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城市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使得我国城市社会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加上中国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脆弱，在危急时刻难以担当重任。因而，短短几年中，就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休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城镇绝对贫困人口连年增加，贫富差距日渐扩大。
这些贫困家庭人口收入低，入不敷出；营养水平较低；穿戴和日用品简陋；住房条件差，有的甚至无力支付电费，晚上不敢开灯等。面对贫困家庭及其人口的严峻现状，国家、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善其生活状态；然而，目前国家相关的社会政策仍有许多亟须改善或完善的空间。
一、城市贫困家庭的改变机会
无可否认，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窘困固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而言，这是社会结构转型所致，这是相关社会政策不完善所致，也是城市贫困家庭在现有的社会政策视阈和框架下缺乏改变机会或改变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1、相关社会政策的评价
目前国内制定的一些旨在扶贫或减贫的社会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实际并没有起到让城市贫困家庭真正脱贫的这个核心目标，这里，本文仅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例，尝试予以说明。
(1)低保政策不能改变对象的贫困状态
国家民政部工作人员刘喜堂在《当前我国城市低保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政策建议》一文就曾指出：较低的低保标准对于高龄及残疾、重病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尤其显得力不从心。各地在制定低保标准时，普遍认为“保基本生活”就是“保基本生存”。这导致各地在确定基本需求支出清单时，过多强调食品类的支出，而不考虑或少考虑其他方面的支出需求，如交通、通讯、教育等。而后者不关乎生存却关乎发展。从维持基本生存出发，低保标准自然会偏低，特别是在确保困难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发挥的功能有限。
以上统计数据指出，近年来，虽然城市低保对象的绝对收入在提高，但其相对收入在不断下降。同时，目前低保标准在实施时没有考虑家庭人口结构，三口之家与一口之家适用同样的标准，仅仅是人数的叠加。事实上，从消费情况看，水、电、燃气等属于共用消费品，在制定低保标准时需要考虑在内(刘喜堂，2009，中国社会学网)。
学者程胜利也以一个比较深入的抽样调查证实了上述现象或社会政策缺陷的存在，该项研究选择了山东省济南市作为调查点，研究者先从济南市52个街道办事处中根据每个街道办事处享受低保的家庭数按比例抽样的方式抽出16个街道办事处，然后在每个街道办事处按同样的方式抽取5个居委会，最后在每个居委会按照等距抽样的方式抽取10户低保家庭并在每个家庭按Kish选择法抽取一名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作为被访者进行调查。最后共调查低保家庭804户，得到有效问卷803份。研究结果部分呈现在《中国城市低保家庭的资产状况及其社会政策意涵》一文中，文章指出，由于家庭人均收入是否低于某一人为划定的界限——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是界定低保对象唯一标准，低保金只补偿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保障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参见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没有考虑不同低保家庭的不同的实际需求状况，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a.即使有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支持，仍然有高达66.3％的低保家庭收不抵支，平均每个家庭每月的收支缺口达到144元，这样他们不仅不能有效地积累家庭资产，反而会坐吃山空，进一步滑进贫困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这一方面是由于受预算的约束与对低保线设置过高会产生“贫困陷阱”和相关的“道德风险”的担心，最低生活保障线设置的水平较低，不能满足低保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这不仅会造成享受低保的家庭收入达不到保障低保户基本生活的目标，也会造成很多应该享受低保的家庭被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外，其基本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由于低保线的设置仅以保障低保户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为目标，没有考虑到低保家庭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当低保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开支较大时，必然使其处在收不抵支的状态，不能维持家庭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b.不包括住房，低保家庭的资产拥有量很低，80.1％的家庭资产不足5000元。加上住房，低保家庭的资产水平虽有所提高，但仍有65.9％的家庭资产不足50000元。按照资产建设理论，较少的家庭资产对于贫困家庭具有负向功能：增加家庭的不稳定性；不能通过考虑资产管理形成长期的经济规划和设想，因此不能激发个体的希望与动力；不能形成人力资本和其他有形资本，而这些资本能增加穷人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减少于经济冒险的可能性；减少了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少了政治上的参与；不能为后代增加福利。也就是说较低的家庭资产降低了低保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了他们摆脱贫困的可能性(程胜利，2007)。
(2)低保政策不能涵盖城市贫困家庭的所有成员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二条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也就是说，目前认定城市居民的主要方法是看申请人持有的户籍是不是非农业户口。但是，在城市许多低收入家庭中，一些家庭成员是因婚姻关系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但因户籍制度的限制他(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因而也就不可能享受低保政策，从而也就失去一个改变贫困的机会。
以上现象其实是城市低保制度并没有将“低保”这一公共产品均等提供给所有的城市居民所来的后果，在就业政策、医保政策、住房政策等等均存在着如此的缺陷，即不能从根本上提供给城市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机会。限于篇幅，在于不再一一枚举。
2﹑城市贫困家庭增加改变机会的政策考量
针对上述致贫原因，必须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调整社会政策，才能够增加贫困家庭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1）采取有效的促进就业政策
促进就业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应把就业问题列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
首先，要坚定不移的开放市场，除引进外资外，应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外，特别要发展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社区服务业，并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欧盟在20世纪80年代大力倡导社会企业并为之制定和颁布相应的鼓励政策的做法，可以为国内城市贫困家庭以及弱势社群改变贫困状况，提供一个十分有益的借鉴。
其次，要鼓励下岗职工和失业者改变观念、自主择业，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应作好组织协调工作，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在就业中，采取灵活的用人制度，组织失业和下岗人员以临时工、小时工、弹性工时等灵活就业形式搞劳务承包，并解决好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再次，就业扶持要向贫困群体倾斜，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政府应从财力、物力上支援，振兴当地经济，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同时，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是反贫困的重要手段。除了对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外，还应以其子女的教育费用进行资助或采取减免特困生的学杂费、建立贷学金制度等，以保证贫困学生受教育的机会。
（2）完善相关社会保障政策
改善城市贫困家庭的现状，应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制度，使其向贫困者倾斜，从而为城市贫困者提供改变的机会和可能性。
①今后应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构成的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②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③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覆盖在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
④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绝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
⑤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和《社会福利法》等法律，使解决城市贫民问题最终走上法治的轨道。
二﹑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参与
就现状而言，许多城市贫困家庭与人口社会参与度较低，尤其是在一些有关自身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等方面缺少参与权与主动权，社会权利匮乏；同时，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贫困群体，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出现了与社会分离的趋势，同时社会参与度低，这不利于社会融合。
从认同与融合的角度看，城市反贫困的措施不仅要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减轻贫困的程度，而且更要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融合。实现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参与，只有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融合。所以，在城市反贫困行动中，为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融合，城市反贫困的措施应注重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来实现社会融合。
1﹑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认同
（1）对认同的概念分析
认同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认同就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
简金斯对认同的含义做了考察，他指出认同有两个含义，第一，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由此可见，“认同”揭示了“相似”与“差别”的关系。“同一”（或相似）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
霍那斯进一步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分析了认同。从时间的角度看，认同指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认同是指在较长跨度的时期中可被识别和辨认的某些较为稳定的属性和特性。从空间的角度看，个人认同是指把个人的各个方面结合成某种连贯性的结构性模式，而社会（或集体）认同则是散布在空间中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的相同和一致，而是异中之同。认同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
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社会认同是有关某个集体的共同认同。简金斯认为，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前者是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后者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可见，社会认同是群体认同和社会分类这两个过程互动的产物。
（2）对城市贫困家庭社会认同的分析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是指贫困人口对自己是否属于贫困群体的认识，是其对贫困群体的归属感。贫困群体尽管不是个实体，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但是一种社会标签，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对他们来说，贫困群体的身份是客观的，是社会对其进行社会分类的结果。
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他们属于贫困群体的身份，具有较强的贫困群体归属感。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基本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且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程度也不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贫困人口作为一个群体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
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的结果是与社会的分离，而不是与社会的融合。认同与融合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认同的概念揭示了“同一”与“差别”的关系，“同一”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而融合就意味着“同一”。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意味着他们与贫困群体达到了“同一”，与非贫困群体出现了“差别”，表现出社会分离的倾向；相反，如果他们不认同贫困群体，则意味着他们与贫困群体形成了“差别”，？与非贫困群体出现了“同一”，表现出社会融合的倾向。由于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会把自己看作为贫困群体的一员，与社会上非贫困群体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在其心理上拉开与社会距离，从而逐渐远离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断裂开来。因此，他们由于认同贫困群体必然面临社会融合问题。
总之，人们在制定城市反贫困对策时，不仅要注重物质方面的反贫困行动，而且还要注意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群体认同感，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因此，通过加强社会文化整合的行动来消除导致贫困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贫困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贫困人口的长期化和固定化，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群体认同感，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就需要强化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人口社会流动机制，使贫困人口中不断有人摆脱贫困，给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让贫困人口长期化和固定化。增强贫困人口的流动性，可以阻止贫困群体认同的“内卷化”建构，阻止贫困文化的形成，有利于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合。
2﹑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
从研究中发现，根据最粗略分类，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至少可以划分为“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两大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