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宗穆皇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
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司徒昱闻之，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安妻，刘惔之妹也，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余。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谢安华丽出场。
江左的王、谢两大家族，都和“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有关系。谢安的伯父谢鲲是司马越的相府参军，也跟着王敦混过，王、谢两家也是关系万千重。“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
谢家旧籍陈郡（今河南太康），渡江后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当时南迁的北方人有两个聚集处：一是往南到今天浙江，这是豪华团；一是在江淮间，这是经济团。王谢大族寓居浙江绍兴这一带，山清水秀，优哉游哉，时不时还有沙龙雅聚，传说中最牛散文暨书法作品《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优雅气氛中产生的。新亭对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故事了，现在的景况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司马和王氏、谢氏，构成了最核心的圈子，庾氏、郗氏以及正在兴旺状态的桓氏，是紧贴核心的圈子。有时候觉得司马氏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愿意分享权势，不搞一家独大，一个圈子比一姓更具稳定性，这是不是司马氏处在飘摇中却一直不倒的原因？
整个公元4世纪60年代，东晋更换了两个皇帝：公元361年，穆帝司马聃死去，年仅十八岁；继任者是成帝司马衍的儿子司马丕，成帝去世时，本来轮到他做皇帝，被庾氏排挤出局，同是庾后生的成帝的弟弟司马岳继任，是为康帝，康帝传穆帝，穆帝无子，皇权拐一弯又回到成帝儿子的手里。
司马丕上台时二十岁，但是这位老兄做了皇帝想升仙，对本职工作不太上心，而是追求长生不死，在普遍吃药的时代，皇帝的药可能更给力，结果很快因为药力发作不能理事，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司马丕死，弟弟司马奕于公元365年继位，这哥哥干了六年，被桓温废了。
自明帝去世（325年）以后，东晋的君权等于虚置。东晋和西晋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只有开国首任皇帝君权落实到位，稍有些作为，此后全部是青少年甚至儿童婴儿担任君主，在汉代也有这样的情况。
在汉朝代替儿童君主行使最高权力的是外戚，在晋则是大士族，其中虽然也有外戚，比如庾亮一家，但是权力的分配不是以外戚家族为核心展开，而是以数个大士族为核心展开，权力一直有分享的状况，这是一种习惯也等于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给曹操、司马懿一类权臣篡党夺权造成了障碍。
王敦、苏峻以及桓温，到后来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控制了皇帝不等于控制所谓天下，因为权力平常是分散的，要把若干大士族全部清洗掉是有相当难度的。同时北方的胡族存在，也等于给司马家的君权买了一种保险，这边乱得过头了，最大的赢家则是胡人。
桓温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势，必须得让自己有正向的积累，比如北伐，比如恢复故土，甚至包括内部的善政。隆和二年（363年），朝廷颁布减收田租的法令；兴宁二年（364年），实行《庚戌制》，普查户口，废除侨置郡县，对寓居南方的北方侨民实行“土断”：现在在哪里住，就是哪里人；取消暂住证，发当地户口，同时就在哪里交税纳粮，承担义务。
“侨置”是政治正确，在形式上表明对北方坚持拥有主权，“土断”则恰好相反。实行“土断”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但是桓温一直主张迁都洛阳，一直坚持北伐，则正好对冲了这个风险。唯主战者方可以主和，唯北伐者方可以推行“偏安”的经济政策。
这种大士族共和的局面很有意思，起码对维护内部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中间即使出现政治强人，但是因为存在掣肘的力量，也只好选择和平共处。桓温得势时，对王、谢家族保持尊重，谢安得势的时候，对桓家也留有余地。这说明共同利益够大，共和体制（严格地讲是士族共同体）就能维持。
士族共同体内部有自己的平衡机制，当有一方权势过强时，就在圈子里寻找能够平衡的人物。过去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殷浩殷深源身上，“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现在则寄托在谢安谢安石身上，“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苍生”和“人民群众”一样，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广告牌。
君主虚位，士族共和，权力世袭，在小圈子里选拔优秀人才处置国家事务，同时相互之间公然防范和掣肘，扯皮是必需的，维稳更是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