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毅然去官，与一项事业极有关系，其识见决心，实置于政情考虑之上，是即其后半生所献身之实业建设。张氏立身行事，改途易辙，正以见其识力眼光志节才略。其卓异恒流，非凡行径，并亦表现于此。转变关键，当以光绪二十年获中状元及同年丁忧回籍之后。显著之转折点，当在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中日约文允日商可在中国内地城镇开设工厂制造。此条足以扼窒中国工商业生命，实伏亡国之机。张氏遂立志献身实业，以救中国，其弃官就商之志，当滥觞于此。曹文鳞编：《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卷一，页1。张氏大生纱厂股东会报告：“通州之设纱厂，为张謇投身实业之始。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中日事定，前督部张（之洞）属苏镇通绅士招商集股设机厂造土货。謇亦承乏。謇愚不自量，念普鲁士之报法，毕士马克归功于教育。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藉。”又，《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页16： 《承办通州纱厂节略》云：“自光绪二十一年，中日定约，有日人得用机器在中国内地各州县城乡市镇制造土货之条。九月间，前署南洋大臣张，分属苏州镇江通州在籍京官，各就所在地方，招商设立机厂，制造土货，为抵制外人之计。通州产棉最王而良，謇因议设纱厂。招商两月余，有粤人潘华茂，闽人郭勋，浙人樊芬，因通人刘桂馨，连同海门人沈燮均、陈维镛等，台议认办。十二月率同到省，开折请于署大臣张，核定办法。随至通州，邀集通州知州汪树堂，海门同知王宾，监订合同，会详立案。”
张謇于后日申述其生平决计改途经过，立志启念，坚定明确，为其后半生尽心教育实业始终一贯之宗旨：
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即有声望之要人亦不轻见，见必不为屈下，盖自恃无往而不得其为贫贱一语，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覆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覆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页304。
据此前后反复自述，当亦可知张氏弃官从商于后半生献身实业之志节。其超卓群伦之识见毅力，锲而不舍，不计成败之精神，均足以垂式千古。惟今研究探讨，仅就张氏经济思想定为范围，或能用备张氏生平志行之参考。
二、重商思想与利权竞争观念
根据可靠记载，张謇之重商思想最迟不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即在同年七月与张之洞讨论商务问题。九月即展开开办纱厂之筹计。然其重商言论，当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撰《商会议》为最早。如其所主张创置商会之说：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不会则商无校能之地。各行省宜有总会，各府宜有分会。分会有长，长考府辖之县最王之产，最良之产，与风尚之华朴，民俗之勤惰，工作之精粗，市情之消长。各列为表，度其所宜兴宜革宜变之故，斟酌其如何革、如何兴、如何变之办法。闻于总会。总会有督，督考长之所考，而决其行止。闻于总督巡抚。总督巡抚为之主持保护。主持二事：一为之筹督成效，一为之考察盈虚。保护二事：一宽初办之税捐，一禁官吏之侵扰。而其要有二：宜朝廷主之。一立简易法，一备补助费。《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页4。 张謇提议创立商会，为近代重商前驱。其基本宗旨在集合众商之力，以抵抗外商之竞争。商会之运用，在结合华商商力，以谋存立竞胜。实由商战思想引申而来。张氏一生，论及商战者，不惮再三谆谆提示。近代重商人物，郑观应与张謇俱为商战思想先驱。兹并举其生平商战言论如次：光绪三十年（1904）：
兹议约结同志，寿集开办经费，先就十六铺迤南老太平码头左右购定基地，建筑船步，并造栈房，以立根据而固基础。即拟招集华商股本规银一百万两，分作一万股，计每股银一百两。分期收足，掣给股票。船步栈房工程告竣，接续订购轮船，增筑船步。一面先就沿江沿海及内河地方相定码头，以便添设。务冀华商多占一分势力，即使洋商少扩一处范围。商战方殷，未容多让。绅等具有身家，甚惜名誉，讲求实业，不敢架空。现蒙商部奏请华商自立码头，自开航路。业奉谕旨允准通行钦遵在案。绅商闻风兴起，但使创办有人，股款可以立集，以商界保国界，以商权张国权。道在于是。《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卷三，页2。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比复承教，以謇乡里实业，粗有所立，欲更集合，连入都，创设公司，开通北方之利。阁下之于謇，可谓爱忘其丑。而于欧洲商战之大势，中国足以自强之本原，亦可谓筹之至审矣。”《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页9—10。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中国顾何如乎？商战日剧，商利坐失，近且经营一切路矿实业。鉴于借款非计之已事，于是民间自办者达之于部。部臣上闻，别其名曰商办。夫既商办实业矣，则其所储积，或称贷之款，必得银行为之归束。而此项银行者，必为商民所信望，而后得商民之信用。以英德法各国之政体，其组织银行之机关，政府尚自处于股东之地位，而银行之性质，纯然一私家公司，所以坚商民之信，而利商业之用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页9。
宣统二年（1910）：
呜呼！中国自尊士卑商，重义轻利之说压乎人心，千百年来，凡百营业，听其自生自灭，从未有提倡而保全之者。在闭关之世犹可言也，处廿世纪商战激烈时代，必在天演淘汰之列矣。《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十七，页20。
民国十一年（1922）：
自欧战停后，世界商战，将在中国；中国形便，必在上海。十余年来，世变俶扰，避地之人日益，受廛之所无多。海客以拓界为容民，地主乃群嫌于逼处。既非主客相安之道，应有供求适剂之谋。吴淞壤地相接，足以自图，设更迟回，行嗟何及。故商埠为江苏今日重要问题。同上，卷九，页22。
总结张氏商战观念，自然归趋于创设商会，谋求团结御侮之计。在商业组织上，仍然不足与工商国家对抗，甚至在中国境内亦难自立。进而追求国家商律之订定，奖励营商与维护商权之需要，自当求之国家政制之健全与其主持政命之责任，因是而不能不有商部之设立，此即商政体系建立之必然思考。兹举张氏见解之表达：国家胡为设商部也？破前日之专制故。商人胡为立商会也？箴从前之涣散故。然则举数千年层递积压之秕政，芟夷而扫除之，改弦而更张之，岂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群情散漫之际，集思广益，通达下情，又淘其粗恶而撷其菁华焉，岂非人之尤所同愿耶？同上，卷十七，页20。
国家改革根本政制体制，是中国历来政府结构之重大突破，非此不足以立国于现代世界。除外务部为列强强中国设置外，商部之创设，实为政府改制之重要前驱，故深得有识之士之同情支持。
张謇重商之基本动机，尚有挽回利权之一项要素。此点亦当启念于中日《马关条约》对中国商权之扼窒。张氏掬其后半生精力为此奋斗，此类言论甚多，兹举其光绪三十二年，与张之洞所论：丝纱信江南物产之大宗，非商自经营，官为保护，绅通官商之情，设厂纺纱缫丝，收回利权。则日人挟持新约，城乡市镇，其工商皆得任便寓居制作。将来即就中国各处以所产土货造成熟货，运售内地，以我攻我，不数年而商民膏血尽矣。公所请借洋债千万，分办丝纱厂，合官绅商民之力通筹抵制。甚盛意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页4。 中国近百年江海航运，早为外洋把持，丧失主权，无以收复。张謇思抵制之术，颇叹积重难挽。光绪三十二年致商部云：查中国江河海面，失主权而丧民心，无过洋商领单运货内地，华船愿挂洋旗一事。华民畏官，官虐船户，盖数百年积成之习俗。自外势日张，关卡官吏，慑而媚外。于是同一民船也，此受雇于华商则刁难需索，节节阻滞。彼受雇于洋商则否。今日受雇于洋商，则埋直气壮，处处畅行。明日受雇于华商则否。趋利避害，人之常情，迹象既已悬殊，心志安得不易。自镇而淮，自镇而扬通，洋旂日盛，职是之故。外人知厘卡之病民尤甚于关，习闻华人之怨读讠，思其离心而收之也。遂有相率坚持加税免厘之议，故谓外人所索加税免厘，仅为其畅通商市计，犹利用之一方面也。同上，卷三，页29。
张氏抵制外商积极手段，为釜底抽薪之计者，则须自外交入手，彻底削除外人在华特权，废除一切危害中国主权之条例。当民国七年冬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将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张氏致书陆徵祥呼吁乘时废除不平等条款及各项外人特权。主要宗旨，在废除协定关税及撤消外人在华领事裁判权：若为全国关系，刻不可缓，而又永远利赖者，惟改税法及撤消领事裁判权二事。而裁判权又须牵涉司法改良，是悬而有待，非一旦夕所能行。惟税法为从前错误，受极不平等之协定拘束，国家无自由制定税法之权，商民受万劫不伸之害。商界公议，以所闻于报纸传述者，不过求增加税率稍裕收入而已。在国犹非根本之计，在民宁为切要所关。众意以此次非常会议，与寻常改约之举不同，根本改正，在从世界国际通例改协定税为国定税。平等待遇，方为自主。国家体统，万不可支支节节，苟且求多于协定范围之内，此为全国商民所迫切祈祷。将有万众同声吁政府主持之请愿。先使謇专电道意，伏求扼定根本主旨，勿以支节自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页24。
为剑及履及，全国商人即于同年有致巴黎和会长电，呼吁废除协定关税及最惠国条款之规定。收回主权，公平自定税则。而实际主稿之人正为张氏：协约各国政府熟知中国素为国际条约所束缚，不得订立国定税则。中国曩与各协约国协商，于进出口税定为值百抽五。此点实大异于世界一切独立自主之国。凡独立自主国家，皆实施国定税则，而非由协定。盖此为国家财政上自主权利之一端也。中国自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订立中英通商条约以来，迄今已六十年，未得修改。今年因加入协约之故，始承各国善意，得将名义上之值百抽五，加增为实际上之值百抽五，以前虽屡欲要求修改，而中国勿能为力也。同上，卷四，页24—25。
同一电中，同时并将最惠国条款之危害独立税则主权，亦加申明其相结连之关系：如中国条约中，皆载有最惠国之条件，使任何强国均能索取中国让与他国之同等权利。因是凡协约国皆应享中国值百抽五之税则之利益，而列强之间，减税或免税，皆以互相交换为基础。今中国之协定税则，纯利于进口之货物，至中国输入各协约国商埠之货，不能享同等利益以取偿。且无论某国，苟坚持前项条款，竟可不承认税则之增加焉。《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页25。
第一次欧战之后，世界强大国家，未稍遏止野心，同样恃强蔑理，欺压弱小。中国努力呼求，未能引起列强重视。巴黎和会反使日本更占中国土地，狰狞面目，令人恐惧。同仇之心，促使全民公愤。中国朝野努力要求废除各项外人特权，亦未达到结果，列强枷索，未见丝毫解除。中国仍待由本身做起，充实国力，奋斗自强，以谋国家之独立自主。张氏当此弱肉强食之时代，又见中国主权之沦丧。量个人之力，只有投身实业界，自一点一滴入手，建树国基，息养国力。此实国人最简易稳慎之救国方术，张氏生平，提示一个显著之典范。张氏自述，谆谆而细论之，当可见出其生平重商之意义。并始终以抵制洋货与外商竞争力抗为念，于此兹为举证于次：职本里儒，家承寒素。愤中国利权之外溢，思以绵力自保其方隅。念生平实业之未娴，只以不欺感通于俦类。图之方始，则筹之不敢疏；毁之者多，则持之不敢懈。区区之见，私以为中国今日振兴实业，要在标本兼顾。顾标之道在整顿，顾本之道在改良。整顿则首宜渐去其弊，以完本意可行之旧。改良则首宜试验所合，以发众目有征之新。而非得在上之保护提倡，则幸而成者，在一人有事倍功半之艰。不成而败者，在当世且有惩羹吹虀之患。一切细目，姑不暇论，即如各工厂制造之货，非减轻成本不足敌外国进口之货。而非援各国税生不税熟或税熟不税生之例，不能减轻成本，此大要也。《张啬庵先生实业文钞》，卷三，页5。
张氏弃官就商为其生平重大转变，亦为其个人勇毅之决定。其启念动机，因鉴于外力侵凌，国家贫弱。而实事求是，决自工商入手，与外商争持利权，一点一滴，建立国家富强基础。故挽回利权与抵抗列强下平等条约，始终为其毕生奋斗目标。
三、利民主张与保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