，贸易是连接世界各国经济的管道，中国“17世纪危机”与不平衡贸易及流动性转移有关，或者干脆说是其根本原因。作为重要的历史背景，中国自晚唐起一再遭受游牧民族入侵。那时的战争与其说是外交的延续，不如说是增加本国流动性（货币）供给的工具。几乎每一次战争都导致中国货币（以白银和绢帛为主）的大量流失。此后的宋朝之所以出现纸币，印刷术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战争造成的实物货币短缺。之后的元朝亦大致如此。接下来的明朝，渐渐淘汰了纸币，并最终确立了白银在货币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当中，政府税收及民间大宗商业活动几乎全部采用白银结算。
但是，此前曾遭遇白银大量且持续流失的明朝到哪里去获取白银呢？答案即是出口贸易，确切地说是出口大于进口的不平衡贸易。由于进口商被要求采用白银作为结算工具或世界货币，在进口极少量商品的同时，明朝进口了大量的白银（流动性输入）。幸运的是，当时的地理大发现，让欧洲人在美洲获得了充足的白银供给。稍后则是日本的白银增产。在明朝，实施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之后，世界近一半的白银借助贸易的途径流入明朝。
亚当·斯密说过：“货币与财富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同一语。”即是说，货币就是财富。明朝之所以在16世纪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恰恰就是凭借了不平衡贸易所提供的流动性。
然而，不平衡贸易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有国际学者研究表明，15—17世纪，欧洲自美洲输入的白银，有40％输出到了中国，用于满足欧洲人对中国产丝绸、瓷器、茶等消费品的习惯性消费需求。此外，经由菲律宾流入明朝的白银，以及由日本流入明朝的白银，几乎与欧洲的流入数量相等。由于欧洲白银的大量流失导致其流动性陷入严重短缺，加上世界白银生产出现大幅减产，在没有白银继续流入明朝的情况下，明朝终于陷入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先是恢复使用铜钱，后是大量发行不足值的铜钱，最终在持续旱灾和1626年北京大地震等一连串自然灾害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农民起义当中，明朝宣告灭亡。
当中国的出口因进口国流动性短缺而被迫中断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自然也难逃厄运，世界经济亦因此放慢了脚步。
过去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显然是由贸易推动的。1990—2006年，世界GDP累计增长了1.21倍，而世界货物贸易累计增长了2.49倍。不过，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以更高的外汇储备增长为代价的。后者同期增幅高达2.63倍，由最初的0.9万亿美元增长到3.38万亿美元。
至2011年，中国外储备已连续六年稳居全球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发钞国的缘故，外汇储备的增长对于贸易顺差国或储备国来说是增加流动性，对于发钞国来讲也是在增加流动性。不幸的是，美国得自于该等不平衡贸易的流动性，并没有用于提高生产力，确切地说是增加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而是将其中的1万亿用于反恐战争，另外2万亿连同其他渠道获得的流动性用于次级住房贷款。其结果是，美国宏观经济当中储蓄与投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而过度依赖消费及住宅投资实现的增长是缺乏后劲的。目前，美国公开的对外债务在8万亿美元以上，全部债务则高达50万亿美元以上。因此，正是由于美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债务负担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才透过次贷这一突破口爆发了十分顽固的流动性危机。因此，在化解此次全球性流动性危机当中，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中国如何决策。
2011年一季度末，中国内地外汇储备余额继续遥遥领先世界其余经济体，占全球78个经济体外储总余额的34.7%。日本虽然稳居世界第二，但与中国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俄罗斯仍居世界第三，但渐渐被中国台湾地区逼近。欧元区整体仅居第11位。在78个经济体中，中国内地外储余额高居榜首。中国台湾地区外储余额排名第4，中国香港地区外储余额排名第8，中国澳门地区外储余额排名第45。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外储余额居第3位，巴西超过印度居第5位，印度被巴西和韩国超过退居第7位，南非居第30位。在亚洲四小龙中，中国台湾居第4位，韩国居第6位，中国香港居第8位，新加坡居第9位，全部进入了前10名。在七国集团中，日本外储余额远远高于其余六国居第2位，法国居第21位，美国居第23位，英国居第24位，德国居第33位，意大利居34位，加拿大居第40位。很明显，中国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最富有的国家，由财政及央行控制的流动性，包括外汇占款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在内，总额高达23万亿人民币，接近过去一年的GDP。这一流动性过剩状况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
每一次真正重大的危机，总会有老帝国衰退新帝国诞生，但过去这种变革往往伴随着残酷血腥的战争，今天变革的原因也许会有所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曾用4个制度层级来说明一个民族真正强盛的原因：一是非正式制度：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为100—1000年；二是正式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宪法、法律、产权；政体、法律、司法、政府，其变化频率为10—100年；三是治理（博弈执行）：公司治理、政府治理、交易治理，其变化频率为1—10年；四是短期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较高的层级对以下的层级施加限制。其中，真正决定一个民族未来的是风俗、传统、宗教、文化，其变化频率为100—1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