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早期日记，常会发现鲁迅日记中经常提到一个叫“小市”的地方。这主要是指民国年间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从1912年5月13日开始到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一直居住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从这里到教育部要经过菜市口、宣武门这很长一条街道，大约有三里（1.5千米）路。鲁迅来北京的头几年，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几乎每天都是按时到教育部上班，虽然没有多少公事可办。无论上班下班，都要从这市口经过，就可以顺便到里面买一些日用品，有时也可以在处理旧货的小摊上买到一些古玩。纵观这时期的《鲁迅日记》，他去得最多的要算是琉璃厂和几个“小市”，主要目的是买书、买纸，修书和搜集碑帖拓片等等，而他经常光顾的有这些店铺：直隶官书局：购买过丛书，金石志，文字学及其他史料书籍。
神州国光社：购买过汇刊，画册，诗类，经券等。
有正书局：购买过诗稿，画册，佛经，墓志等等。
文明书局：购买过山水画册，墨宝，佛经之类。
中华书局：购买过考古及艺术方面的丛刊等书。
商务印书馆：购买过碑考，秘籍及外文书籍。
德古斋：购买过石刻、造像拓片，墓志拓本等等。
仿古斋：购买过石刻、造像拓片片及砖拓等等。
李竹斋：购买过古钱之类。
敦古谊：购买过墓志造像拓本。
松筠阁；购买过土偶及拓片。
富华阁：购买过画像拓本等等。
从日记中可知，鲁迅除了为维持其日常生活，不得不光顾一些商店餐馆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大都消磨于上述这些书店、古玩店内，而很少外出游览自然景点。这与其性格爱好有极大关系，同时也和其结交的一些朋友的爱好有关，例如鲁迅当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大画家陈衡恪就常与鲁迅一起逛古玩店，两人并经常互赠物品，这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录。
马克思说过：“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民国初年的鲁迅，精神上处于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也必然表现在日记的写作之中。既然从正处于“破茧待出”、即将“呐喊”阶段的“鲁迅”看来，民国初年的日常生活是极度无聊和没有意义的，以至可以用“无事”可做进行概括；那么，从一个普通教育部职员的角度，那个以“周树人”之名与外界打交道的鲁迅，感觉生活忙忙碌碌、十分充实，也非常自然。
首先，作为教育部的高级职员，鲁迅的工作有很多方面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这期间，鲁迅为京师图书馆的筹建做过很多具体工作，终于使该馆在由教育部接管后，于1912年的8月27日开馆；又如鲁迅和许寿裳、钱稻孙一起负责草拟国徽图案，钱稻孙绘图，鲁迅则负责撰写文字说明；还有为求课程改革，教育部曾邀请专家讨论大学专门课程的改进办法，鲁迅也作为部内专家出席等，这些工作都不能说没有意义。不错，鲁迅当时在教育部有很多时间确实处于无事可做或者所做之事毫无意义的状态，由此引起鲁迅的厌恶和厌倦之感当很自然。不过，我们应该在双重意义上看待“工作”这个概念：一方面它指的是特定类型的日常活动，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指的是直接的类活动，因为它是类本质的对象化。按照马克思的界定，他把一般的日常活动称为“劳动”，而用“工作”专指类本质范畴。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作的类本质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无论怎样，工作所完成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需要，不然就不能称为是“工作”，而仅仅是“劳动”——也许是“无效”和“浪费”人力物力的劳动。由此，在讨论工作的“意义”时，我们有必要辨析“我们必须做某事”和“我们被迫做某事”的差别。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工作都多少带有使工作者被“异化”的倾向，但有些工作，由于工作者意识到其工作的价值或者意义，即便他知道自己多少已经成为工作的奴隶或者工具的奴隶，他还是会感到乐在其中；相反，他将因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而感到极度痛苦。
就鲁迅而言，当所做“工作”在他看来多少有些意义时，他其实是并不拒绝甚至乐于去做的，例如他先后四次到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办的“夏期讲演会”讲演《美术略论》，虽然有一次讲演开始时仅有一名听众，最后也不过十名听众，但鲁迅仍然坚持讲演。这样的事鲁迅不仅每次都记入日记，且讲演时间、地点和听众人数也全部记下，在其惜墨如金的日记中尤显突出，说明他对此事极为看重。这一时期的鲁迅对于世俗的功名利禄似乎也不讨厌，就在教育部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那天，也就是1912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出现了“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的文字，显然这与其被任命有直接关系。又据1913年12月26日日记，鲁迅获“（教育）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虽然这样的人事变迁让鲁迅发出“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的感慨，对官场之黑暗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但无论怎样，自己可以照旧工作赚钱养家，还是值得庆幸的，不然就不必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入日记了。
那么，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鲁迅是否就总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的呢？似乎也不是。而且，在其业余时间我们发现鲁迅或者说那个教育部职员“周树人”总是很忙：忙着外出见朋友和在住处接待朋友，忙着“得病”和看病，忙着和朋友一起逛街、饮酒、喝茶、购物，忙着给亲友写信特别是写给周作人，忙着寄书寄东西给家人……
且看那个以“周树人”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的鲁迅的人际交往活动。
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的鲁迅，其与亲友、同事的日常交往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间接方式主要是书信，其中最主要的书信往来对象是周作人。笔者根据其日记统计，1912年5月到当年年底八个月间，鲁迅写给周作人的信件多达76封，后者的回件数也大致相同。如果说这是由于鲁迅初到北方有些不习惯的话，则此后数年，他们二人仍然维持这样的书信往来频率，就只能说明周作人在很长时间内充当了鲁迅精神苦闷的唯一倾诉对象：1913年是76封，1914年83封，1915年97封，1916年则为106封，1917年前三个月是24封，之后因周作人来京，书信自然中断。按照那时的邮政投递速度，我们只能说，这样的书信往来频率是惊人的，这还不包括两人经常会有的互相寄书寄物等交往活动。相比之下，鲁迅该年以书信方式与当年留学时的日本友人、其他同学、亲友进行联系的频率就比较一般。以1913年为例，这年鲁迅写给亲友（不含写给周作人）、同学、同乡等的书信仅为78封，且往来对象相对固定，人数也不多，说明鲁迅与他们保持书信交往的意愿不强。而且较为奇怪的是，对于同一个交往者，鲁迅常常是上午已经寄信寄物，当天下午又去邮局寄信寄物，似乎并不担心在此事上浪费时间。
至于直接交往，则主要体现为与朋友、同事、同乡等一起饮酒吃饭、喝茶、逛旧书店、购物、互赠礼品、游览景点和看望朋友等。我们以1913年为例，因为这一年年初鲁迅到京已半年，其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应该已经趋于稳定。这一年鲁迅外出次数为294次（含一日内多次外出，但不包括去邮局寄信寄物寄钱这样的活动），朋友同事同乡等来访209次，最多者一日内有5次。其中外出次数最多者为3月份，是34次，平均每天超过一次。来访者最多次数为24次，最少9次，整体上少于其外出次数。无论如何，这样的交往活动是相当频繁甚至是相当忙碌的。不过，作为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似乎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厌倦，证据是几乎所有的邀请他都参加，似乎只有一次因身体不佳谢绝，还有一次因喝酒时间过长，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他才设法中途“逃出”。
一般而言，人们日常交往的主要形式有习惯性交往、组织性交往、偶然或随机性交往以及依恋性交往等，当然它们常常是混合而非孤立地出现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其中依恋性交往在促进交往者思想情感交流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一交往不仅要求交往者双方或者多方都处于持续的、充满强烈情感的状态，而且这一交往必须基于对情感契约的共同参与。此处论述请参看[匈］阿格妮丝？赫勒著，显而易见，这样的交往更容易发生于至亲好友之间，且常常以直接交往形式出现。根据上述对鲁迅与之交往的亲友同乡等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的交际圈子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固定为有限的几个人：书信交往是与周作人，直接且密切交往者则是许寿裳、许季上、钱稻孙、齐寿山、陈衡恪等，大致不超过十人，其余则都是偶尔来往的泛泛之交。对此我们也可以从日记中找到一些证据。例如一次鲁迅在与许寿裳等人吃饭归来时，当是心情不错，日记中出现了“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见鲁迅1912年7月27日日记。的描述，可谓罕见。又如在寄出写给二弟、三弟的信后，鲁迅竟然发现北方的雪景十分美丽：“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雪而时见日光。上午寄二弟信。晚雪止，夜复降，已而月出。”见鲁迅1913年1月15日、24日日记。
自然，在鲁迅日记中，这样有“亮色”的记录较少，人们比较熟悉的还是那些表现其内心苦闷和绝望的文字，但其实那些文字也不多见。鲁迅更多情况下是用极为简练的文字甚至只用“无事”二字来表现其内心对世俗生活的失望与苦闷。值得庆幸的是，鲁迅既没有被这种绝望所摧垮，也没有被世俗生活所带来的短暂愉悦所麻痹，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对现实给予批判的心态——尽管这等同于无法消弭的精神上的痛苦。马尔库塞曾经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引用过本雅明的一句话，我以为可以用来概括鲁迅在民国初年的精神世界：“仅仅是为了那些绝望的人们的缘故，希望才给了我们。”
没有经历民国初年至“五四”长达数年的精神煎熬，那个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巨人鲁迅就不会出现。
总之，阅读民国初年的鲁迅日记，不仅让我们对那时鲁迅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让我们对其日常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蕴含的意义能有所把握。长期以来，我们对文人的日常生活总是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很少能意识到在这样看似乏味、单调和重复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着了解文人精神世界的丰富线索。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起对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对其采取批判性分析态度的“距离感”，培养我们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看似无聊活动的敏感性，以深入发掘其潜在的意蕴，帮助我们了解那些真正的文化巨人在成为巨人之前所经历的长期阵痛。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远在美国的吴宓和徐志摩在各自的日记中，对此事都有很多记录和评论，可见此事对中国留学生的冲击之大。鲁迅虽然此时早已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以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与胡适等人的白话诗一起，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篇章，但他当年5月和6月的日记中却只字未提发生在身边的这个运动，只有一次提到和周作人一起去看胡适所写的话剧《终身大事》的演出，才多少让人感到有一丝新文化运动的气息。不过，考虑到鲁迅的日记本来就是纯粹个人杂事的记录，他不在日记中提及五四运动也属自然。
创作白话小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一帮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按说这些都应该使鲁迅兴奋起来，那种挥之不去的无聊和苦闷即便不能消除，至少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笼罩在鲁迅心头了罢。可是，从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兴奋似乎只维持了很短时间，鲁迅就又回到民国初年那样的“无事”可做的境遇之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其日记中“无事”的记录又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并迅速增加到令人震撼的程度：1920年的7月，“无事”记录出现12次，8、9两个月，出现“无事”的次数达到15和16次！而其他各日的记录也极为简单，整整一个月的日记内容不足两页（以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排版为准），7月份每日字数达两行的仅有七天，8月份每日字数达两行的仅有五天，9月份达两行的则仅有三天。相比之前其日记每月内容往往长达四五页，每天内容记录多达五六行者很多的状况，这种变化是惊人的。阅读这一阶段的鲁迅日记，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鲁迅已经连日记也懒得写了，之所以还有这样简单的记录仅仅是为了维持日记的连续性。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年底，至次年年初才稍稍好转（日记中“无事”字样在10月为13次，11月为10次，12月为10次）。
我们不禁要问，这一阶段鲁迅怎么了？其生活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者其思想上有什么变化，才导致其日记出现如此状况，这个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战士的“鲁迅”，怎么又感到“无事”可做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