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明朝缔造者，以冷血和严重的暴力，把自己形象推向极度的黑暗。一提起他，人们油然想到“暴君”，他的名字也与嗜杀、酷刑、狠毒、野蛮紧紧绑在一起。就此言，他是极权体制推出的标准“独夫”。然而，如果我们习惯性地以“独夫民贼”相称，却发现有一半对不上号——他无疑是“独夫”，却并非“民贼”。这很少见，我们由此也格外注意起他的独特性。
中华自三代以降，文明光灿，环列皆蛮昧未化民族，虽时有袭扰，以至国裂土分，但说到举国沦亡的情形，却还不曾有过。直到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崛起一个民族，尚武剽悍，仗着马肥人强，拉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铁骑，摧枯拉朽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差不多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
全中国第一次真正地亡了。但那蒙古人，虽仗着骑兵厉害，武力之强自古所无，终究是草原上粗野少文、散漫任性的民族，以为不单可以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非但不向中原文明学习，以求洗心革面，却让自己的蛮昧习性一仍其旧，不足百年便告终结。蒙古人被赶回北方大漠，重新过上四处劫掠、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代之行天的，便是大明王朝。那开国的君上，唤做“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偌长一串头衔，除却头两个字，剩下的皆系虚谀之辞，谁也记不住的，所以历来大家都只管他叫“明太祖”。
说起这位太祖皇帝，那也真是迄来从无的一等人物，出于赤贫，十七岁那年父母继殁，孤无所依，不得已竟入寺为僧混口饭吃，未久，寺院亦败，他便只身一人“游食”四方——所谓“游食”，无非乞讨为生。但偏偏这么一人，当着天下大乱之际，投身暴众，由士卒而头领，由头领而元帅，最后遍灭群雄、逐斥元室、一统中华，成就二百数十年之基业。自古以来，舍汉高祖刘邦外，中国并无第二个起于平民的皇帝，但那刘邦，好歹曾身为亭长，谓之平民略嫌勉强，真正从底层“登天”的，上下五千年，唯有太祖元璋。
说凤阳，道凤阳
平常，从南山坡望去，旷野无际，野草萋萋。宽大的山坡几乎一直很平缓地向北延伸着，只偶有起伏，间或点缀着几株孤零零的树。一条清亮的河流绕着山坡，静静流淌，阳光下就像条白绸带。
此河名濠，小，长数十里。源有二，一自横涧山，一自定远城北，在濠州之南合流，蜿蜒东北而入淮水。小固小，却非无来历。很早以前，庄子常留连于此。濠水以澄澈出名，是“临渊羡鱼”的佳处，当年，庄子偕惠子同来赏鱼，留下一段“子非鱼”的巧辩典故。上千年过去了，平静的濠水好像再没有新奇故事发生，只是默淌。
至正[1]十二年，大旱令素常清亮的濠水全无往日风采，就像从少女红唇一夜之间变成老妇槁唇；鱼儿无影无踪，河床随处呈现网状裂缝；少量幸存的河水，薄薄的，奄奄一息，在河中央最凹处反射出光来，几乎看不出它在流动。
一条死水，犹如濠州的人心。
不过，此地人民对这情形倒也并不新鲜。七年前，一场更其凶烈的旱蝗之灾，旬日之间夺走成千上万条性命。那一年，单单是孤庄村朱五四老汉一家，五口人便死了三口，四月初六朱老汉头一个撒手人寰，三天后，轮着大儿子重四毙命，又十日，朱家妈妈陈二娘丢下老二重六和老幺重八，也追着老伴和大儿子去了阴曹地府；可怜那重八年方十六，竟眼睁睁十来天的工夫连丧父母和长兄。好些年后，孤庄村父老说起此事，还都直摇头叹气，直道：“惨哩……”
如今，当年人烟寥落、鸡犬声稀的景象，又在孤庄村重现。落日下，极目而眺，偌大的平野全然空旷，生生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不见鸟儿飞过，那份静详简直是一种透着忧伤的美，可是久处其中，却令人不免可怖。
就在南坡，一株老榆树下，有一小土堆微微隆起，没有什么特征，上面光秃秃地只长些荒草，而且经年风吹水刷，土包越来越平，眼看着就要流失了。但是绕着转过来，猛然却见一条大汉仰躺在土包旁，冷不丁吓你一跳！那汉身长八尺，黝黑精瘦；穿一条污烂污烂的直缀，敞着胸怀，夕阳洒落处，肋骨历历可数；破帽儿遮脸，肚皮一起一伏——竟是睡着了。
前身即朱元璋充小沙弥之皇觉寺，洪武初迁至现址，赐名“大龙兴寺”。
孝陵，位于南京钟山。朱棣篡位迁都北京，其后诸帝皆葬北京十三陵，只剩下朱元璋孤零零在此。身后的冷清，最为形象地说明了朱元璋在皇权问题上自相矛盾所导致的失败。
“八哥，醒醒，醒醒……”
汉子猛一惊，睁眼看时，是打小一处厮混的周家小三子。但见他背负布包，神色匆忙，似要出远门的样子。
“小三子，你这是要去哪儿？”
“说不得，八哥，出事了。那封书信被人知道了，想告发官家讨赏哩。我寻思还是投汤二哥的好，咱一起走吧？”
汉子眼珠骨碌转了转：“真的么？”
“我还讹你不成？”周三儿顿足道。
汉子笑了：“兄弟，怎就改不掉你那急脾气？要不，你先行一步，哥哥我随后就来。”
“也罢。”周三儿拱手道，“八哥，那我就和汤二哥在濠州等着你。”
“一路珍重，兄弟。”汉子在周三儿肩头用力拍了拍。
目送周家小三子渐行渐远的身影，暮色下，汉子忽然感觉到一丝凉意。一群昏鸦飞了来，落在老榆树上，“啊，啊啊”的叫声送出，令本极辽旷的四野，更显冷清。
汉子悲从心起，掉头冲着小土堆翻身便拜：
“爹，娘！二老在世，教儿本分为人，儿原不想投汤二哥，如今村里人死的死，逃的逃，庙里和尚也散去大半，儿没了着落……儿今二十有五，实不甘再像八年前那般游食为生……爹啊娘啊，儿当如何，替儿拿个主意吧！”
言毕，就兜内摸出一面小铜牌，那还是自己刚生下来时，吃不得奶，爹上庙里拜菩萨时请回来的护身符。铜牌一面刻着观音像，汉子拿在手里，默想：“观音像若冲上则去，冲下则留。”于是开口道：“爹娘在上，且助重八则个！”
铜牌抛起，落在土坡草间，拨开一看，观音像冲上。再扔，如此；第三次又抛，仍如此。
汉子站起身，目光渐渐清澈，原本就有些凶悍的脸此时又蒙上了层刚毅之色。只见他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直走到西下的夕阳血似的惨红里去……
——以上多系虚构，是当年读吴晗《朱元璋传》后，我在怀想明太祖朱元璋如何奋起于草莽之际，自己心里描画出来的一幅“复原图”。1978-1982年念大学期间，每年的寒暑假，我在合肥与上海之间这条铁路线上来来回回要穿行四次；每一次，列车行经临淮关-蚌埠这区间，我望着窗外的山川，脑中都止不住去浮想与朱元璋有关的旧事和画面。
虽是虚构，但人物和大的情节皆有所本。其中，那个周家小三子，是周德兴；汤二哥，就是汤和。这两个人，还有徐达，都是朱元璋（小名重八）打小一起的玩伴儿，后俱为明朝开国元勋。至正十二年郭子兴在濠州聚众反，汤和先行投了郭军，很快积功做到千户，此时他捎信给朱元璋，催促也来入伙；元璋初意未决，求之于卦，才赶到濠州，由汤和介绍加入义军。读史至此，不免慨然：一座小小的孤庄村，蹇伏浩野，无凭无依，却突如其来聚现了一个豪杰群体。历史的脉络，确非可以常理解释者。
此草寇，非彼草寇
时势造英雄，这话既对，也不对。很多时候，似乎具有必然趋向的时势，最终却并没有造就英雄，只造就了伪英雄。这类伪英雄也曾一时叱咤风云，露出王者风范，但就在几乎走上其命运巅峰的关头，不堪辕轭，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得轰然倒地——“大顺帝”李自成、“天王”洪秀全，此之谓也。还有的时候，时势貌似造就了英雄，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却辜负了时势的造就，不可思议地败给绝非为时势所看好所钟意的弱者、配角或二流人物，项羽之于刘邦如此，袁绍之于曹操如此，张士诚、陈友谅之于朱元璋亦如此。
张士诚，盐贩出身。元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据吴地，进而再得浙西，拥江南富庶之地，于是心满意足，惟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起大军来取应天（南京），约士诚合而攻之。士诚竟以其“一亩三分田”为自足，不予呼应。其于元室同样以苟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终不脱小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业已击败陈友谅的朱元璋，腾出手收拾张士诚；是年九月，徐达破平江（苏州），士诚自缢死。
陈友谅，渔夫出身。原为徐寿辉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阴谋发动兵变，挟寿辉，而自立汉王；不久，在采石矶（马鞍山）以铁挝击杀徐寿辉。时诸强中，友谅广有江西、湖广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骄横万分，锐意扩张，即兴兵东犯。旌旗蔽日，舳舻拥江，顺流扬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却被朱元璋用诱敌深入之计，大败于南京城外。两年后，双方再大战于鄱阳湖；此番，友谅尽出其精锐之师——当时天下无出其右的巨型舰队，“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军极弱，双方实力悬殊。但陈友谅一味恃强，朱元璋再次用计，以火攻大破陈氏巨型舰队，战局逆转，八月，友谅中流矢毙命。
张、陈二人，一个当时最富，一个当时最强。以势来论，元室衰微之际，他们谁都比朱元璋更有资格成就霸业，一统天下。但士诚其人，永远只看得见眼前利益，一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本性如此，毫无办法。陈友谅骄狠雄猜，心黑手辣，倒是贪得无厌之徒，怎奈量小气狭、器局逼仄——仅从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阳之战，友谅势蹙之际，居然“尽杀所获将士”以泄忿，“而太祖则悉还所俘”——同样也是本性如此，毫无办法。
在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面前，朱元璋尽处下风，当初陈友谅搞扩张，先对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是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肯定发现搞错了人，至于鄱阳湖决战他“矢贯其颅及睛而死”之际，只怕会感到平生最为后悔的一桩事，就是没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样一个角色之前，即贸然对其出手。
而朱元璋，不管其他方面作何评价，我们得承认，他是古来“草寇”之另类。于是，脱颖而出，做成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其中，关键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将领善战、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保证，但不足以得天下。匹夫起事，先天不足在文化上。人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其实，政治也是战争的终点。没有人为战争而战争，打仗的目的在政权，而政权虽靠战争赢得，却无法靠打仗治理。从打天下到得天下，必须由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来衔接。朱元璋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以一个地道的泥腿子，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义。
解缙谈及此，说：
帝性神武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2]
《翦胜野闻》载：
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3]
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有名的一例，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很急切地征询政见。陶说：现今群雄并起，他们所欲都“不过子女玉帛”，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大受启发。[4]《明通鉴》也记有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5]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历史性的转折，标志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超一流的智囊团。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设计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评家回顾说：
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6]，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7]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8]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9]之智计埒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10]
的确说到了点子上。
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这第三条就是讲，明之立国，得益于文化上巨大成功，以大量制度创新，开启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11]。仅以“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可窥其一斑。“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12]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它解决了流移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它使集权统治更彻底，影响跨越数百年而至如今。“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13]，孟森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14]
《明史》说：
终明之世，右文左武。[15]
“右文”，就是优先重视文化建设和文臣，这是明代政治突出特色，朱元璋一开始即抱此旨：
（太祖）响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16]
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17]过去教科书将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解释为“变质”。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变质”了，《求贤诏》就是“变质”的明证。
如果“不变质”，又如何？晚朱元璋二百来年，有那样的例子，可为镜鉴。
赵士锦是崇祯十年进士，在甲申之变中，羁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他把自己闻见写成《甲申纪事》——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惟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紬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所为，李自成非不知，而竟无力辖制：
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凤阳古称“濠”，以濠水得名。庄子常留连于此。偕惠子“临渊羡鱼”，留下一段“子非鱼”的典故。
朱元璋的真容，很难从绘像上见到，都经过了美化。据说先后有两位替他造像画师，因偏于写实而被杀。
锦衣卫创于朱元璋，一度逾于法外，后期“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
科举为中国古代国家干部用人考试制度，对中国成熟的文官政治起到重大作用，但渐渐也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的工具。
按“阶级斗争”眼光，“苦大仇深”的刘宗敏，胜利后痛打劣绅、分其浮财，是勇于夺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以对阶级敌人的毫不手软，证明自己不忘阶级苦、血泪仇，亦即没有“变质”。
反观朱元璋，虽也“苦大仇深”，胜利后却将阶级爱憎抛到九霄云外，下《求贤诏》、搞什么礼贤下士，把压迫自己的人奉为座上宾，与其沆瀣一气，这不是忘本是什么？不是变质是什么？
苦皇帝
朱元璋既然黄袍加身，肯定发生了“变质”。然而，这种“变质”，为古往今来造反者所共想，如未实现，亦属“非不欲，是不能”。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丛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18]这句话，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洪秀全脑海肯定都浮现过。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史上不乏接近成功的造反者，最后不虎头蛇尾的却只有朱元璋。为什么？看看闯军打下北京后的表现，或洪秀全在天京皇宫里做了些什么，大概不难明白。以那些也想“变质”却不成功者为参照，我们发现，实际上朱元璋除了有所变，更有所不变。单论从造反者转为统治者，他可谓摇身一变。但换个角度，看看在两个身份中的表现，印象相反，朱元璋是他同类中变化最小、最少的一个。
野史有些故事，说他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
平常，他尤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多么辛劳了吧？
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
据说，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三分之二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实际上，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还恼怒，以为羞辱。
到朱元璋这儿，终于破了一回例。他真的不曾忌其微贱之时，不因做了“万岁”，而掩却来历出身。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主要是用来造酒，而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紃”，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说：“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
不过，这个“泥腿子”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头。比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看来，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并不总是好事。
一次，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讲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
“均为人耳”。并非朱元璋已有“平等思想”，而是“万岁”之后未忘贫贱往昔，使他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又某年隆冬，朱元璋视察城濠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锄子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皱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读chónɡ）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
对朱元璋，人们谈得较多是他屡兴大狱、滥刑重典，我一度因此将他归于“大暴君”行列。后从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一时振聋发聩。朱元璋有嗜杀之名，但过去只注意到杀人多，却不曾留心所杀的主要是什么人。经孟森点拨，再去查证史著，果然。汗颜的同时，从中领悟到，读史确不宜粗。
除了嗜杀，他还有一个嗜好：嗜俭。在中国，政治家节俭，往往是道学面孔的一部分，公开示人以俭，公众视线之外，其实颇为侈费。朱元璋不是这样，他的节俭，不是为“垂范天下”做做样子，是穷惯了，是“积习难改”。
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贵重石材）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顶不下来的。
在朱元璋，“不知奢侈”，未必是觉悟和境界较别的皇帝有多高，可能确因苦出身。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降军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说得很实在。然而跟他出身相类者，毕竟以容易腐化为多，而且腐化的速度和程度往往也最惊人。所以对朱元璋的不腐化，我们还是得“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更多看到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面。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也真是千古奇闻了。
这“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对皇帝来说显得古怪精灵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出卖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说起来，精神高度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民本”那一套，但实际做法是他的独创。
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
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瞽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议，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云云，我们或有异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无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
一朝权在手
然而世间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素日常见到看门人最珍视手中那点权力，也最善于把那点权力用到极致。我们也屡屡感到，权力越到底层，就看得越紧、用得越狠，绝不容人觊觎。这并不难解。对权力的过度珍惜，是与身处底层所得来和形成的更大的人身恐惧互为因果的。这种恐惧，令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会以近乎病态的方式捍卫之死守之。试想，当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孤儿，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时候，能意味着什么？
有关中国古代帝权，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过朱元璋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自会有他们种种理论和逻辑上的条分缕析，拿出种种所谓“必然”的论述来。对此，我这里不置一词，只想说说个人因素起到的作用。
吴晗《朱元璋传》讲了朱元璋幼年和少年时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梠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必恭必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做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事情多，闲报也就多，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忿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
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见出了朱元璋的个性和内心。一是他很有暴力倾向。二是他如果有怨气，喜欢发泄也非发泄不可，对活人发作不了，就拿泥菩萨出气。三是他那小小脑袋所想出的报复手段，居然已是充军、流放这类方式。
看过朱元璋画像[19]的人，恐怕很难忘记那张脸。《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虚浮，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实际上，这张脸长得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他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头狠霸的大猩猩。这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硕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莫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据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卑低坎坷的出身、遭际，尽管贵为人君，岁月的无情虽可从宫庭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
前文提到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的评论，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展开下文以前，我重申孟先生的这个观点，再次强调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暴君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此称号。而朱元璋，不论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历来新朝新君喜欢挂在嘴上、口惠而实不至的“与民休息”，在朱元璋那里却是其治政的切实出发点。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都得利受惠。我觉得他尤其应被称道的，是不好大喜功、不靡耗国力、不浪费民财，无意于什么雄才大略、丰功伟绩、万邦膜拜等虚荣。这些对中国那些所谓“有作为帝王”，从来是无法抵挡的诱惑，然而终洪武朝三十一年，在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丝毫未见这种自我膨胀，尽管作为“光复中华”的帝王，他似乎很有理由膨胀一番。他牢牢把握一点：不扰民、让百姓安稳地生活。所以，当我们回味洪武时代，会惊讶于它非常平淡——没有奇迹壮举，没有伟大工程，没有征伐，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事情。与许多开国君主相比，他简直是过于安静的皇帝。
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惨无人道地对待贪官污吏，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朱元璋如此严厉打压官吏，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肃清吏治目的，又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疯狂的阶级报复”？因他的做法里头，许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夹杂着强烈个人情绪，是恨，以及伴着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宽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当忆及父母双亡、无地可葬的凄惨时刻时，他亲笔描画了使他深受伤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这记忆，暗中怎样左右着朱皇帝的心神，如何影响了他为政？
当然，还有比记忆和心理更重要的因素。
徐达，明开国武臣第一，有古大将之风。他的死也很蹊跷，据说死于朱元璋赐膳之后。此当然不载于正史。
明建国功臣第一，明代制度制订者，朱元璋曾将他比为汉之萧何。七十七岁牵胡惟庸案，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