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
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二世是个聪明人，会用话茬子噎人。大泽乡揭竿而起之时，秦帝国肯定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待各地风起云涌，山雨已来，二世扮鸵鸟，下面的人也吃不透局势到底会怎么发展，所以报喜不报忧，大事尽量化小，小事干脆化无，及到星火燎原，大批官员被杀，大量城池失守，农民军叩关西向直逼咸阳的时候，二世知道不能继续扮演鸵鸟了。于是，调整政策，实行“问责制”。
危机之初，不能见微知著；危机显现，不仅不能积极应对，反而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策略；及到危机爆发，则掉过来责备属下。一个领袖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秦二世一个都不少地实践了一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是典型的衰神二代。
衰神二代有浑蛋，也有玻璃蛋。二世是玻璃蛋，小聪明小机灵抖得不错，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问李斯：“你老人家位居三公，是中央电视台千古名相的年度候选人物，怎么搞成这个局面？”
李斯本来是个聪明人，甚至用“聪明”二字不足以形容其聪明，他是有资格进入权谋家的明星阵容的。李斯这时候一定也有些恍惚，怎么回事？格老子和秦始皇配合得那么好，天衣无缝绝代双骄，怎么和二世哥哥配合起来，球越打越臭呢？
李斯是法家，“文革”时定的。儒家“尚德”，法家“重势”，李斯著名的“鼠论”，和法家重势的理论是相通的，或者说是法家理论的通俗版。李斯认为，同样是老鼠，一个在臭茅坑，一个在谷仓，平台决定位置，舞台决定价值，舞台有多大，价值就有多大。客观地讲，邓公的“猫论”和李斯的“鼠论”都是基于常识的经验总结。锐圆一贯认为，基于常识、常情及常理的东西，比成套的理论靠谱。所以李斯的“鼠论”有一定的道理，看上去挺客观，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央视就是一条狗，它一露脸也是全国知名的名狗。
李斯的问题是，他明白位置决定价值，但以丧失自己价值的代价去保位置，犹如割肉疗饥。自己的价值就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做人准则，李斯在沙丘曲阿赵高，就已经失去了人格价值，既已同流，只能合污。一个才华横溢的李斯不打嗑地变成一个猥琐的李斯。
一失节成千古恨。沙丘是李斯的滑铁卢。首先，“沙丘易储”不是赵高和李斯的合作和结盟，而是赵高拿出完整的策划方案，用威胁和利诱，逼迫李斯不得不接受的。都是秦始皇的儿子，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别。关键是，经此一番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斯的相权已经不是皇帝授予，而是赵高赠予，所以王夫之说李斯“不待上蔡东门之欢，肺肝先已自裂”。李斯从此成了政治上的阉人，心理有了障碍。权力来自皇帝，尚有抗争的余地，“文谏死”嘛；来自于赵高这样的权阉，李斯后来不做行尸走肉亦难矣。
至此之后，李斯已臣服于赵高，已经没有资格谈怎么处理和赵高的关系了，只有唯命是从而已。庙堂亦如黑社会，拜了赵高做大哥，除非翻脸，没有再讲话的权力了，虽然位列三公（这成了人家调侃他的由头），但在阉人赵高面前，已经被精神阉割了。李斯这个人有才，但替自己打算过多，患得患失，李斯后来写文章对二世说：“明主灭仁义之涂，绝谏争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意思就是皇帝想干吗就干吗，可以随心所欲。这样的话，如果在秦始皇面前讲，不让抽耳刮子才怪。
李斯以为在沙丘有拥立之功，但胡亥内心不会领情，李斯不能料此，这是失误之一。以后想继续立功，找不到正经途径，只好用自己的才华对二世进行无羞耻的吹捧，为二世胡作非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是李斯已经找不到写《谏逐客书》时的感觉，吹捧二世肉麻且拙劣。这是失误二。所以王夫之评论他，“自进者非其道，继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后所以自保者非其术，退所以自置者无其方”，进步没有正确路线，立功没有正确途径，自保没有正确的方法，最后只好被踢进茅坑。患得患失，最后怎么算计，都是尽失无得，在茅坑里淹死之前，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牵条黄狗遛遛，但这样的日子也像天堂一样遥远。
人还是要有立身之本，进取之道，即使老板和环境再恶劣，立得正，行得端，进退还能自由，即使吃亏，也可以以“吃亏是福”聊以自慰，大不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一开始就以卑鄙作为通行证，就要卑鄙到底，比别人更黑，否则躲不了进茅坑喝粪汤的下场。
李斯为让老板一脚把自己踹到茅坑扫清了所有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