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于加入“轮船招商局”之前，首先即于“官督商办”熟知而深计。在其应唐廷枢招聘之际，于光绪七年，已有函作申述与讨论。 昨家叔秀山（郑廷江）面述公等与各股东盛意，嘱弟辞太古入招商局等因。窃思招商局与各国轮船公司争利，连年亏耗颇巨。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侮。弟承不弃，且占股份，敢不勉竭驽骀。惟第二次与太古行订立合同，以五年为期，彼此不能废约。明年正月方届满期。该公司创办时，只有两船往来长江，不到十年，已有轮船二十余号，往来长江及南北洋各埠矣。船多事繁，该公司总理冷士恐弟等有异志，嘱对总司栈云：如在公司勤职守二十年外，告老回家者，当酌给薪水，以酬其劳。姑不论其言确否，亦足见西人笼络人材操纵有术也。查招商局乃官督商办，各总会帮办俱由北洋大臣札委。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鸿章）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我辈只知办公，不知避嫌，平日既不钻营，安有奥援为之助力？而股东辈亦无可如何。是以弟不计薪水之多寡，惟恐舍长局而就短局，有关名誉耳。《盛世危言后编》，卷十，页1—2。又，同前书，同卷，页75—76，郑氏于“轮船招商局”有一简要叙述，略备参考：“查招商局始于同治十一年，由直隶候补道盛君杏荪（宣怀）、朱君云浦（其昂）发起集资，购置轮船，往来津沪，代运漕粮。禀准前北洋大臣李文忠公札委上海李君朗明，招股年余，无人过问。后适唐君景星 （廷枢）在上海倡建租购轮船，往来沪粤之议。遂禀请北洋大臣札委唐君招股接办上海轮船招商局事宜。唐君旋又邀请徐君雨之（润）为上海局会办，唐君应星（廷庚）为广州、香港两局总办，陈君茇南 （树棠）在外洋招股，朱君云浦专管漕粮事。惟当时风气未开，除广东、江苏、安徽及南洋华侨认股占多数外，其余各省绅商，入股者寥如晨星。盖因盛、朱二君乃江苏人，唐、徐、陈三君广东人，北洋大臣乃安徽人故也。迨至上海旗昌出售，唐君景星、盛君杏荪等为招商局扩充航业计，因联名禀请南北洋大臣拨借官款备价买入。讵买入后，连年与怡和、太古轮船日减水脚，争揽客货，以致股票每股跌至三十余两。而所欠官款又催还甚迫，磋商再三，始订由在所装漕粮水脚扣还。时观应在太古轮船公司充当华人总司理。承各大股东推举，禀请李文忠公札委招商局帮办。入局之初，以争揽客货，竞减水脚，相寻不已，殊于航业前途有碍。即与唐君景星同到怡和、太古两公司调和，订立合约，论轮船多少，而与分水脚。招商局得多数，于是水脚日增，票价每股涨至一百六十两。徐君雨之寻因生意搁浅，出局，北洋大臣乃札委观应接办。 当光绪七年，盛宣怀创办津沪电报局，其所拟招商章程，申明“官督商办”之旨，有谓“官督商办，是商受其利，官操其权”等语。当时郑氏已入“轮船招商局”，又且必将受委兼管“上海电报局”。郑氏回信盛宣怀，于“官督商办”仍有意见： 愚见中国电报乃独市生意，招股不难，难于当道始终不变。虽目下所收电费入不敷出，将来风气日开，线路日多，获利必日厚。查外国电线铁路，均属如是。惟恐当道见其利日厚之时，动须报效，免费之官报愈多。稍不如意，即借端抑勒。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华商相信洋商，不信官督商办之局，职此故也。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家他日借口。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识大体，借此兴商。故创办电报招商章程，第一条至第五条所载以上所论各节，及官督商办是商受其利官操其权等语，似皆有流弊。《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二，页4。 郑氏在加入轮船招商局之先，开创电报局之前，已于“官督商办”问题深具了解，抱有相当警惕态度，而仍毅然入局，并分别接办或投资此类事业甚多。当可见其经商之信心与为中国近代工业献身尽力之立场。后世论者对其初志不能不予同情，尤不当以官僚资本官商勾结而一笔抹煞。
郑观应自光绪八年摆脱买办生涯，致力于中国民生工业之开创，嗣后半生经营，均在“官督商办”政策之下。不惟早有警觉，抑且事事时时亲身感受，故而认识最深，批评最多。郑氏流露慨叹于信函文牍之间，不下十余次，特略举其扼要者于后。郑氏与友人论中国商务云： 查中国之所谓大公司者，惟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表面观之，畴不谓成效大著，差强人意。设纯粹归商办理而非官督商办，其所收效果宁有涯涘。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督办而贤也，拔茅连茹以其汇征，股东自然受赐。而无如其多是官场中人，官气难除，且于商务卒皆瞆瞆。所委用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亲戚，即其私人。甚至挂名局内，干领修金，不知凡几。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矣。同上，卷八，页43。 又如郑氏晚年与次子润潮家训云： 夫商界彼琐琐者无论也，即如素称赀本伟大之数大公司，非不成效卓著，挽回利权。而往往又因官督商办，总会办均由官派，用非所学。公司内之宜兴宜革，及一切应行等事，均不能深知。惟各怀私意。其权在上，假公济私。股东力弱，多受无形之损失。《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页36。又，同前书，卷十，页116，《致陈翊周书》论“轮船招商局”云：“我局当官督商办时代，动以官力侵害商权，固无论矣。即完全商办后，濡染已深，仍难尽除官场气习。政府复有干预而无保护，有商办之名，无商办之实，此我局腐败一大原因。” 郑氏不惟再四批评愤叹，抑且发为吟咏，写《商务叹》一首，其中语句，颇表达讽喻之情： 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从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 此处郑氏诗句，转引自汤照连：《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经济研究》， 1981年12月号，页63。 “官督商办”观念，由时代环境酝酿而创生，自有其形成之复杂因素，种种近代民生工业，若“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总局”、“汉河金矿”、“汉阳铁厂”等，均承此观念而举办，如此巨大投资，尝试为中国开拓新工业建设，实须秉持识力眼光，与冒险精神，尤须排除万难而为之。无论其结果如何失败之惨，亦足可证当时人适应西方冲击之努力。郑氏早明觉其弊，亦毅然投身其中，正可见其牺牲精神，中国近代商贸前驱，实有重大抱负与坚强斗志。后世研究，务多揭示，以见中国工商实业家立足之不易，缔造之艰难，切不可以事后聪明，捣瑕抵隙，以攻骂为能事。
四、富民重商与实业救国
郑观应面对中国积贫积弱，承受列强侵略凌辱，因而思考拯救之方。据其生平所亲历之工商事业经验，深信挽救中国最有效之途，莫过于发展工商，亦即当时所共喻之振兴实业。而郑氏毕生思想重点，实可称之为实业救国思想。
中国患贫忧弱，一意渴求富强。然富强之基，自有层次，原非嗟咄可致。郑氏先极着意于求富，尤注重先求民之富，故其求富宗旨，乃在于其富民思想，郑氏致书梁纶卿云：
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矿产、森林、畜牧、交通、制造以及种种商业，无论国有民有，皆足以致富。而独施之中国则不然。天时、人事、地利三者，俱足以胜之，而其收效则不逮西人远甚。此何故哉？大抵西人之办大事业，先求其利于各股东，而后自沾其余润，故其信用著而集资厚，集资厚则收效多。我国之办大事业者，必自饱其欲，各股东不过沾余沥而已。故其私意胜而失败多。《盛世危言后编》，卷六，页10—11。
郑氏致书伍廷芳，亦申言立国为政所以求富求强之先后层次：
窃惟治道必先富而后能强。故孔子策卫，首曰富之。未有国不富而可图强者也。
我国财政入不敷出，司农仰屋，罗掘俱穷。内外大臣，只知损下益上，假公济私。日以借债购械练兵为事，不知讲求外国强富之道，故借债愈多，国民愈困，长此不变，其不继五印度、朝鲜、安南、埃及之覆辙而受天演所淘汰不止也。谨献刍议五策：一曰裁兵费以兴实业，二曰开专门学校以育人材，三曰设警察以图治安，四曰练民兵以省糜费，五曰辟边界以作商场。同上，页55—56。
郑氏富民之论，务在与民休息，导其生机，使自生养。中国传统四民之中，尤以商民长致富之术，擅奇赢之利，足以为四民中枢，而握其纲领：
稽古四民，士农工商，商居其末。然商主懋迁，流通有无，实综四民之权利，而有关乎国势之盛衰，何则？士非商则衣食之费愈昂，农非商则米谷之销不远，工非商则制作之物不售。《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页9—10。
郑氏比较西方国家，申论以发抒此一观点：
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况乎言富国者必继以强兵，则练兵、铸械、添船、增垒，无一非耗费巨款。而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自然国富兵强，何虑慢藏诲盗？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保富”之明效也欤！《郑观应集》，页596—597。
郑氏就四民立言，指出商民关系重要，正欲改变固有之重农轻商观念。于是更就中外立国所本，立足于万邦林立之世，商务实不可再为轻忽，亦不当贬为末技：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郑观应集》，页614。
郑氏既言富民理想，立论归趋于商民居四民管钥，为真能致富之要角，对外商竞争之先锋。于是发展商务，提高商民地位，遂为致富之必循途径。申论方向，自然进一步导致重商思想。以世界竞争大势而论，则须重商。郑氏与子侄书论及：
今之世界，一商务竞争之世界。商务盛之国则强，商务衰之国则弱。我国商务不能及泰西各国者，固由于缺商本，无商学，乏商才，其彰明较著也。《盛世危言后编》，卷八，页45。
郑氏申解重商宗旨，由中国轻商传统引论至当世列强之重商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