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原名贺颖，小名悟庵，又名其颖，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柳林镇（现划归柳林县）一个士绅家庭。幼年的贺昌聪颖好学，成绩优秀，而且性格倔犟，好斗尚武。小时经常召集伙伴玩打仗，自封“元帅”，还自编一首顺口溜让同伴吟诵：“领兵元帅，为贺悟庵。替民除害，灭匪当行。”
1918年初小毕业后，贺昌考上离石县高级小学。在这里，受具有民主思想的班主任老师刘菊初影响，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结识了进步青年张淑平、李燕敖等人，并开始参与和组织学生运动，反抗封建专制，与欺压百姓的离石县县长贾占堂及其领导的警察作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波及离石，贺昌与他的进步同学迅速做出反应，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带领学生走上街头，通过演讲、游行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卖国贼的丑恶行径，宣传抵制日货。他们深入煤矿、农村，向工人、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还自编自演小剧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
这个时期，贺昌踌躇满志，总是以一种热血青年的面孔出现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尽管地方当局经常干预、镇压他们的进步活动，但贺昌从不惧怕，也不屈服。他还写下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律诗表露自己的心迹：“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自古将相本无种，谁说好男兵不当。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
1920年春，贺昌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贺昌的积极进步引起了山西籍我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的关注，在高君宇的引导和帮助下，贺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贺昌是团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贺昌与王振翼一起，办书刊，创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主张，在学生中发展团员，思想越来越成熟，组织领导能力也越来越强。1922年6月，年仅16岁的贺昌就担任了太原团地委书记。
贺昌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坚定的信念，执著地追求，犀利的文笔，出色的口才，加上旺盛的斗志，使他一时成为学生领袖，一时又是工人的先锋。从1922年至1925年，贺昌在尖锐复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崭露头角。
1922年5月，贺昌领导了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罢工；9月初，组织省立一中学生罢课，驱逐了反动校长魏日靖；9月中下旬，领导了太原制革厂工人罢工斗争。大国民印刷厂和太原制革厂工人罢工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
10月，贺昌又投身于正太路工人罢工运动，积极配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来的刘明俨的工作。此时，贺昌担任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分会秘书。他经常深入铁路工人中间，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起来斗争。12月15日，在正太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正太铁路工人举行了全线总罢工，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太原区分会在贺昌的领导下，积极响应罢工。贺昌领导组织了工人宣传队、纠察队，向工人散发《罢工宣言》，并带头示威游行。由于经常抛头路面，贺昌引起了反动军阀、警察、宪兵的注意。许多次，贺昌都是临时改扮成铁路工人机智地逃过了路局警察的追捕。
残酷的斗争考验了贺昌的能力，也考验了他的信仰。1923年7月，贺昌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贺昌不顾个人安危领导工人斗争，被捕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已经暴露身份的贺昌不得不转移工作岗位，1923年秋，组织上将贺昌调到上海团中央工作，从此，贺昌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5年1月任第三届团中央常委兼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他参加了上海的“五卅”反帝运动；1926年春，他代表团中央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三一八惨案中，他在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下，组织发动青年学生投入反对段祺瑞政府屠杀学生的斗争，带领群众在天安门前散发传单，开展演讲，游行示威。
不久，贺昌奉命返回上海，任中共江浙(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兼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他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的领导下，与江浙区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组织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革命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胜利后，贺昌被派往武汉，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经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锻炼和工人武装起义的洗礼，此时的贺昌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优秀分子和中坚力量。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贺昌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一年，贺昌才21岁，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全国出现白色恐怖，我们的党被迫拿起武器，开始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贺昌和许多战友一样，随时穿行在血雨腥风之中。贺昌先后多次组织、策划、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知名的武装起义，这在党内也是罕见的。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后，党制订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开展组织联络工作。作为此前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前敌委员会委员的贺昌，为组织策划武装起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随后，贺昌同李立三、聂荣臻等先后离开武汉前往九江等地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之后赶赴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贺昌与张国焘、李立三一起，离开潮汕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贺昌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日夜奔忙。码头、旅馆、洋行、饭店，到处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不久，经组织同意，他又回到国内，从事工农武装暴动工作。并于同年12月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
贺昌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时（省委驻香港），还与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广西组织革命活动的邓小平接头，一起研究策划广西百色起义的有关事宜。
1927年12月后，贺昌曾任中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驻武汉临时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28年底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
1929年1月，在武汉时期和贺昌一起共过事的黄慕兰，也由江西省委秘书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时值黄慕兰的亲密战友和爱人、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赣南特委书记宛希俨牺牲不久，黄的心情非常沉重。一次散会后，贺昌邀黄慕兰到他的住处吃晚饭，同黄慕兰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他对黄慕兰失去丈夫宛希俨表示深切的哀痛，说：“革命是要流血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随时准备牺牲。”由于在武汉时就彼此熟悉，经过一段时间的增进了解，贺昌和黄慕兰结为夫妻。此后，黄慕兰随贺昌辗转香港、天津等地。
1930年6月，他们的孩子贺平出生后不久，贺昌即调北方局任书记。由于工作紧张，再加上黄慕兰产后缺乳，赴任之前，贺昌与柯麟商量，要将贺平托与中共南方局常委（1930年底代理书记）卢永炽为子。孩子刚生下来就分离，黄慕兰思想上通不过，贺昌耐心地解释道：“孩子将来长大了，是老卢夫妇的，也是我们的。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长大，接过我们手中的枪。但他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和社会的，养儿防老是封建礼教的观念。”在他的耐心劝导下，黄慕兰默默地揩去眼泪，同意了他的安排。直到解放后，贺平才由柯麟从澳门送回内地。
1930年9月，贺昌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这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撤销北方局。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的中央委员也被撤销。身处逆境的贺昌要求到中央苏区去搞武装斗争，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黄慕兰对他说：“你去我也去。”
就在贺昌准备离开上海的时候，关向应不幸被捕，党组织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当时仍在上海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忧心忡忡。贺昌看到此种情况，建议黄慕兰留在上海。黄慕兰坚决不同意，并对他讲：“我已经入党5年了，这些年当过工人坐过牢，什么苦都吃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分离……”贺昌深情地对黄慕兰说：“向应是我的好朋友，更是共产党的一员大将，你如果能救回关向应，那就是为党立了大功！你现在被任命为党领导下的特别营救部长，这是周恩来的意见，也是你我的光荣！”他再三对黄慕兰说：“等救出了关向应，我一定派人来接你过去。”黄慕兰只好答应。当同志们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说：“我向组织寄子托妻，心里是踏实的。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都在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放心去前线的。”但是，世事无常，贺昌与妻子这一别就成了永诀。
来到中央苏区后，贺昌于1931年9月至1932年2月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期间，兴国成为了苏区模范县，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33年初，贺昌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提携当时落难的邓小平东山再起，使他回到红军中担任要职。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贺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继续坚持斗争。随着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恶劣，贺昌亲自率领一支队伍在会昌附近与敌人周旋。环境的艰苦，频繁的战斗，令他常常几天几夜不能合眼，有次在夜间转移时，由于马失前蹄，他摔坏了右腿，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红军和游击队缺医少药，贺昌的腿伤一直不能痊愈。
1935年2月中旬，留下来的红军队伍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分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决定实行九路突围。这时，部队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吃饭了。贺昌不顾自己腿伤严重、行动不便的困难，下令杀掉赣南军区特意送给他的军马，给突围的战士们充饥。
3月3日下午，贺昌率领第七十团两个营（实为五个连）作为第一梯队首先行动，指挥部队向外冲杀。经过激烈的搏杀，贺昌率队渡过会昌河，到达天门嶂，遭到国民党军包围合击，部队被打散，伤亡十分惨重，贺昌临危不惧，指挥大家且战且退。战斗中，贺昌重伤数处，依然坚持抵抗，镇定地向敌人射击。当他的子弹快用光的时候，一群敌人向他扑来，贺昌使尽全身力气高呼“红军万岁”，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胸膛，以身殉国。贺昌牺牲时年仅29岁。
只要是英雄，不管他慷慨赴义的形式如何，他的壮举总是让常人惊叹，让后人敬仰。当大敌当前，身负重伤，已无还手之力时，贺昌不甘被俘受辱，选择了饮弹殉职。他的牺牲让战友们喟然长叹，肃然起敬。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还。”
与贺昌同生死、共患难的陈毅，以一首《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表达了对他的深深缅怀和无比崇敬之情。
（撰稿贺文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