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广场会议召开时的259∶1，到1987年年末已经上升至122∶1。这回，美国担心的不再是美元汇率太高，而是太低了。各国财政部长达成一致协议，这回他们要让各自的货币贬值，以便使美元升值。日元再次降息，降到战后最低点，为2.5％。
投资者对此欣喜异常。他们认为，更低的日元汇率将使日本企业更具竞争力，进一步推动日本股市的发展。日本仅NTT一家公司的市值即超过50万亿日元，约合3760亿美元，超过了德国和中国香港股市的市值总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日本的资产价格暴涨。1986年3月至1990年3月期间，日本六大城市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倍。1987年，土地价格直线上升，增长总额超过了日本当年的总产值。日本普通家庭的股票和房地产增长收益比工资收益还要多。东京地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必须申请长达100年、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按揭贷款，才能购买一套面积极小的普通住房。鉴于日本人喜好的长期思维和所谓“湿性”逻辑，这样的现象似乎相当合理。泡沫的顶峰时期，日本房地产的总价值相当于美国所有房地产价值的4倍。据说，日本东京的皇宫及其周边地区的价格相当于整个加拿大的价值。
这些财富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时候日本人的自我膨胀变成了一大缺点。市场造就了这种感觉。日本人顽固地坚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日本人开始认为，他们不仅在商业和投资上高人一等，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看清日本股票的真正价值，在人种上他们也胜人一筹。
Shinjinrui这个词是日本人为自己量身定制的，意思是所谓“新人类”。之所以称为“新”，因为他们认识和理解了世界运转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以前的人类拒绝承认的。
日本的所谓“新人类”不像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拼命存钱，他们拼命地花钱，拼命地借钱，好像没有明天一样。他们可以花300美元到夜总会喝一小杯威士忌，也可以为一个LV包花上几千美元。他们花钱购买昂贵的名牌商品，以彰显所谓“新人类”的身份，日本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上奢侈品的顶级市场，爱马仕、费雷、圣罗兰以及数十种其他奢侈品牌的专卖店在繁华的银座商业区鳞次栉比。事实上，“新人类”热衷于消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关注。但是，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日本人的“财富幻觉”是在房价上涨中开始的，这些钱在所谓股票与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中游来游去，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每次计算净资产，他们就会高兴地看到数字又变大了。减税同样也刺激了消费。
出于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担忧，日本银行决定采取措施。9年中，日本银行第一次提高了贴现率。1989年，日本银行开始不停加息，这也许暗示着它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也将采取从紧的政策。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根据日本房地产经济研究会的统计，日本的房价仍在上涨。两年后，也就是1991年，日本的房价才开始下滑，但仍比1989年年底上涨了15％。在日本的某些地方，房价的上涨幅度还要更大，比如在日本千叶市，房价上涨了90％左右。
但在一夜之间，日本的经济泡沫被挤爆了，从1990年1月底，日本股市狂跌，与此同时，利率却在上涨。虽然整体房价在1991年年中之前还在上涨，但是从1990年年中开始，日本市区的房价已经开始出现下滑迹象。1990年，日本六大城市中房地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国家的GDP；但仅过了三年，已经掉了一半，其损失相当于GDP的一半。
当房地产价值缩水时，不可避免的——价值高达数万亿日元的日本各所银行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日本由此步入了其经济史上罕见的焦虑不安的阶段。到20世纪末，日本人卧轨自杀的人数剧增，铁路局不得不在站台上装上镜子，以迫使那些准备轻生的人在跳下铁轨之前“反省”一下。
为了挽救危机，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都试图以传统方式来摆脱困境，即发行更多货币、提供更多信贷。中央银行开始将贴现率调低至接近于零，并不停地降低利率；日本政府则开始大规模投入公共建设工程。
阿列克斯·科尔在他的《犬与鬼：现代日本的坠落》一书中对此做了描述，举国上下，无论男女都在努力让日本这一片国土“旧貌换新颜”。由于不需要扩充自卫队来浪费钱，日本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公共建设之上。无处不在的高速公路、新的桥梁、新的铁路不断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末，小小的日本岛上倾倒的混凝土比美国50个州还多。日本每一单位国土上的混凝土面积是美国的30倍。
大规模的公共支出使日本的政府债务上升到GDP的180%，是现在美国债务水平的两倍多。但是，这么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日本拉出衰退的困境了吗？
事实上，日本住房价格回到了1975年的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末的巅峰下跌了近90%。在股市上日经指数回到了25年前的水平。股票都按票面价格的半价出售，但是遭受严重打击、极度恐慌的日本投资者仍然嫌它们太过昂贵。日本的经济下滑开始于1990年，此后19年，日本的房地产价值损失超过了1923年东京大火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投掷原子弹造成的房地产损失总和，蒸发的财富是其GDP的3倍。而这还是在利率接近于零以及一次凯恩斯式的英勇救市行动的情况下实现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项目增加了国家债务，日本的债务从占GDP的60％上升至150％。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的政府债务相当于其计税基数的15倍，几乎两倍于世界历史最高纪录。
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正是凯恩斯主义所建议的——花钱。在经济繁荣期和泡沫期，日本政府在财政上持保守态度，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走向艾伦·布斯（Alan Booth）所说的“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
也是在一夜之间，日本人已经由世界上最大的储蓄者变成了最大的借债人，原本很节俭的日本人的债务水平已经相当于或超过美国人了。日本95％的国家债务来自国内。在这一时期，日本仍然保留着世界最大债权国的身份，其国外资产净额大约占到GDP的10％。
从宏观上看，这样一大笔资金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欠的总是还的。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人借了1000美元，用这1000美元，他可以买很多东西。看起来，他的生活水平在一夕之间就提高了很多。他的额外消费支出也许能让贸易商和制造商觉得应该生产并出售更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良机，贸易商和制造商可能也会借款。但是迟早有一天，这个人借不到又一个1000美元了，他需要还清之前借的那1000美元。自然而然地，灾难发生了，整个链条开始崩溃。这个人不仅无法应付他想要的高消费方式，还要将开支降低到最初的水平之下，才能还清借款。而同样用借款来满足新需求的贸易商和制造商，发现他们的销售额不仅没能达到预期水平，反而比扩大生产之前更低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但是这一天终将会得到清算。
由此，自1990年之后，日本人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认为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激情的；而在90年代，很多观察家却觉得日本人是无能之辈，既不尝试改变，也无力进行调整和改组。
由于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反复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非常沉重，缺乏进一步扩大公共支出的空间。
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经济在萎缩，日本人口也在萎缩。导致这一原因的是日本普通妇女不愿意生孩子了，而这个国家又普遍保守排外，按照一般观点，一个国家要保持人口不萎缩，其人口出生率不能低于2.08。但是，日本女性平均只生育1.34个孩子。因此，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5个人中就有1个年龄超过65岁。据经济学家对日本老龄化进行观察：日本大多数出租司机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症状。
3. “跌跌不休”的日本
据世界银行2011年发布的《2011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其中预测2011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0.1%。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上半年国内需求和供应均大幅下降，因此全年增长接近零。
与此同时，日本在遭遇地震、海啸，以及随后的核危机之后，经济进入衰退。据美国“末日博士”鲁比尼测算，灾难给日本带来的经济损失已高达25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正在利用第一份4万亿日元支出计划进行清理工作。
经济低增长率，在日本也已经习已为常，通常，每逢节日及周末，日本执政党以及政府都会有一种“紧张感”：因为日本主流媒体喜欢在这些日子进行政情民意调查，而执政党不知道新的一个星期开始时，新出炉的民意调查会有什么样冲击性的效应。
在日本政界，有种说法：内阁支持率在20%徘徊，被称为危险水域；内阁支持率降到20%以下，被称为“退阵水域”。根据日本媒体的统计，支持率在20%徘徊的首相，用不了多久就会宣布辞职，而内阁支持率大幅下降后反弹回升的，都属于凤毛麟角。
日本政坛上演的新时代“走马灯”歌舞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统计表明，从1885年日本创立内阁制后的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算起，迄今日本每位首相的平均任期只有两年。如果从1987年底下台的竹下登算起，迄今日本每位首相的平均任期都不到两年。
如果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就会发现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伙伴意识”的集团主义。它决定了日本政坛的“生态圈”，不可能经常出现处于长期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而是由集团中的派系以一种“吃果果，排排坐”的近似幼儿园儿童游戏的方式来“轮流坐庄”，实现集体负责。而日本国民已经习惯于这种“走马灯”式的首相变化，这已经成为日本政治运作的一种机制了。
日本的政治文化决定其很难产生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日本政治是一种“协商政治”，当首相的人常常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也不是权力最大的人。因此，日本的政治乱局并不影响社会稳定，日本社会依然秩序井然。而且在日本的政治模式下，政治家和普通公务员系统是分开的，是两套不同的体制，而公务员系统一直在稳定地运行。日本公务员的金字塔是很稳定的，无论政治争夺如何激烈，国家机器仍会按照既定的方式正常运转，不受影响。
当日本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政权也相对稳定；而当经济低迷，政府在国内民生问题上无力回天，党派斗争加剧时，往往会在外交上寻找突破口，以转移矛盾，提升支持率。
美国在东亚地区对其表示支持。但在日美同盟中，日本并不掌握主动权。在日俄发生领土争端时，美国公开声称，“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不适用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在东亚地区有两种政策路线选择，一种是迎合美国、作为美国控制东亚的工具；另一种是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这是日本面临的选择。
所谓经济繁荣的幻觉不断堆积，迟早，它们肯定会坍塌下来，就如高山上的积雪。日本遭遇的“超级地震”比任何国家都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