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皇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
丁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四面急攻之。悦寿开门纳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追获之。裕数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裕忿广固久不下，欲尽坑之，以妻女赏将士。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需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坑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裕改容谢之，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夷其城隍，送超诣建康，斩之。
南燕皇帝慕容超身世坎坷，按说应该是个有为的君主。但是，权力场上的人物，家庭出身不能决定其人品性格，个人的身世经历也不能决定其性格人品，因为权力有极强的重塑能力，居移体，养移气。做官久了，人性要变；做皇帝久了，人性也要变。
慕容超做了皇帝，宠信一个叫公孙五楼的人，对“太乐诸伎”兴趣日浓。这应该是一个宫廷歌舞团，规模庞大，有上千人。慕容超从后秦跑出来，老娘和老婆还在秦王姚兴手中，慕容超派人交涉，希望秦王放回他的家眷。姚兴可能早就知道慕容超歌舞团的盛名，于是把它当成了交换条件。慕容超还不错，用一千两百人换回了老娘和老婆。
但是，此君一日不可无乐以及伎，所以他决定派兵南侵，打算抢掠一批晋人补充自己的歌舞团，这是一个很有创新意味的战争理由，他的行为触恼了找不着北伐理由的刘裕。
刘裕知道，自己的前途系于军队，军队的前途系于北伐，军队的胜利是政治的资本，这在当时已经是人尽皆知的明规则。
刘裕在慕容超配合下名正言顺地出征了。从基层一天一天打出来的刘裕，比桓温更有战术修养，他一边前进，一边筑城，确保军需供应以及完全控制回撤的路线。从京口到广固（南燕的京都，现在山东青州），有一个叫大岘的关隘，南军过则过矣，慕容超的宠臣公孙五楼也不是饭桶，他提醒慕容超扼守此隘。慕容超估计正在忙于培训歌舞团的新人，对宠臣的话也不听，遇到不负责任的皇帝，不论负责任的诤臣还是宠臣，都拿他没法。
刘裕过大岘，燕兵不出。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即使如此，战争还是持续了数月，刘裕最后攻下广固，俘虏了热爱音乐热爱歌舞（尤其可能是大型团体操，否则怎么需要上千人）的慕容超。
文艺青年慕容超被俘以后神色自若，遥想萨达姆，近思卡扎菲，咱就知道落到敌人手里能做到神色自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慕容超把母亲托付于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小刘在桓玄主政时投奔慕容德，和慕容超应该熟识。及到刘裕主政，刘敬宣又回来了，对刘裕来说，刘敬宣是老首长的儿子，香火情是有的。
广固久攻难下，刘裕破城之后有屠灭鲜卑人的打算，被部将韩范劝下。但是他仍然大开杀戒，杀了南燕慕容家族王公以下三千人，并将其妇孺万余口没入奴籍，赏予自己的手下。
司马光由此批评刘裕，“迹其施设，曾苻、姚之不如”，说他连胡人都不如，所以司马光更由此判定“宜其不能荡壹四海，成美大之业”。
刘裕不能统一中国，恐怕不光是这个原因，这个恐怕也不能成为重要的原因。民族战争中，仇恨相互激发，快意杀戮是一种集体意识，刘裕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局限。另外，刘裕不论留在北方还是守不住返回南方，大量在汉人中心区的鲜卑人存在，都不能让他放心，施予仁义怀柔同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短促可以成就。苻坚倒是怀柔异族，但他施仁义却并未受其益，大局没有控制之前，一片混乱之中想和谐敌我，恐怕很难成为刘裕的选项。假使刘裕是个有历史感的人物，有远大志向，他也知道逆取顺守的道理，当其时也，屠杀是逆取，取到再仁义。形禁势格，保证自己安全是第一位的，司马光这么泛泛批评刘裕不讲文明，也就是泛泛而已。
人类的文明是一个过程，最近我们看到卡扎菲同志不幸罹难，这也罢了，罹难还遭受了N多的凌辱。说来也是一国之君，战争之中沦入乱卒伧夫之手，只能说老卡一来命不好，如像老萨那样沦入美国大兵手里还能稍有体面，二来他确确实实没想好死法。墨索里尼暴尸街头，希特勒看到了电影纪录片，前车可鉴，于是把自己的死安排得很妥帖。老卡以为最坏不过像萨达姆，搞不好还能到海牙混几天牢饭，但是没想到最后暴死于读过绿皮书的利比亚年轻人手里。
有媒体评论说，卡扎菲的死法是北约的耻辱，其实北约有的是托词，西方诸强对逆取顺守更有心得，何况后殖民时代，已经不流行守了，既然不守，还管他顺耶逆耶。
卡扎菲谁也不能怨，要怨只能怨自己在位时没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