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变法”有以下主要内容：
确立更具备发展潜力的政治中心，定都咸阳。
建立“郡、县”的行政管理制度，收回领主们对封地人民的行政管理权。
鼓励耕织：生产的粮食、布帛超过规定数量者为“良民”，免除一家傜役；
因懒惰而贫穷的为“莠民”，罚做“官奴”；
奖励并强制农民把自己附近的荒地开垦为熟田。
改革军队法令：
斩一敌首，赏爵一级，临阵后退者，杀！
以军功确定尊、卑等级。
废除世卿世禄制度：
有功者授上爵，可显荣；
无功者虽富人，穿的衣服、车上的装饰，不许有华彩；
国君的宗室无功，也削籍为庶民。
实行户籍管理。
身份证明、住店登记、讦告、连坐；
严禁私斗，无论曲直都要受惩罚，直至杀头……等一系列维护社会治安，加强控制人民的严密法规。
此外还有许多利于发展生产、扩大国家财源，强化国君统治的措施，就不一一赘述。
总之，“新法”可以使劳动者和下层的“士”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较多的收益。
赋予了战斗在第一线的将士们以更多的实际权利，从而大大调动了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
使秦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但“治国以法”势必废除旧的“亲亲、贵贵”、任人唯亲的制度，破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民主”。
削夺了那些既不必从事生产劳动。
又不必当兵打仗，只靠祖宗庇荫就能吃喝享乐的世袭贵族们的特权。
他触动了旧奴隶主贵族们的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必然会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这些人世代掌权、官高位尊，又互相连结，盘根错节。
势力雄厚到连国君也不能仅用一纸命令就能使他们服从的程度，要推行新法，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家将和猎手们撒鹰纵犬正在田野里激烈角逐，几位公子哥儿却半躺在林中树荫下。
他们懒洋洋的边休息边喝酒。
为什么他们出来游玩，却失去打猎的兴趣？
一个身穿棉花衣、脚踏鹿皮短靴的青年愤愤地把残留一半酒的杯子甩出去：
“照他的‘法’，明天咱们都得上前线，拼命去砍人头。
哼，谁的头愿意让你砍？
说不定别人的没砍到，先把自己的闹丢咧！
想起来就让人心烦。”
又一个青年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笑了：
“甘则，你不是一向以武艺高强自诩吗？怎么倒怕上战场啦？”
甘则瞪了他一眼：
“公孙梅，你傻呀？
战场上不同在校场比武，那是枪枪见血，刀刀吃肉，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你这样的小白脸上去，更是给人家当‘立功’的材料！”
公孙梅面容姣美如少女，穿一身素白，更显得亭亭玉立。
据说他妈“梦梅”而生他，所以取名“梅”。
祖父公孙贾官居太师，是太子驷的老师，地位显赫，对这唯一的孙子溺爱无比。
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公孙梅身上更多的是女儿气。
他本对游猎这类粗野的玩法没什么兴趣，是被表兄嬴飞拉出来散心的。
听甘则讥笑自己，便一撇嘴：
“你别吓唬我，我不上战场，谁又奈我何？
反正立功与否，我照样活。”
“你不上战场？”
甘则冷笑：
“按他的‘法’，谁的服装上没有军功绶带，就只许穿麻布衣服、老羊皮袄，连车上都不许画彩漆、挂银铃。
你还想把自个儿扮成一朵花儿似的呀？没门儿！”
不许穿鲜美的衣服往俏里打扮，还真戳中了公孙梅的心事，不由得蔫了。
“那怕什么？咱们有钱啊！”
正在旁边照料他们吃喝的郑贾忙上来打气儿，他是大商人郑朱的儿子。
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
但郑朱太有钱了，每年可上缴国库几百万的“利税”。
对各位公侯重臣也孝敬不断，所以虽然“成分”低劣，却仍可锦衣玉食。
儿子郑贾也仿效父亲用钱开路，结交这些公子少爷们。
而这些豪门子弟显然“根正苗红”，并不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他的“钱”却是他们恣意挥霍之必需，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使郑贾得以“附骥尾”，可也不过是在游玩时给人家当“仆夫头儿”。
但在世俗眼里，却能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得以“狐假虎威”。
而这也正是他花钱所求的。
所以在他的思维中，“钱”能弥补任何不足：
“没军功没关系，咱们拿钱啥子都买得到！”
甘则厌恶的骂道：
“你懂得个屁！
军功只能用敌军的人头换！
你有多少钱也没用！
休说钱，便是我们这些宗室子弟，三年无寸功，就要削籍为庶民。
你们这些‘四等公民’在他眼里就更低劣了，被看作是不劳而获喝民血的寄生虫、虱子、臭虫！
懂吗？
他规定你们所有男丁每年必须到军队服百日杂役，不得雇人替代。
嘿嘿，可也好，只管侍候大爷们的马，不打仗！”
这下子所有的人都蔫了：
秦人虽然剽悍，但这些贵族子弟，在骄奢淫逸的生活环境中已兑化变质。
只想玩乐享受，谁愿披坚执锐、餐风露宿、出生入死的去保家卫国、扩展疆土？
所以他们对剥夺了自己优越特权的“新法”非常不满。
而他们的父、兄辈，因为“新法”不仅动摇了他们高高在上、倨视苍生的尊贵地位。
更严重的还是将更改他们视为金科玉律、习以为常的旧法统、旧观念。
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习惯势力与各种利益结合在一起。
要想触动它，就比挖了他的祖坟还难以忍受！
于是他们不断向秦孝公指责商鞅的“新法”：
“误国、害民”有如“洪水猛兽”，将危及秦国的统治。
秦孝公苦口婆心地向他们一再解释，他们反倒连秦孝公也指责在内。
秦孝公却又不能动用“君权”简单的惩处他们，感到非常为难。
商鞅却胸有成竹：
“让臣跟他们谈谈，保证让他们心不服也得口服，不能再阻挠‘新法’的推行！”
一场有关“新法”的大辩论，不可避免的势必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