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
九月，太尉裕至长安，镇恶迎于灞上。裕劳之曰：“成吾霸业者，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学冯异邪？”镇恶性贪，秦府库盈积，镇恶盗取不可胜纪；裕以其功大，不问。或谮诸裕曰：“镇恶藏姚泓伪辇，将有异志。”裕使人觇之，镇恶剔取其金银，弃辇于垣侧，裕意乃安。
西征一年，大功告成，当时挂太尉衔（和曹操任丞相一样）的刘裕风风光光地进入长安。
攻拔长安，首功是王镇恶。王镇恶名字很威武，祖宗更威武——他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
小王出生的月份不对，所以他爷爷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给他起个“镇恶”的名字。外国人讲究星座，中国老百姓讲究生辰八字，锐圆小时候在山西吕梁就听说有“对月子”、“破月子”的说法。如果生在“破月”里，什么“男破自家一阵子”、“女破婆家一辈子”，老辈人都知道哪一年的哪一月是“破月”，所以生在这个月份的孩子都得改生日。但是在传统守望社会，你怎么能做到隐瞒左右邻居，你家有“破月子”遂成邻居要挟的武器，婆姨们一吵架就会揭发出来，家有“破月子”要么远娶要么远嫁，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是很难说亲的。
王镇恶有将才，被刘裕赏识，当然王猛的声名也是刘裕赏识他的重要因素。
刘裕进长安，王镇恶迎于灞上，俩人的寒暄很有范儿。
刘裕用首长的口吻慰劳王镇恶：“成吾霸业者，卿也！”
王镇恶用部下的态度回应首长：“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
领导要记着部下的功劳，功臣要把功劳记在党和人民身上，一个不忘，一个不居，这是上下相处的理想状态。
攻陷敌国首都，好处大大的，因为帝王都是伟大的收藏家和尽职的保安。遇到有政治觉悟的，会把财富封好，一切功劳归皇上不如把一切好处归皇上；觉悟差点的，那就不好意思了，自己要捞足，有可能再兼顾上面和下面。王镇恶先进长安，捞了不少好处，于是有人打他的小报告。类似这种情况，历史上反反复复发生多次，刘裕用人之际，当然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整党整风，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帝王本是最大的黑社会头子，所以分赃给小弟是团结同志凝聚团队的不二法门。
但是有一份报告确实让刘裕吃了一惊：说王镇恶把姚泓的龙椅偷偷藏起来了。刘裕马上派人打听详细，后来可靠消息证实，王镇恶同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酒壶，王镇恶只是贪图龙椅上镶嵌的金银珠宝，这会儿正拿着瑞士军刀往下抠呢。刘裕听到汇报，受惊的心抚平了。老子不怕你贪，就怕你和老子不能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贪污腐败的局面都是纵容而成。
专制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是“纲纪存焉”，纲纪的确立和确定是开国皇帝的作业，如果一开始就处处迁就有功有用之臣，纲纪建立不起来，政局就稳不了，国运也就长不了。
刘裕到长安后“收秦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诣建康。其余金玉、缯帛、珍宝，皆以颁赐将士”。礼器文物给朝廷，金银珠宝给将士，呵呵，分配得不错。
刘裕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在后方大本营留守的刘穆之去世，史称刘裕本来要“经略西北”，但是“诸将佐皆久役思归”，所以当刘裕听到刘穆之的死讯，觉得后方没有依托，干脆就决定自己先返回建康。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赫连勃勃的谋士王买德认为：刘裕在灭秦以后，认为积分已够，便急于篡晋做皇帝。
将士想回家看看，这是个理由但是个牵强的理由，出征才一年多，而且打下长安有珠宝妇人，想家这个理由太文艺了吧？说刘裕急于篡晋也有点勉强，在清除了刘毅、司马休之等势力之后，刘裕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做皇帝的时间表，取长安不是必要条件，相反，长安得手，且能稳定下来，更有利于对抗鲜卑人、匈奴人的北魏和夏，更有收复中原的希望，如为子孙计，为长治久安计，都应该经略西北。
刘穆之一死，可能让刘裕感觉后方有点Hold不住，对建康的“稳定”产生了疑虑。相信是经过一番对比分析以后，刘裕认为建康的事比长安的事更是个事儿，所以他没有留下来亲自打理长安的事务，而是把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留下来“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让王修、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傅弘等人辅佐儿子。
刘裕是司马家的曹操，但此“曹操”不若彼曹操，曹操东征西讨，把成年的儿子留在许都固然不尽合适，但刘裕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前线肯定是不适合。
果然，刘裕离开长安后，先是沈田子诬杀王镇恶，后来王修又杀了沈田子，最后十二岁的刘义真又杀了王修，长安于是得而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