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长看完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就吩咐把被告们带上堂来。栏杆后面的一扇门立刻开了，两个戴着军帽的宪兵握着拔出鞘的军刀走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打头的一个是生着红头发和满脸雀斑的男人，随后是两个女人。那个男人穿着对他的身材来说显得太肥太长的囚衣。他一走进法庭，就把他的两只手使劲贴紧大腿，同时翘起大拇指，借此挡住太长的衣袖，不让它落下来盖住手。他不看法官们和旁听者，却注意地瞅着他正在绕过去的那条长凳。他绕过长凳，在它的尽头，挨着凳边规规矩矩地坐下，好空出位子来给别人坐。然后他定睛瞧着庭长，两边腮帮子上的肌肉蠕动起来，仿佛在小声嘟哝什么话似的。在他身后，一个年轻已经不轻的女人，也穿着长囚衣，走进大厅里来。这个女人头上扎着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眼睛发红。她似乎十分镇静。她走到她的位子那边，她的长囚衣不知被一个什么东西钩住，她却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把长囚衣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马斯洛娃。
她一走进来，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眼光就一齐转到她那边去，很久都没有离开她的白脸、她亮晶晶的黑眼睛、她长囚衣里隆起的高胸脯。就连宪兵在她走过面前的时候，也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直到她走过去，坐下来为止。后来她坐好了，宪兵才好像省悟过来这不大对似的，赶紧扭过脸，打起精神，直着眼睛瞧着前面的窗子。
庭长等着被告们在座位上坐好。马斯洛娃刚刚坐下，庭长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手续开始了：清点陪审员的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决定他们的罚金、解决请假的陪审员的问题、指派候补的陪审员抵补缺席的陪审员。然后庭长折好几片小纸，放进一个玻璃缸里，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丛生的腕子，用魔术师的手法取出一个个纸条来，摊开，念上面的字。随后庭长放下他的袖口，请一个司祭带着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胖得鼓鼓囊囊，白里透黄，穿着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另外还有一枚小小的勋章别在他的法衣的侧面。他慢腾腾地迈动法衣里面的两条肥腿，往圣像下面摆着的读经台走去。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拥挤着往读经台那边走过去。
“请走过来，”司祭说，用他的胖手摸着他胸前的十字架，等候所有的陪审员走过来。
这个司祭已经在职四十六年，准备着再过三年就照不久以前大教堂里的大司祭那样庆祝他的任职五十周年纪念。自从法院开办[26]以来他就在地方法庭里任职，而且很感到自豪，因为由他带着宣誓的已经有好几万人之多，而且他到了晚年仍旧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出力。他日后给他的家属留下的产业，除一所房子以外，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这样一笔钱财。至于他在法庭里的工作是带着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上是直截了当地禁止起誓的，可见他干的是不正当的工作，这一点他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非但不嫌弃这种工作，反而喜欢这种干惯了的并且常常可以借此结交许多上流人的职业。刚才他就不胜荣幸地认识了那个有名的律师，对他大为敬佩，因为他仅仅办了那个击败帽子上插着大花朵的老太婆的案子就挣到一万卢布。
等到所有的陪审员都顺着台阶登上高台，司祭就拿起一件肩袈裟，偏着他那白发苍苍、顶门光秃的脑袋，钻进肩袈裟的油腻领口，理了理稀疏的头发，然后扭过脸对着那些陪审员。
“请举起右手，把手指头照这样捏在一起，”他用苍老的声调慢腾腾地说，举起他那每根手指头上都有小涡的胖手，把手指头搭在一起，做成捏着东西的样子。“现在请跟着我念，”他说，然后开始了：“凭万能的上帝，凭他的神圣的《福音书》，凭主的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应承而且宣誓：在这个案子里……”他说着，每说完一句就顿一顿。“不要放下胳膊来，照这样举好，”他对一个放下胳膊的青年人说，“在这个案子里……”
那个留着络腮胡子、仪表堂堂的先生，那个上校，那个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按照司祭的要求举起胳膊，捏着手指头，而且仿佛特别高兴似的，做得很准确，举得很高，可是其他的人却似乎做得勉强，敷衍了事。有些人背诵誓词的声音过于高亢，仿佛带着寻衅吵架的意味，那口气似乎在说：“反正我非说不可，非说不可！”有些人只是含糊其词地小声念着，落在司祭的后面，后来好像害怕了似的，赶紧跟上去，却又合不上拍子。有的人带着雄赳赳的气势把自己的手指头捏得紧而又紧，好像深怕漏掉什么东西一样。有的人却把手指头松开来，然后又捏紧。人人都觉得别扭，只有老司祭才毫无疑问地相信他在做一件很有益、很重大的工作。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就站起来，拥到议事室去。他们到了那儿，几乎全都立刻拿出纸烟来，开始吸烟。有人提议推选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担任首席陪审员，大家立时一致同意，然后丢掉或者熄掉烟头，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说首席陪审员已经由什么人当选，然后大家又走到那两排高背椅跟前，跨过别人的脚，分别坐好。
一切都在很快地进行，没有一点耽搁，显得有点庄严。这种一丝不苟、循序渐进、庄严肃穆的气象分明使得参与其事的人感到愉快，而且肯定了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在做一件严肃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连涅赫柳多夫也感觉到了。
陪审员们刚刚坐好，庭长就对他们讲话，说明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住地变换姿势：一忽儿用左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用右胳膊肘倚在桌上，一忽儿靠着他的椅背，一忽儿靠着他的圈椅的扶手，一忽儿把一叠纸的纸边弄齐，一忽儿摩挲一把裁纸刀，一忽儿摸一支铅笔。
按他的说法，他们的权利就是他们可以通过庭长质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检查本案的物证。他们的责任就是他们审判必须公正而不做假。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倘若泄漏他们的会议的机密，同外界私通消息，就要遭受惩罚。
大家毕恭毕敬地专心听着。那个商人朝四下里喷吐着酒气，不住地压下他那响亮的打嗝声，每听完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