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现代银行定名为“中国通商银行”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开幕。一年后盛氏上奏再陈创办银行之初衷，明言在于“扩充中土之商力，收回自有之利权”：中国银行，大路椎轮，规模草创，故裨补于商务，收效于桑榆者，必须由渐而来。盖由仿办于各国银行在华开设之后，如汇丰之设，已三十余年。气势既盛，根柢已深。不特洋商款项往来网罗都尽，中行决不能分其杯羹。即华商大宗贸易，亦与西行相交日久，信之素深。中国银行新造之局，势力未充，非可粉饰铺张，骤与西人争胜。故臣原议以慎始图终，积小成大为宗旨。今者□办一年，始基已立，自此扩充中土之商力，收回自有之利权。其枢机必视京外拨解官款是否皆归通商银行为旋转。若各省关存解官款，仍循旧辙，专交私家之银号，绝不与奉旨设立之银行相涉，则商政之体全失。西人腾笑，华人增疑。 海内商情孰肯信向，所关于商务大局非小也。《愚斋存稿》，卷2，页30—31，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奏。又，《中国第一家银行》，页1—31。又，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1月印，页4—39。又，《盛宣怀未刊信稿》，页12，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五日致湖南巡抚陈宝箴函，说明银行开幕，并致送章程，以便开设长沙分行。其信中述明开办日期云：“银行悉照汇丰章法，但洋行重在外国通货币，我行重在内地通货币。上海总行，四月廿六已开办，汉口亦须续办。长沙省会，熊太史（希龄）已集股数万，自可照章分设，以通往来，仍乞大府护持，俾免陨越。先呈大略章程一册，详细章程刊成续寄。”由此可知，盛氏办理银行，无论创始起议，或是首建基业，其启念动力，无不与挽回沦丧之商业利权有关。盛宣怀估计，英商汇丰银行吸收中国民间存款在六千万银元以上。中国坐失利源，必须设法收回，而收回之道端在开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幕后不久，盛氏于同年五月初八日致函兵部尚书荣禄，陈述开创银行宗旨：惟银行深中汇丰及京都四恒之忌，其实此行系为保守中国利权起见，免致尽为俄英各行一网打尽而已。于汇丰固有损，于四恒不特无损且有益也。宣回沪后当再督率各总董参酌中国商情，泰西商律，重订详细章程，总期慎密无疵，可垂久远。俟规模粗定，即当奏复，悉交总董自行经理，宣无庸过问。《盛宣怀未刊信稿》，页13。又，同前引书，页15，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致陈宝箴函：“银行为商务枢纽，英法倡于前，俄德踵其后，自己若不早设，利权必尽为一网打尽。湘行公一言之下已得股银六万，只须再添足十万，便可开设分行。此任非朱禹翁不足以树人望，只要管事得人，条理不紊，总董只须就近稽查，并不甚忙，若繁琐事岂敢累及朱公耶。秉三请照章招股，多者为董。渠开来朱、蒋、陈三君，故早办合一照会。他处亦有二三人者，然少穆已不在湘，陈亦不相识，似以责成朱一人以免牵辍为是。宣不敢臆断，谨呈照会两件，敬求代为酌度而行，其不用之一件便中寄还可也。回沪即与诸总董商订分行详细条款，寄请转发。汇丰收我华民存款六千余万，载往印度。俄又来矣。”
盛宣怀大力推动中国通商银行之创设，不仅早在光绪八年已有构想，而其长期留心银行之功能与运用，其着眼点在中国商业利权之遭列强侵损，认为必须由中国商人自组银行，谋求民间财富之凝聚，抵抗列强银行之竞相蚕食鲸吞。盛氏不私心自利，自创设银行后即立意权归商董全体，亦随时作交卸准备。盛氏为商权谋久远，为实业尽血诚，岂容轻易否定？ 六、结论盛宣怀毕生经营实业，以轮船、电报、铁路、银行为最重要，四者俱为中国近代工业化之权舆，前无因袭，必须无中生有，其中诸多艰难，后世已多隔膜而无所考见。盛氏首创各大实业，为后代中国企业奠下基础，其开创之格局，少有后世人物逾越。盛氏之为一代伟人，无可置疑。
盛宣怀自李鸿章幕府起家，以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在邮传部尚书任上革职，永不叙用。其所经手之现代实业，不止前述四种，更有开矿、炼铁、纺织、邮政等等。惟多非由其一手开创，而往往系中间承替，其重要性虽大，但略有所不及。兹在此稍加论列。
前节提及之湖北煤矿，盛宣怀开办时，聘雇西洋矿师，采用西洋开采方法，在同时代重要实业家中仅居于唐廷枢、李金镛之后。惟其对维护中国矿权之重视，无人可相比拟。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盛氏即提出保障中国矿权杜绝洋人侵占之议：窃思湘、粤矿甚多，英、法皆觊觎，与其用英、法而碍大局，尚不及用美款（原删：可免为英法夺占）。但管见中国财产莫大于矿，目前虽不得不借资洋力，将来学堂人材辈出，不难自办，转贫弱为富强，实有关系。若照山西、四川一纸合同，即以全省六十年无限地利悉归外人，名曰华股，实皆洋股，且恐藉开矿而渐及派兵保护，占利竟致占地，恐贻后悔。拟请嗣后洋款办矿，不得擅指全省，止可就矿言矿。譬如办开平煤矿，只就开平而言，推及一郡一县已多矣。至路矿勿兼，自系杜洋人索路并索矿也。若中国自造路，自开矿，想不在禁例。如美议路约，必欲请借款开矿，拟由总公司另举华商就近路处所指明若干处，酌照山西章程，严定界限，所收矿利，悉归路矿总局。倘路利不足还路债，可将矿利补凑，免累公中，似亦有益无损。《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624，《致总理衙门电》。
盛宣怀保障中国矿权之法，亦如其保障路权，认为民间之实业，非关外交，拒绝与外交官交涉；若有交涉之处，直接与洋商公司交涉，不容列强外交官越俎代庖。此外他更援条约所定，不准洋商扩大经营，只许造路者不许开矿，只许开矿者不许炼铁。光绪二十八年（1902）英国商约专使来华谈判，想把路矿权列入商约，为盛宣怀以中国自主之利权不容外人过问为由，予以坚拒。当时山西省已胡涂丧失矿权，盛氏代为筹谋，思所以迎拒之道。其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六日致外务部函有云：窃思晋豫合同，平空给以无数矿利，已大失算 （原删：现为国家索其红股），兹因其求我国家出予泽道铁路借票，援照正太办法。告其正太非为俄、法运矿而设，今泽道专为英国运矿而办，索我借票，俾腾出福公司资本，全力开矿，是中国国家任代造运矿铁路之巨款，英国公司独受开矿无穷之大利。彼既欲因矿而及路，我即欲因路而及矿。一曰此路运矿车价须比他项客货酌加两倍，以备修养及票债本利；一曰国家应得红股若干，分沾矿利；一曰只准开矿，不准制铁，以符条约始终未准洋商在内地设厂之义。查马凯（James Mackay）议商约，于内地制造争之甚力，宣秉承部示，坚拒得免。今哲（哲美森）已明言运料制铁，何能从此开端？不仅夺鄂厂铁利也。自应坚执条约，内外合拒，以绝其萌。晋豫开矿合同，非国家之合同，况条款内并无开设炉厂炼冶之语，其合同题目虽有“制铁”二字，当时晋豫被其蒙混，彼若持此二字相争，拟准其运铁至通商口岸设厂铸炼，以符约章，比较立年限（原删：更有）理似足。晋铁虽佳，加以运费，华厂尚可竭力抵制。《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740—741。中国近代维护矿权，交涉最为繁重复杂，已有李恩涵、王玺两位专家之重要论著，本文自毋须多所引述。《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又，《中英开平矿权交涉》。
关于近代炼钢工业，汉阳钢铁厂原创于张之洞之手，由于资金难筹而又经营不善，方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出任总办，接管铁厂全局。盛氏接管后，增加生产，并购置新炉，制造路轨，使铁厂欣欣向荣。不料，光绪末年借英、美之力与造锦爱铁路，用以牵制俄、日，并竟然有人主张以汉冶萍公司为借款抵押之议。盛宣怀致电铁厂总办李维格，痛陈此议之非：汉冶萍只此精华，久为外人垂涎，国弱民贫，一入交涉，厂矿必落外人之手，四不可行；电为国有，轮为官办，开平为英夺，华商至今谈虎色变，汉冶萍人方疑难为永久商业，吾二人正欲保全为天下倡，乃萌芽才发，即斩根株，从此中国实业休矣。《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下册，页884。至盛宣怀经营汉阳铁厂，其用心良苦，亦曾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上奏披露：前年奏派候选郎中李维格出洋，考察各国炼冶之法，日新月异。不得不添造机炉，改建新厂，逐一改良推广，为及时挽救之图，实无异重为创始。统计添炉、改厂、雇匠、购机，及其成功，约需经费三百余万两。是于旧亏之外又增新本。皆属多方商借，心力俱穷。臣等毅然为之者，以铁政关系强富之本，一息尚存，不容退避。原冀出货多而且精，以待各省路轨之取求，兼扩东方商场之销路。庶几转败为胜，官本可陆续收回，商本亦不致化为乌有。《愚斋存稿》，卷13，《盛宣怀奏疏》。有关盛宣怀之经营汉冶萍公司，已有近代经济史学者全汉昇之专书问世，在此毋须详论。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印。
盛宣怀经办之各项实业中，以纺织业规模较小，且系步武郑观应、彭汝琮、戴恒等人之后，开办上海华盛、大纯等纱厂，购买外洋纺织机器，以纺造洋纱洋布。虽因为洋商竞争，亏损不小，但未引致任何列强交涉，毋需多费笔墨。
在此七项实业之外，盛宣怀亦涉足邮政。邮政先为海关附属，同光以来即为海关税务司兼管，称之为“海关拨驷达”（Post Office）。光绪二十二年独立经营；然邮政局总办，仍为赫德遴派之海关税务司帛黎（A. Théophile Piry）。盛宣怀于宣统二年出任邮传部尚书，决定收回邮政总局，置于本部之下。为免外国争相推荐邮政局总办人选，决定留用帛黎。盛氏两度奏陈申明收回邮政经过。《愚斋存稿》，卷17，页13—15，宣统三年四月奏；卷19，宣统二年九月奏。不料法国驻华公使马士礼（Bruno F. M. P. Jacquin de Margerie）竟然照会邮传部，要求若帛黎退休卸任，另以法人继任。法国恃强蔑理，盛氏深表不满，于宣统二年六月十八日致函邮部侍郎李经方、吴郁生，嘱其详慎照覆法使，可同意邮政总局总办不用他国人接替，但声明此局非税务司可比，中国有权晋用本国人。盛氏反复申论其维护主权之立场：弟细想，法使从前不过姑作此想。地球上安有此事？今法使不争于我收回之前，而争于我已收回之后，且专与丞参计论，其自知理屈，已可想见。目下若再与一重案据，贻祸将来，不堪设想。尊意因陈君一再面商，必欲提起“前议”二字，不谋而合。四字虽于邮部因人而用之意略有关会，然试想将来帛黎去后，我部不能再用法人，须用本国人，尚恐相碍。凡与外人办事，只在字面上磋磨，已属下乘。鄙见莫若与法使开诚说明，邮政非比税务，尚有押借巨款，自难骤改旧章。若欲强我不许用别国人则可，断难不许用本国人。故帛黎之后，我可允不用别国人接替，决不能不用本国人接替。弟想此系公理，法使不能不允。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印，中册，页862—863。
我人于历史事件与人物，若能凭恃文献证据，实事求是，自能取信于后世。否则图快一时，虽能形成流行说法，终必为后之识者所推翻，既枉费精力，复贻误大众。今之论盛宣怀者，类多想象诬蔑之辞。或归类为官僚资本家，评其官商勾结，甚至与洋人勾结，视中华为利薮， “五鬼搬运” ；或视其为奔竞豪贵，贪污腐化之权贵。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九尾龟》均网罗道听途说，将其描写为贪色好货之徒。盛氏贪色好货当符实情，而两书故事，则全出虚构。小说家言毫不足引入史据。盛氏四十年来内地学者更判定盛氏是买办阶级，邵循正于1960年3月宣称：“盛宣怀是清末买办官僚的头子。”即总结盛宣怀之一生谓：从盛宣怀这个大买办官僚的历史，不但可看出清朝末叶统治集团已腐朽到了如何惊人程度，也可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通过内奸统治中国的实际情况。《盛宣怀未刊信稿》，1990年3月，邵循正之出版说明。邵循正这种凿空的立论，禁不起史家检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