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鄙人研究近代史上思想家，向未尝列举人物为主，而是环绕一代中出现之不同概念，定为题旨，进而一一疏解。惟亦偶有举示思想家为重点以解析个人之种种思想主张。
惟今鄙人所涉论者，既已提论各不同人物以定题旨，而加以标示小儒，又有何区别？此一盖表示非研究大儒。不在于官位之高低，科名之有无，若戴震、惠栋、钱大昕、章学诚、孙星衍皆被世人称之为大儒者，皆在学问之深邃，不在名位之高。吾文中之小儒者，无贬意，仅在于当世之名望不高，学行亦未足为当世所景仰，惟在近代变局之中，尚具时代敏觉，能发抒一得之见，提供世人警悟者。则其志节可敬，救世心肠可感。则不能不为之暴表，以发潜德之幽光，起名贤之沉埋，搜放失之旧闻，补史章之缺漏。所示者，世儒可贵在其学问、志节，及其爱国之行，乃不在大小儒之别，名望不及，世人不重，非所计也。
近代中国当国家危亡之世，国人醒觉，竞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盖承大儒顾亭林之所谓：救天下者，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其说有启于近代危亡之世，有识者兴言呼唤，而万民风从以赴国难，十九、二十世纪之中国，已是举国共应之警钟，全民醒觉，而国乃得救。近代史乘，实具长期影响。惟国人危亡意识之创生，则以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丧师，割地赔款。抑且引致列强瓜分中国之念，事机尤见严重。此一重大冲击，当时后世，学人治史多所论列，未暇引述讨论。而当世朝野志士之反省与呼唤，正以反映民族觉醒之程度，朝野因应之用心。鄙人著书考论，多已展布于世人，盖暴陈一代，皆可覆按也。鄙人之外，同时名家抒论研讨者亦可汇集统观，彼此互补，可窥全貌矣。
多年来鄙人尚觉仍须继续抒发，以为尚有广阔空间以探索，则择其易见者，改研究一代小儒，或可有所创获，用以补充史之阙疑。今天所研讨者，乃举内陆僻远地区小儒刘光其人，作为论题而评述之。
刘光者，晚清一小儒也，当世虽稍负声名，后世则少人知之。盖生于陕西咸阳，毕生僻隐于陕甘内陆之域，未尝外游他省，乃久伏故土，向不闻问天下事者。先生讳光，字焕唐，号古愚，光绪元年乙亥（1875）举于乡，生平未尝出为仕宦，只以举人名分终其身。然于陕省泾阳、味经、崇实各书院为山长者三十余年，门人弟子，多有杰出。刑部尚书赵舒翘、郎中李岳瑞俱当为其门人，遁居偏隅，尚以师儒为一方尊仰。惟其晚年遁隐九峻山烟霞洞，门人为建烟霞草堂，以为息养之所。陈澹然：《关中刘古愚先生墓表》，收载刘光：《烟霞草堂遗书》，首卷。
刘光一生遁居陕西故乡，历在泾阳、咸阳、西安各大城以为一方师儒，实少游观他省名都，向亦未尝留心国事。惟至光绪二十年中日开衅，有泱泱大国败给日本，眼见时势迫促，国家丧乱，幡然激起痛觉，遂启深彻关怀，全神面对世局，以为国家自救之谋。严酷之外力冲击，深入内陆，促醒一乡曲占毕小儒，转移精神于国事。此则反映国事杌陧，正亦启发同仇赴难之爱国心，刘光之例足为代表。
二、国势阽危，问计时贤
刘光虽是举人出身，久任陕西地方儒师，自是饱学之士。然僻居内陆，且无尺寸之柄，官守之责。实志在传道授业，而未尝用心时事。今遇甲午丧师之败，乃以堂堂大国，败于日本小邦。遂至大受冲激，幡然警悟国家民族危机，列强环伺之可虑。忧心国难，欲挽危亡，不可终日。甲午见及战败，乙未熟见割地赔款条约，痛心疾首，乃继而思考自救之道，有所筹计，未能自信，乃先后于光绪二十二、三年间，分别遣生徒赴南省亲访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等，求教对时局方策。
为时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陕西地方主政及官绅，历经刘光之等在学师生努力呼吁因应世局，上下俱作种种思考努力，计划以陕西地方之力，先求自救之方。而刘光自为最热心之人，因恐设想不周，不敢贸然有所兴作。一面广搜时闻，一面就于斯年七月派遣门人杨蕙、陈涛、孙澄海等人，前赴湖北、江苏、上海，趋候访问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以及赵舒翘四人。其中惟赵舒翘为陕西人在外任官，所商谈重点不同，当于下一节讨论。在此当一一检视其与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三人之求教经过。
甲、求教张之洞
刘光派遣门人杨蕙、陈涛到湖北武昌晋谒湖广总督张之洞，特别携奉刘氏专函，求教张氏指示大局方针。须知在清代专制时代，平民文士与封疆大吏通函请教，乃是通行习惯，平素常见，世存之例，俱可见当世文集。较之今日民主时代有天渊之别。民主时代狗官什九像土皇帝，既无知又傲慢。刘光只是举人久任书院山长，国中具此身份者累万千计。而其致书当国大吏，绝无低声下气，保持举人身份。叩询重点，可列如下：故中国大势宜分枝，以晋豫陕甘存燕齐之势，而以荆楚握东南之枢。北能自保，南乃可择便出奇，固吾圉而壮国威，此必然之势也。其为之之法，当不出公昔年建筑铁路，南北并举，而以晋楚为端。公之为于南也，先收棉布之利，然后及于煤铁，则北方者，亦当先陕之棉布，而后及晋之煤铁。赵芝山（名惟熙）学使欲陕士为有用之学，拟购机器织布，旁设书院，俾士子研求西学，渐窥机器之用，为他日办煤之本。事属创始，无从措手。乃令杨蕙、陈涛等来鄂，请训于公。陈涛等为前学使柯选庵（名逢时）之弟子，则公之再传弟子也。渊源不隔，然乡曲书生，未知能领略至教否也。刘光：《烟霞草堂文集》（全十卷），卷五，民国七年（1918）刊于苏州，页17—18。
此处所引，只是全函后半，刘光氏书信开首，详叙甲午战败，国势浚替，忧心如焚，欲以书生报国，无力无财，空拳孤注，实难筹救国之策，乃愿以绵薄之力，先以救陕为入手。然亦左支右绌，不知穷乡何以为计。惟视张之洞为当国重臣，恃为救星，而特来求教。故虽以穷儒之身，亦抱雪耻之志。当时似此占毕小儒，又何让于庙堂辅笏。
乙、访询梁启超
刘光既遣门人进谒张之洞，乃并合顺道赴上海，趋访梁启超，亦特作书，叩询方略。按梁氏当光绪二十二、三年，亦不过二十五六岁，虽与刘氏同为举人，而刘氏则已五旬开外，应居前辈。乃奉书求教，自谦而礼重梁氏，其所遣门人杨蕙、陈涛亦是举人出身，止孙澄海则为生员，介绍门人俱以后学之词，明言望其裁成。可谓虚心求教，敬重对方。
去岁辽海之祸，觉中国之势，不可终日，反覆思维，不得其故。后由李工部梦符（名岳瑞）寄归京师《强学会序》及《上海强学会序》，再三环诵，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始知世间尚有康先生其人。识周六合而足以开万古洪蒙，佩服不可言喻。虽群学二字取忌当时，然欲稍振中国之气，举中外而安之，以成三代上之大同，必人人奉吾孔子之教而各修其实，则炮火无威，工产效灵矣。中国名为诵法孔子，久已举其实而亡之。始于秦之愚黔首，终以历朝之恶朋党，驯成散涣锢蔽不可救药之天下。吾辈无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澄海游沪郢择购机器，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勿吝裁成也。同上，卷五，页21—22。阅读此函，有三处须加以疏解，其一，乃是函明明提示去岁辽海之祸，却不可误判其函出于光绪二十一年。此信后段提到梁启超之《时务报》笔政，其事已在光绪二十二年。
其二，刘氏信中举示谈到《强学会序》和《上海强学会序》，此两文俱出康有为手笔。因而对康氏表示钦佩倾服。所以拜服康氏两序，重点在于康氏指出中国之不群不学。但在此点上尚有曲折，可以附解于次。
其三，甲午、乙未中国战败于日本，签下丧权辱国条约。此一外来冲击，促醒中国危亡意识，朝野人士有多样反向反应，激发多样思潮，拙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一些论文探讨，无法细举。惟此处所见影响刘氏主决之“群学”以及“群”、“学”，实是一代开新概念。其创意却非来自康、梁。而是创于严复。严复饱富中西学问，并非出于偶发之思因时势而提出新概念，乃是基于所学于光绪二十一年发布名论四篇，世人熟知。为言强而提西方名词sociology，乃取借《荀子》之所谓：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将sociology顺手译为“群学”。此真富有学问之翻译。当年上海蔡尔康译为“大同学”，后来二十世纪初始改称“社会学”。严复翻译有本有源，却被梁启超、康有为用来发抒思想。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在《时务报》刊布其文《论学会》，全力发挥群之意旨，于民族国家之重要，并建议立群为学，赞合群之义，而须结合各学会，是即“群学会”。 由是促使全国士人响应，各地创改群学会，真实当年群士未尝一问sociology究为何学。正见出当年士人向新学之饥渴。另一人发挥群义而用为共宗之学者，则为康有为。凡此新说出，无不全国风靡，刘光及其门人即为代表。当此时人，所有文士何尝知有sociology？真可谓是误打误撞。时代流风如此。有关晚清各样思潮之创发激荡，可参阅拙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其中《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及《晚清政治思潮之动向》等文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印。
丙、问道康有为
刘光获李岳瑞自京寄来康氏所撰《强学会序》及代张之洞所撰《上海强学会序》，内心十分钦服，多次向梁启超探听康氏行止，每不能得机晤见，派门人杨蕙、陈涛等赴上海，见及梁启超，亦未能见到康有为，惟梁启超则将康氏著作《长兴学说》、《新学伪经考》专书转赠刘氏。而在刘氏读完康氏之书，闻知康氏又回京师，乃遣门人孙澄海、陈涛到北京晋见，并附专函问道，兼及当前杌陧之世局。惟其论学之点，大占巨量篇幅，乃不同意康氏主张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说。仅于信末表达忧心列强虎视鹰瞵，有瓜分中国之势，忧心如焚，叩询保国保教之术。其所言而欲学之处，自不须引述也。
迂腐庸才，自安畎亩，固知大局岌岌，然谓尚可苟安。不料甲午一战，情见势绌，中国之大，直如漏舟，危在瞬息。悄然以悲，无可为计。及读先生《强学会序》，始恍然于中国受病之由。天生先生于今日，正所以哀中国而予以回生之方也。彼时即拟肃函远叩起居，适闻已赴新嘉坡。只得通问于贵高足梁君，后又得读《时务报》、《知新》、《湘学》等报，闻皆先生之绪论。愈想望丰采，寤寐不忘，又蒙梁君转惠所著各书，云先生将由滇蜀入秦，不胜狂喜，谓此生有幸，竟能亲灸下风。近又得陈涛函云，先生已返澳门，将由沪入都。为之怅然。《烟霞草堂文集》，卷六，页1，《与康长素先生书》。
刘氏重点不在此，以下以长篇与康氏辩难儒家经学问题，虽具特识，而与时事无关，自己略而不论。惟为时已在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已据胶澳，俄亦兵船聚集旅顺，英又要求香港拓界，瓜分中国之声遽起。国人实感煎迫。刘氏乃于信末请教康氏应急之方，足供参酌，尤其在刘氏笔下出现瓜分一言，正可明其敏觉，远僻内陆，亦备感威胁，俱见正值危急之秋。
德人占据胶州，四国兵船集于旅顺，瓜分之机已动，先生何以筹之？东望燕云，怆然欲涕，寸心耿耿，不尽欲言。《烟霞草堂文集》，卷六，页3。
可喜尚能见到康有为之复函，附于光问教之后，刊列刘氏文集。然其书亦是大谈经学，推扬阐叙公羊三世学说。竟于救国之道，陈议甚少。当择其有关者括引于次：孙孝廉（孙澄海）来京师，损辱赐言，奖许拳拳。既不敢承，而又教督其不及，殷勤甚厚。陈伯澜（陈涛字）来，日日见，益得闻圣德之微，至仁之心。专以拯溺救世为事。尝慨自宋儒言道高美矣，而自薛胡二先生后，学术日隘。本朝二张二陆，益狭小之。多言寡过，而寡言谦善；多言义而少言仁，故生民不被其泽。如此得先生之规模阔大，乃足以矫而变之也。在此见门下多士，皆好学有礼节。通天下之故，一见而知为安定（胡安定）弟子，王式师法。益叹教泽之盛也。同上，卷六，页4。
至于康氏同信言及国难之事，着墨不多，却提出其重要主张，保国、保种、保教之说。
国变极急，危亡不远，保国之事，恐不易得，惟保种、保教，人人与有责焉。先生海内耆儒，为时领袖，大教存亡，人士趋尚所在也。幸留意焉。同上，卷六，页5。
其时，北京已在倡组保国会，康有为、梁启超主倡之，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创立保国会，到者数百，会中则有康有为之讲演，论述保国宗旨。其始末当俱刊布于天津《国闻报》及《知新报》，后世亦熟见载籍，于此不待详述，当可知刘光与康氏之通函为时较晚，应相值于光绪二十四年初，康有为在京筹组保国会之际，或即当在三月下旬，保国会开会之时。故能于函中见及康氏保国、保种、保教之言。光绪二十四年元月，京师倡立保国会始末，收载于《戊戌变法文献汇编》，杨家骆翻印大陆出版之《戊戌变法》，第四册，页396—422。
三、筹划创办机器织布局，保卫乡土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