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大兴兵，使王贲攻辽东，虏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
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要之，谋不远而动不义，其楚白公胜之流乎！
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扬子论之，以要离为蛛蝥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皆不可谓之义。又曰：“荆轲，君子盗诸！”善哉！
燕国灭亡了，司马光判定燕太子丹是第一责任人。起码是他加速了灭亡的进程，所谓“速祸”是也。
司马光的“臣光曰”几乎全都是“高论”，所谓“高”者，不着天、不接地气之谓也。也就是不那么脚踏实地，从理论到理论。先不说儒家正统的理论含金量有多大，这么运用理论，肯定是不大行的。请看，“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侵略者已经到门口了，还在讲选什么人做官，以什么理念治国，采取什么福利政策、外交政策……诚然，官员选择、治国理念等都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必须考虑的深层次问题。问题是，时间、场合对吗？大而无当的大道理误国太深，中国人对此要有共识。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之间已经没有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和秩序。没有规矩，一切都以实力说话，在此条件下，安全是第一问题，不被吞并，不被入侵，甚至延迟入侵的时间，都是当局要考虑的首要选择。燕太子丹想通过刺杀行动阻止和推迟燕国灭亡的下场，是非常理性的选择，“不胜一朝之忿”的断语，不确切。以中国的实情，荆轲如果刺秦王成功，秦王政当时还很年轻，如有儿子，也还是个孩子，秦王一死，秦国马上就是“主少国疑”的局面，是否还能继续扩张，殊难预料。没有秦王嬴政，秦国说不定也要在黑暗中继续摸索统一的路线。
燕太子丹在家国危亡之际，没有醉生梦死，而是承担起自己救国救亡的责任，论者谓之贤，不亦宜哉。
什么条件下可以起来反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并且认为：“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世界的潮流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离开了人民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和平。和强权斗争，最后还是武器说了算，因为强权也只相信武器。
司马光不赞成搞恐怖主义，他除了要荆轲承担燕国灭亡的责任，还对什么是“勇”发表了看法，他的看法代表了许多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的看法。
司马光用漂亮的排比句说，刎首、决腹，非勇也！布什在“九一一”后也说，拉登分子用飞机撞世贸大厦，是懦夫的行为。“九一一”恐怖主义分子开着波音飞机，眼睁睁地撞向钢铁大厦，顿时化为齑粉，不是勇士，能做到吗？
勇和怯，要在一个平台上讨论才有意义，价值观不同，利益关系不同，往往是以此为勇，以彼为怯。为了既定的目标，不惜牺牲自我，此谓勇也。至于这个目标对不对，那应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撞世贸大厦的是勇士，救助大厦里的人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也是勇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的信念和职责而奋勇向前。
如果给“勇”加上什么前提条件，比如只有正义的“勇”，符合道德的“勇”，那么就会给懦夫临阵脱逃提供口实。克林顿没有服兵役去越南，尽管他可以和阿里一样，有正义的理由，但在美国主流的价值观里，他仍然是怯而不能称其为勇。拳王阿里拒绝去越南，但不拒绝囹圄，他为他的正义和价值付出了，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
勇敢和勇于牺牲是值得敬佩的。战争可能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但战争中的勇士不能予以蔑视。所以，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对在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予以褒奖和尊重，不管战争的性质如何结果怎样，否则世道人心都要崩溃到无法收拾的境地。
司马光说荆轲是为了豢养之恩而去冒险的，真是诛心之论。人如有私，生命是最大的私，未尝听说有舍掉自己的生命去谋什么私利的。按照司马光的价值观，为了保存七族，就不要有任何反抗。观宋一朝，边患不已而军旅不振，先半亡于金，后终亡于蒙古，可能就是人人为了保存七族，而不能舍身以赴国难。此民心颓废不振，士大夫教化之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