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24年的伦敦，对负债人的处罚和对待小偷一样。这个案子的当事人是位父亲，有七个孩子，虽然有份能赚钱的工作，但根本不够花。他欠坎登街面包店老板卡尔40镑。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个生蚝卖1便士，一整条三文鱼只卖1镑6便士，账房里的职员要是遇上个小气的老板，全年的工资还没这么多。
这个案子的账务统计完毕后，上报给了行政长官，马上派下来了一拨人。我们故事里的父亲——37岁的约翰被长官派来的人关进了一个名曰“负债人拘留所”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像人间炼狱，给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几天宽限，看是否有转机，比如债主撤销指控，有头有脸的人出面调解，或是亲戚朋友解囊相助。
这个案子没人帮忙。两天后仍无转机，我们的约翰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赖，被转进马夏尔西监狱，和走私犯、叛变者和海盗关押在一起。“我这辈子算是完了。”他被带走的时候对家人哀叹道。
有个人想帮约翰，他是约翰的儿子，当年12岁，在泰晤士河畔破旧的厂房里干活，每周挣6先令。很多年后，这个男孩会这样提及这个厂房：“房间由护壁板拼装而成，地板和楼梯破败不堪，地窖里硕鼠横行，尖叫声和打架声不绝于耳，遍地是灰尘和腐烂的东西，这些景象仿佛就在跟前，恍如隔日。”
小男孩的工作是把黑鞋油装进罐子，用纸包好，再贴上标签。他每天工作十小时，为了光线好，他伫在窗边做活，这样过往的路人也才能看见他。他只有午饭和下午茶的间隙能休息片刻。尽管环境恶劣，工作乏味，童年会被如此耗尽，但他一直做着这份工，因为父亲在蹲牢房，因为有40镑的债务，因为要养家糊口！
“这些想法产生的悲痛和羞辱感流淌在我的血液里，”这个男孩有一天会如此写道，“时至今日……我还常会在梦中忘了自我：忘了已为人夫、为人父，忘了自己是个成年人；仍悲悲戚戚地重温那段岁月。”
这番话既道出了童年创伤对一个人的影响，又能从中窥见希望——小约翰终会转运，他不会一辈子从事这份可怜的工作，他的父亲也不会一直被关在马夏尔西监狱。但还要苦等漫长的三个月才会出现转机。在这之前，小男孩前往弹丸大小的牢房里探监，身后是监狱高大的铁丝墙。小男孩回忆起他们在那儿“哭得很伤心”。
就在那里，父亲告诉他：“要以马夏尔西为戒，谨记：如果你一年赚20镑，那么花掉19镑19先令6便士，你会很幸福；但再多花1先令，你就会身陷囹圄。[1]”告诫完儿子后，老父亲长吁短叹，再聊一会儿就到了夜里十点，这时警铃响起，12岁的小男孩离开监狱，走在伦敦雾蒙蒙的深夜街头，步行五英里回家。迷糊糊地躺上几小时后，耳朵里又响起老鼠的尖叫声和小跑声，新的一天装鞋油工作又开始了。
这个男孩名叫查尔斯，姓当然是狄更斯了。评论这位大作家的生平时，多数人会发现，狄更斯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是他性格形成的关键，这些经历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出版的传记里，有只言片语的记录。有人说所有的创作皆源自缺憾，若果真如此，那么狄更斯童年的不幸倒成了世人的一笔巨大财富。
狄更斯是公认的英语世界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他于1870年去世，一生出版了二十部小说，部部经久不衰。他亲身经历过艰苦的工作环境，非常同情穷人，这在他的大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学者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位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其作品之间的关联。毫不夸张地说，研究狄更斯和他的大部头小说《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远大前程》等的学术著作、论文、专著和文章，可谓不计其数。
但有一部狄更斯的作品却很少有人研究，尽管它名声很响，读者众多。《圣诞颂歌》的很多内容与狄更斯的生活经历有关，可谓他的巅峰之作，文字精雕细琢，被誉为一部“完美”作品。但是，评论家对它的关注却少之又少。
原因种种，也许因为小说篇幅太短，不足三万字；也许因为它太受欢迎，据说20世纪初，《圣诞颂歌》的读者数量仅次于《圣经》；也许因为作品太好，研究起来难度太大或已无评论的必要。与狄更斯同时代的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这位伦敦最尖锐的评论家如此评价《圣诞颂歌》：“谁能容忍对这本书有微词呢？依我看，这本书既是国家之福，也是读者之幸。”
不过，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部名篇创作背后的故事在狄更斯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文化史的影响。狄更斯坐下写这本“小书”的时候，他已是明日黄花，对他的文学评论也是一团糟，银行账户还在透支。
面临破产，他一度想停笔。但是，他还是振作了起来，在短短的六周内写出了一部小说，不仅帮他重塑公众形象，而且把一个二流节日变成了基督教日历中最重要的节日。
写到这儿，套用一句讲故事人的行话：我有点剧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