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例六则。其一云：“凡一岁货声注重门前，其铺肆设摊工艺赶集之类，皆附入以补不足。”其二云：“凡货声率分三类，其门前货物者统称货郎，其修作者为工艺，换物者为商贩，货郎之常见者与一人之特卖者声色又皆不同。”其四云：“凡同人所闻见者，仅自咸同年后，去故生新，风景不待十年而已变，至今则已数变矣。往事凄凉，他年寤寐，声犹在耳，留赠后人。”说明货声的时代及范围种类已甚明了，其纪录方法亦甚精细，其五则云：“凡货声之从口旁诸字者，用以叶其土音助语而已，其字下叠点者，是重其音，像其长声与馀韵耳。”如五月中卖桃的唱曰：“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即其一例。又如卖硬面饽饽者，书中记其唱声曰：“硬面唵，饽啊饽……”，则与现今完全相同，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抚然，有百感交集之概。卖花生者曰：“脆瓤儿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空儿的——多给。”这种呼声至今也时常听到，特别是单卖那所谓半空儿的……大约因为应允多给的缘故罢，永远为小儿女辈所爱好。昔有今无，固可叹慨，若今昔同然，亦未尝无今昔之感，正不必待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也。
自来纪风物者大都止于描写形状，差不多是谱录一类，不大有注意社会生活，讲到店头担上的情形者。《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有这几句话：“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很有破天荒的神气，《帝京景物略》及《陶庵梦忆》亦尚未能注意及此。清光绪中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于六月中记冰胡儿曰：“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胡者核也。”又七月下记菱角鸡头曰：“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但其所记亦遂只此二事，若此书则专记货声，描模维肖，又多附以详注，斯为难得耳。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盖挑担推车设摊赶集的一切品物半系平民日用所必需，其闲食玩艺一部分亦多是一般妇孺的照顾，阔人们的享用那都在大铺子里，在这里是找不到一二的。我读这本小书，常常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只可惜现在的北平民穷财尽，即使不变成边塞也已经不能保存这书中的盛况了。
我看了这些货声又想到一件事，这是歌唱与吆喝的问题。中国现在似乎已没有歌诗与唱曲的技术，山野间男女的唱和，妓女的小调，或者还是唱曲罢，但在读书人中间总可以说不曾歌唱了，每逢无论什么聚会在馀兴里只听见有人高唱皮簧或是昆腔，决没有鼓起咙来吟一段什么的了。现在的文人只会读诗词歌赋，会听或哼几句戏文，想去创出新格调的新诗，那是十分难能的难事。中国的诗仿佛总是不能不重韵律，可是这从哪里去找新的根苗，那些戏文老是那么叫唤，我从前生怕那戏子会回不过气来真是“气闭”而死，即使不然也总很不卫生的，假如新诗要那样的唱才好，亦难乎其为诗人矣哉。卖东西的在街上吆喝，要使得屋内的人知道，声音非很响亮不可，可是并不至于不自然，发声遣词都有特殊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这里有诗歌发生的可能，总之比戏文却要更与歌唱相近一点罢。卖晚香玉的道：“嗳……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来。一个大钱十五朵。”什么“来”的句调本来甚多，这是顶特别的一例。又七月中卖枣者唱曰：“枣儿来，糖的咯哒喽，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此颇有儿歌的意味，其形容枣子的甜曰糖的咯哒亦质朴而新颖。卷末铺肆一门中仅列粥铺所唱一则，词尤佳妙，可以称为掉尾大观也，其词曰：“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来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菉豆的粥咧。”
此书因系传抄本，故颇多错误，下半注解亦似稍略，且时代变迁虑其间更不少异同，倘得有熟悉北京社会今昔情形如于君闲人者为之订补，刊印行世，不特存录一方风物可以作志乘之一部分，抑亦间接有益于艺文，当不在刘同人之《景物略》下也。
（二十三年一月）原载1934年1月17日刊《大公报》，署名“岂明”。
至于鲁迅的弟子，也就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一般读者多已熟悉，此类研究成果也很多，此处不赘，只简单介绍一下周作人的弟子。一般认为周作人有四大弟子：俞平伯、江绍原、冯文炳（废名）、沈启无（原名沈杨）。1934年8月，周作人访日期间，在回答日本记者井上红梅的问题时，说自己“在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只两三个”，首先举出来的，就是时任“清华教授的俞平伯”和“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的确，一般我们也是将俞平伯与废名视为周作人之真正“传人”的。
按照董桥先生的说法，俞平伯与周作人的相识始于1917年。当时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算是周作人的学生，所以他写信总是称周作人为“知堂师”“启明师”“岂明师”，自称弟子、学生，而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则多称其为“平伯兄”。不过，他们真正在思想上“相识”则要到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俞平伯认为新诗应当走平民化的道路，所谓的贵族气息应该是后有的，所以通俗是诗歌的本质。周作人则认为文学家不必在自己的创作中迁就群众。当年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说道：“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这一分歧显示出俞平伯的战斗精神，相对应的则是周作人的逐渐失去“五四”时所主张的启蒙精神及隐士情结的抬头。不过从另一层面来说，倒是周作人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更尊重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再看周作人与其另一位弟子废名的交往。据周作人回忆：“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推想起来这大概总是在民九民十之交（1920年末1921年初）吧。”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蛰居苦雨斋内，立志“闭户读书”，不问世事，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弟子的交往却日益密切。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在周作人周围有一个以写精致的小品文为特征的文人圈子，对此阿英在1933年所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里有精彩的分析：“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派别。这派别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的冲淡平和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在新旧势力对立到尖锐的时候，就是正式冲突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得不退而追寻另一条安全的路……（这）是周作人一派的小品文获得存在的基本的道理。”阿英虽然过于强调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共同思想倾向，多少忽略了文体自身的“一致性”，但却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和文学创作特征。
抗战爆发使得三人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废名南下隐居，俞平伯虽与周作人一起困居北京城，却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节操，唯有作为老师的周作人不光彩地“下了水”。学生毕竟是学生，不好过分责备老师的过错，相反他们两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周作人这一段不光彩的往事。1945年冬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后，俞平伯曾写给胡适一封信，请他出面援救周作人。信中俞平伯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劝谏老师的责任：“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1946年，北平十五位教授呈文国民党政府法院为周作人说情，列名者中也有俞平伯。学生做到这份上，也就可以了。至于废名，后来放弃文学，转而倾心佛学，即使对老师“下水”心有不满，大约也只能腹诽了吧。
总之，俞平伯和废名两人对周作人始终是尊敬有加的，这可从废名所写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看出。他说自己和俞平伯谈到知堂老人之为人，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归结是这么的一句，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知堂先生是一个躬行君子。我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我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态度。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我们两人都回答不了。‘渐进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然而这里一点神秘没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书做参考。”确实，周作人没有一点做作和虚伪，完全出于自然的和本性的为人和风度，是他人所无法学习更无法模仿的——就像他的抄书体无法被模仿复制一样。
沈启无虽也曾师从周作人，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出过两个选本即《近代散文钞》与《大学国文》，却不被承认为弟子。周作人本人有过这样的说法：“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惟独沈杨（即沈启无），他只继承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讲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非称为徒弟不可，而且破门也可以应用……”这里的“破门”源自日语，指的即是逐出师门。至于破门的原因，是因为沈启无稍有名气后便对周作人不敬，搞若干小动作。周作人非常生气，遂于1944年3月15日公开发表声明将他逐出弟子之列，其《破门声明》（原载《中华日报》1944年3月23日）云：“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之后周作人又写过好几篇文章谈到与“破门”有关的种种情况，一时颇引人注目。
据当代学者黄开发《沈启无——人和事》一文的考证，其实在这场破门风波中，沈启无多少是有些委屈的。他祖籍浙江吴兴，但出生于江苏淮阴，1923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1925年转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中文专业，因此得以认识他非常崇拜的周作人。1932年至1936年间，沈启无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37年7月北平沦陷，当时周作人不愿意离开北平，并劝沈也不要离开北平。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当中文系主任。
由上文可见，沈启无和周作人的关系本来就极为密切，而且当周作人落水当汉奸后，沈启无也继续为周作人出谋划策，还四处活动，为周作人当上“伪国府委员”及“伪华北政委会委员”立下功劳。按照沈启无的如意算盘，是指望自己的如此卖力，能够博得周作人的赏识，提拔他当上伪教育总署的秘书长，或者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然而周作人碍于各种矛盾，最后只任命沈启无为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这让沈启无大失所望以至开始对周作人萌生恶意，终有化名写文章攻击周作人之事。不料周作人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出此文出自沈启无之手，大为愤怒，当即将沈启无逐出师门，并多次在报刊发表文章，一定要置后者于死地。而沈启无当时尚未真正在文坛立足，自然毫无还手之力。不过，他还是写了一首诗为自己开脱，此诗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五号上：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之后，被逐出师门的沈启无无奈之下去投奔另一个汉奸文人胡兰成，后又辗转于国内一些学校任教。1949年后，他在国内高校任教，后虽曾被打成右派，倒还能继续从事教学。十年“文革”期间，沈启无的经历自然会招致批斗，于1969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而在此之前，周作人也已被迫害致死，但愿九泉之下，这师徒二人终能“一笑泯恩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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