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逢千杯知己少
北京的局多，尤其是酒局，尤其是制造暧昧的酒局。连向不以酒量见长的我，也在这一场连一场的局中练出了半斤八两的量（以52度“牛二”为准），不过酒量上去了，暧昧对象却下来了。
熟稔京中文艺圈的前同事、没当过好兵的帅克，前几年编过一本叫《北京饭局》的书。
听她说，北京作家圈有两大饭局，东边一个饭局叫“东局”，西边一个饭局叫“西局”。西局是西二环以外，东局是东二环以外。西局局长现在还是张弛；东局局长一度就是艾丹，艾未未他老哥。
除了东局和西局之外，还有两个名局，一个是男局，一个是女局。女局也叫“大仙局”，以小妖精为主，不过头儿是一个叫“大仙”的老男人，一个京城资深男记。据说大仙从60后领导到70后，从70后领导到80后，从80后领导到90后，能领导四代小妖精，除了男导演，谁也比不上。
东局和西局，男局和女局，听说过、憧憬过、梦寐过、没去过，我的局大多是临时凑的。北京的局比上海的随意，临时提议的多：你拉我，我拉她，姑娘拉汉子买单，汉子拉姑娘陪酒。
我最早是跟同事喝，小男人、老男人、熟女、少女三五成群、四六结对，从慈云寺到东四十条，从东四十条到三里屯，从三里屯到798，从798到呼家楼，从呼家楼到西坝河，从西坝河到苹果社区，从苹果社区到宋庄，酒局线路蜿蜒曲折，犹如蛇行。跟同事喝酒，其实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容易误托知己，错把职业关系当朋友关系，尤其在菜空四盘、酒过三巡之后，男的一口一个哥，女的一口一个姐，嘴上叫得越甜，心中越是危险，正所谓扫黄的最黄、打黑的最黑。
后来的酒局是由职业而扩撒，与书相关，与文字相关，与真文艺不大相关，与伪文艺非常相关，不是跟作者喝就是跟潜在的作者喝，不是跟作者带来的姑娘喝就是跟姑娘带来的作者喝。
跟“幸福大街”的吴虹飞喝过。她那时候还住在西坝河，还跟那个心怀大义的异见分子（我没见过，亦不知是谁）在一起，还一屁股的赘肉和一脸的文艺腔，还每次走路从背后看都像鸭子划水一样。每次喝酒都在她家，后来跟她去过一个诗人的酒局，记得有老巢，有何三坡，有红烛，还有谁不记得了，她在众多老男人间肆意地说着荤段子；另一次是跟她去清华的荒岛诗会，记得有我后来非常喜欢的诗人俞心焦，还有清华建筑系的年轻教授周榕，还有一些身已沧桑、心怀理想的男女诗人，在清华的甲所小酌之后，他们在荒岛上朗诵、写诗，搞得像行为艺术一样。
后来，跟阿飞因为她的书《再不相爱就老了》闹掰了，具体原因不解释、不原谅、不后悔，跟她再也没见过，再也没喝过，去年听说她扬言“炸建委”被抓，我又恍惚记起跟她喝酒的日子。
跟既搞翻译也写小说的石一枫喝过。他从小在北京大院里长大，擅长侃大山和拍婆子，却不擅长拼酒和对瓶吹，我应该是跟他没喝醉过，不过每次跟他喝另一个曾经非常著名的酒鬼于一爽也在，名字上他俩都属“一”字辈，但是酒量却相差几个数量级。据说于一爽喝遍京城酒局，人称“女中狗子”，放倒过大大小小、知名不知名的文艺男女，酒量之大可以想见。我没见她醉过，但每次见她都是一脸一眼的迷离，老猫说她是有酒瘾，每次喝酒都要拉她，但每次都拉不到她，后来听说她找了个北影的男朋友，后来听说要结婚了，再后来听说是怀孕了，酒局于是从此了断。
算起来，跟老猫是喝得最多的。作为一个年仅半百的饕餮老汉，老猫的爱心不但泼洒在流浪猫身上，还广播在京城的文艺女青年身上，京中有才有貌有胆有量的女青年没跟他喝过酒的，估计没几个。那时候策划他的书，他经常不远几十里开车来市区相会，我所吃过的北京最正宗的重庆火锅杨家火锅就是他带我去的，且至少吃过5次以上，不过他自从有了历史系女硕士，心思已经安定，体力也不再剩余，酒局基本上就支在家里了，最早是在后沙峪，现在已转移到了北七家。
记得跟“恐怖大王”李西闽还喝过一次酒。座中还有写悬疑小说的雷米，以及相熟不相熟的票爷诸位，几乎像是一个恐怖和悬疑小说作家的专场聚会。作为被拉去从不看更不会写恐怖悬疑小说的作陪小弟，我只记得剽悍凶猛、仗义行侠在高速路上徒手截下运狗车的票爷，以及黝黑、硬朗、率性从汶川大地震里死里逃生的李西闽，其他说了什么、听了什么已经不再有印象。前一段在老猫家喝酒，听悬疑小说作家庄秦说起，李西闽在汶川大地震时被埋入废墟，度过了惨痛的76个小时，性格开朗的他从此患上了抑郁症，而比抑郁症更惨痛的是，他被石板压住的骨头恶化成了骨癌，让我又想起这个曾经多次在我耳边响起仅有过一面之缘和一酒之欢的老兄长。
回想一番来京谋稻粱的这几年，连我这个不太爱混圈子的人，竟也大大小小去过七八十个局，除了跟老哥哥们喝大酒、吹大牛、侃大山之外，作为一个不是八卦而是相当八卦的男人，我基本上去酒局看的不是酒，而是人——男人和女人。酒壮英雄胆，也靓美人脸，几番轮杯换盏下来，有的开始言语调情，有的开始逢场作戏，有的开始暗送秋波，有的开始脚尖互撩。勾搭或被勾搭，推倒或被推倒，饮食男女，先饮食后男女，先饱暖再淫逸。有女人的局，老男人的眼里多了几分游荡；没有女人的局，老男人的嘴里多了几分放荡。而北京的酒局，没有妞参加的有几场？
以我不算沧桑的经验来说，总结人生不过四个字——利、名、酒、色。跟利比起来，我好名；跟名比起来，我好酒；跟酒比起来，我好色。所以我也从来不放过每一次和姑娘喝酒的机会，而且还在酒后吐了不少真言。尤其是在一次酒过八两之后，我拉着新结识的姐姐的玉手、枕着她白嫩的大腿、望着她张开半尺的v领，眼神迷离、眉头紧蹙、一脸深刻、无比真诚地跟她掏心掏肺：“北京那么大，牛逼的人那么多，我怎么样才能一鸣惊人、流芳百世呢？”姐姐听了，一脸茫然无辜。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已不记得，只知道天亮后我睡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地秽物！
我另一次著名的大醉发生在百子湾苹果社区，在老领导家里跟六个人喝了六坛黄酒，年龄数我最小，酒数我喝得最多。黄酒后劲极大，尤其是温热了喝的黄酒，我在刚喝完一坛之后，尚有一息知觉，因为暗地里听到他们说等会儿要去“娃娃鱼”找小姐唱歌，如此良机岂能错过？不想到了包房点完小姐，酒劲大作，我再无力欣赏小姐的美胸美腿，一门心思抱着垃圾桶不舍得松手，从进门到半路撤退我基本没抬过头，小姐除给我拍后背还是拍后背，我的不良心思全被溶解了。
后来猎艳不成，半醉的同事开车送我回东四十条的住处。时值盛夏之季，虽然已近子夜，但是各色男女依然不避炎热出来打猎。一路上灯火霓虹迎来送往，无边美色此起彼伏，连电线杆子和马路牙子都无比妩媚。至于窗外，别说大妞了，就连大妈的胸脯也越发放大，大腿也越发嫩白。我把车窗开了吐、吐了关，如是反复多次。那一晚醉得秽物和春心齐飞，胸脯共大腿一色。
年少多性情，性多，情多，酒局多。而立之后，性淡了，情也寡了，我既不向往东局，也不向往西局，对男局女局也不再那么梦寐，如果说还贪酒，无非两场，一直想而没能去成的两场酒局。
一场是“天下盐”老板黄珂的局。老猫老跟我说，京城有个现代孟尝君，姓黄名珂，他的局不叫局，叫龙门阵，叫流水宴。黄老板珂在望京606有打通了的两套房，十几年来，每天家门大开，摆下川菜如流水，不问来者是谁，不问名气大小，不问名头职业，来了就有好酒好菜招待，吃好喝好抹嘴巴走人，每月白掏几万块，食客多达十几万人次，此即京城有名的“黄门宴”。
我并不偏爱黄老板的酒菜，而是欣赏他这番豪气和慷慨，在一个人人精明的时代，他玩性情；在一个人人挣钱的年月，他撒钱。他傻？他脑子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非也，大智若愚！哪天有机缘，定当和老猫去赴黄门宴，不去则罢，去定酩酊，不为其他，但为他身上残存的古义。
另一场是几个老男人的局。前一段，湖北武钢有5名退休老友建山间别墅，劈柴喂马归隐田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盘小菜、几壶烧酒，喝喝热茶、聊聊往事，没有关系羁绊，没有利益交割，酒喝得纯粹干净。我向往这样的酒局，但我离这样的酒局似乎还很遥远，因为人还未老，因为心还未冷，因为志还未酬，因为情还未了，因为欲还未消，因为七窍已通六窍，因为六根独有一根未净，所以朋友还不纯净，知己还不能刎颈，酒杯还待洗，火炉还待烧，好酒还待酿。
我的老友已散布天涯、各奔前程，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攀龙的攀龙，附凤的附凤，溜须的溜须，拍马的拍马。我跟他们比是五十步笑百步，虽还未鸡鸣狗盗，但尘世行走心头也难免蒙上厚厚一层猪油。眺望前路，各自失散在生活的雾霾之中，这顿酒何年何月何日才喝得上？
陈丹青的三封信
初去上海是在五年之前，是为稻粱之谋。彼时我还年轻，还气盛，还不更事，因为爱慕沪上风月和十里洋场的繁华，便离了广西的蛮荒和桂林的温柔，一心想在黄浦江的滩头闯一闯。
那一段岁月，好名山，好大川，好美酒，好宴饮，好结交，好评头论足。斯时，因为迷胡兰成迷得一塌糊涂，经常盘踞在搜狐的“张迷客厅”，也在各界的“胡粉”中以“研究胡兰成”而自居。加上此前刚刚去过南京采访完胡兰成的儿子胡纪元，给《南方人物周刊》写了一篇《我父亲是一个归不了档的人》的专稿，有私淑私亲的窃喜，想借胡某人在他出过头的上海出出风头。
识得复旦一位顾文豪，因为其与陈丹青先生相熟，我便跟他要了邮箱前去致意。顺便说，那时候顾兄的装扮很、非常、极其“陈丹青”，留着和陈丹青一样的板寸，戴着和陈丹青一样的眼镜，穿着和陈丹青一样的黑高领毛衣和黑西装，一翻眼就露出和陈丹青一样大的白眼珠，操着和陈丹青一样调性的抑扬顿挫，下笔便是“三月的上海，下雨，梁文道与我走在市区的一条喧嚣大道上”，实话说，我当时乃至现在都非常不喜欢这样的做派，所以相识没多久就渐行渐远了。
还说陈丹青，因为陈早岁在国内出过一本随笔《多余的素材》，有专门写胡兰成的一篇，那时候谈胡兰成还是一个犯忌讳的话题，辗转良久才得以出版。于是我便发了对胡纪元的专访给他，当时想必凡心炽热有炫才邀宠的心思，二来也因为他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颇深渊源，而我正好谋职于此。本想会泥牛入海，不想却天外来音，丹青先生收信不几天就回了一封邮件——
东林：
我在纽约家没宽带，收件很不易。今见信和照片，很谢谢。
原来你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么？你属猪。很高兴你的见识和兴致，很多事总算骗不过你们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且家庭到底还是有作用，有你父祖的基因在。在今天的大陆读什么鸟书，进什么大学。这种事我愿向着胡兰成与毛润之，乡下村里出来，自己读书，自己闯世界。
再谢谢你的照片。纪元还真几分像年轻时的胡兰成。希望后几日能正常收信。
丹青
2009年8月29日
乡下人进城，难免会自惭形秽，有一种自谦，更有一种自卑，这自谦和自卑亦会转为一种自傲和自负。我那时刚毕业工作两年余，从桂林的温柔乡和南蛮之地，初入洋场风月，初尝摩登场的荣华，得丹青先生“自己读书，自己闯世界”的砥砺和期许，颇有一种不怕虎的勇。
平日里，我在沪上岁月忙于出版社的事，编书、写稿子、弄策划、做宣传，为稻粱谋，为趣味谋。闲下来百无聊赖，十里洋场走走看看，看看鲁迅和张爱玲的故居，逛逛福州路的书店，也不免由古思今，打量一下上海滩的文人们。一时看到毛尖的《乱来》，在《南方都市报》写文章骂她，顺带也骂了孙甘露，骂了陈子善，骂了董桥，骂了小宝，骂了上海的小圈子，也骂了北京的圈子，得罪不少人。
再后来，南方一家杂志有意让我代为专访毛尖，我本也不存什么芥蒂，想此地既然有互骂的传统，民国诸位先生台面上骂来骂去，大狗小狗地叫来叫去，私底下终归是客客气气，对我，一介屌丝和愤青，毛博士理应也有如许的雅量，于是电邮去采访的问题。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太过尖锐，或者有意无意地耸人听闻，电话里毛博士借此前的书评推却说：“《南方都市报》里刊登的贵书评已经拜读，采访就不必了！”于是采访就只好不必了，终究是我错估了今夕何夕。
书评捅的马蜂窝，在毛尖那里吃了闭门羹，亦在她的几位弟子、相识那里炸了锅，网上骂来骂去一片，为我撑腰者有之，对我呵骂者有之，熙熙攘攘良久。我想既然遍地是圈子、是关系，那我只好围着圈子转转，转了几圈，终究没有去拜码头，没有投靠地头蛇，（也许是想投靠没投靠上？）悻悻然地扭头走开了。虽然我知道，不少朋友也对我说过，毛尖平日为人并不像她为文那样尖利攀援，甚至有几分羞涩内敛，然而我也只是对书不对人，《乱来》一书实在让我读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加之牛犊初生、新来乍到，不免也想借一支笔冒冒风头，《南方都市报》的雷建峤兄看了叫好，要我不再给别家媒体，我欣然应允，谁知最后竟然弄成这局面，是我始料未及。
入夜，已进深秋的上海月入中天，夜凉如水。我租居在国年路复旦老师的公寓，房间外是一片蔓草齐腰无人打理的小花园，隔窗有狗吠，有煲汤的香气，有窸窸窣窣的脚步，有电单车偶尔的尖叫。我在如斯的夜半，给上海难得出一个的“老愤青”陈丹青写信，发去了一篇《上海文艺界的做派》，抱怨上海的没落和上海文人的失落，其中也不乏泛泛而空的指摘，毕竟经验隔了一层。丹青先生有火眼、有金睛，给我回信厘清上海和上海人、昨日的上海和今朝的上海——
东林：
来信收到了。你的文章是要发的吗？发在哪里？这样直率批评上海作家的，倒没见过。这些人我大都认识，你这样一写，使我知道外人怎样看上海和上海的作家。
上海文艺固然这二十年是没落了，但八十年代好些，再早，不是你的“上海的格局一向就是小格局，自古以来就如此”，因上海没有“从古以来”，有上海是十九世纪末，而当时上海气魄之大，整个都市文明和现代文艺，全从上海开始。共产党在那里成立，胡适陈独秀在那里开始闹事，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事，鲁迅在上海时也格局大，胡兰成不也在上海弄过一弄么？四九年后上海才没落了。九十年代以来那是一路沦为地方城市了。
上海人也不像说的那样小气，你没见过以前上海的流氓和工人。现在可怜是连上海的市民气也没有了。
你在上海哪里工作呢？
丹青
2009年9月26日
我对丹青先生的抱怨，不乏是因自身事所发的牢骚，针刺一下就跳起来老高，属于个人失意，他这番话才真是点了上海的要害。在回信中，我略略说了一番在上海的情形，日常所接触的人事、抱怨和读的书，兼及在此地所经历的失落和无奈，顺带又说了毛尖的《乱来》和我的论评。丹青先生不嫌我叨唠啰唆，一日之后又回了一封信安慰，且警示不要成为曾看不起的“长辈”——
东林：
你倒说得不是闲话，只是骂上海与骂上海的文人，要分开。上海是可惜了，给糟蹋了。如今的文人也可怜，地盘弄得很小，互相摸摸弄弄，换取一点舒服。你是外人，上海这点慷慨还是有的，给外人可以待下来，自说自话。你们只是不要以后年纪大了，忘记年轻时看不起这些“长辈”，也变得和长辈一样。
丹青
2009年9月27日
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都市文明和现代文艺”，其实都从上海而始，这气象和脉络我也知道，甚至对90年代的上海也曾心向往之。唯我那时厕身其间，所失落的是两相对照之下的反差巨大，上海滩的格局日小、度量日窄，不再能提供全国性的供养。所谓作家，所谓文艺，关心的也只是自己的小兴趣和小情调，只自己在小圈子内玩玩而已，小做派十足，各人扫自家雪，不管他人霜，没有兼天下的视野和度量。虽然我后来也知道，别处的情形也不过如此，甚至是还不如上海。
丹青先生所说的上海那“给外人可以待下来的慷慨”，终究没能留我待下来——而我那时也不具待下来的俗世本领？我自忖前路茫茫，野心和抱负也都减以大半，在次年春日未尽时，便迅即离开了那待了不足半年的沪上，投奔了满地冰雪的帝都——虽然我也并不想那么快就离开。
文艺青年吴虹飞
刚到北京的时候，虽然已经是春天了，却赶上一场罕见的大雪，满地的冰碴子。
倒春寒寒得就像我当时的心境，偌大的帝都举目无亲无朋无熟人。单位在一段铁轨旁，每天我沿着铁轨上班下班，周末没事也沿着铁轨散步，我最熟悉的就是铁轨，每次我都走过2009根枕木，再沿着走过的枕木走回来。从枕木上把我解救出来的是个女的，叫吴虹飞。因为有个周末我在数枕木的时候，她在网上喊我去她西坝河三元大厦（我常认成“三光大厦”）旁的家里玩。
那时候，她以两个身份闻名于文青群体，一个是“幸福大街”的主唱，另一个是《南方人物周刊》的驻京记者。我跟她认识最早是在2008年，后来闹掰是在2010年，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一本书——《今生今世》，胡兰成的书；闹掰也是因为一本书——《再不相爱就老了》，她自己的书。
我们俩好的时候，比最黏糊的情侣还要黏糊——虽然我们俩没谈过情，也没说过爱；我们俩掰的时候，比最反目的仇人还要反目，憋着，忍着，互不往来，隔着一道篱笆墙也鸡犬不相往来。不过我欣赏她的才气，虽然她唱的歌我不觉得很好听，很歇斯底里，很愤青少女，很上气不接下气，然而她灵光一现的时候，还是能狗嘴里吐出来象牙的，尤其是在很稀松、很平常的状态下。
她似乎很神经质，因为神经质，所以写诗，写歌，唱歌，写专访，写情书，写字条。搞得她的话和字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晨钟暮鼓，跳跃得神龙不见首尾，经常一句话、一个动作丢出来噎死人或笑死人。我跟她玩得好的时候，森森地记住了以下几件事情，权且作为一个歪传吧！
其一，阿飞家墙上挂了一只表，长年累月不走动的表，指针永远指向九点半钟，很有艺术范儿的样子。我说：“我要写写你，写写你的表，名字就叫做《一只永远九点半钟的表》。”她说：“那我是故意调的，故意弄坏了不让它走的，因为他最后一次从我家离开的时候是九点半钟。”
其二，2010年的春天，北京的大雪还未化完，路上还积着不少。我一路走过来，深一脚浅一脚，到阿飞家里，进屋子转了一圈，地上一串华丽丽的泥水大脚印子。阿飞怒目而视地说：“怎么弄得跟杀人现场似的。”然后拿出一只拖把拖啊拖，终于拖干净，拖完也不把拖把放回去，一只刚打扫完“杀人现场”的拖把，就那样被她抱在怀里，坐在床边，十分端庄地和我聊天，旁若无事。
其三，某一次在她家聊天，阿飞突然说：“我十分想诈死，那多好玩呐，谁都不知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干干净净，然后改头换面再出来，一个人销声匿迹了，一个新人横空出世了。”
其四，阿飞和一个朋友去吃饭，饭毕朋友拿钱要付账，阿飞呵斥了她，自己掏钱买单。我是喜欢她经常肆无忌惮、老不正经地用“呵斥”这个词，呵斥别人这样，呵斥别人那样，很温暖、很霸气、很损己利人地呵斥。“呵斥”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已经被她弄得很有喜感了。
其五，阿飞走路别具一格，尤其是从后面看。我跟她说：“阿飞，你走路很好玩！”她说：“罗圈腿嘛！”我说：“不是，像鸭子，一摇一摆的，两只鞋像没提起来。”她说：“我的鞋就是没提。”她说陈丹青有一次从背后看她歪歪扭扭的，哈哈大笑，于是她就变得更加歪歪扭扭了。
其六，在东安市场的“辣婆婆”吃饭，我十点要赶到上海。吃到八点多，阿飞送我下楼，我刚走到楼下一伸手要打车，一掏口袋，没钱了，我说：“没钱了，我去取钱！”阿飞遂极其大方地拿出十块钱递给我，我说：“不够，打车至少要二十块！”然后她十分爽快地给了我二十块。
其七，还有一次吃饭，席间有人说：“阿飞，蓝老师教文学的，怎么你却学会唱歌了？”阿飞略一沉思，吐出一句惊人之语：“因为蓝老师不会唱歌呀！”蓝老师是蓝棣之，清华中文系的教授，阿飞在清华读了一个环境工程，还读了一个中文系的科技编辑，所以蓝是她的老师。
其八，阿飞家里存了很多张专辑，都是她以前出的，但是都是空盒子，没有CD，我翻来翻去，阿飞说：“我们把这个拿出去卖怎么样，在网上卖，就卖空盒子，多行为艺术呀！”
其九，突然有一天，阿飞光着脚丫子跑来对我说：“我的心不见了。”我不觉得奇怪，就用手指了指她的胸，她说：“这是一座房子，不会再开门了。”（这个其九，是别人补充给我的。）
闹掰之后的某一年，听说她从《南方人物周刊》离职了，她就去各地演出，弄了一个她家乡的侗族大歌的歌队，在全国巡演，听说演出也经常被临时取消。还有就是去年，在新闻里听说她扬言要“炸建委”，结果被拘留了十几天。这就是我得到的她的全部音讯，我知道时至今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穷，一如既往地歇斯底里，一如既往地愤青少女，孤身且绝望地永不回头！
我有点后悔当初那么对她，因为不愿意加一张光盘，而没有给她出她很看重的那本书。
林夕、香港和歌词
第一次见到林夕时，没想到他那么瘦那么矮小。抽烟多，牙齿都熏黑了。
他眼眶很深，手指很细，青筋一条条明显地突着。头发垂着，搭在眼镜框上，淡蓝色的眼镜下是深陷却又极聚光的瞳孔。右手上三个佛珠手链，木质的，两串小粒，一串大粒，一颗一颗数了静心；而左手上则是腕表，白色表盘，细表针，很精致。吃饭吃到中间，林夕停下来抽一支烟，谓之曰“中场休息”。活动开始之前，在休息室里会抽一支烟，做完活动之后也会抽一支烟。
那次在东莞作讲座，结束后又安排了媒体采访，但林夕已经憋不住了，一到休息室就抽起烟来，媒体围了一圈。林夕说，你们不要拍我抽烟啊，这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小孩子看到了会学坏。他还有一些超凡脱俗的生活习惯，譬如不但早上不吃饭，中午也不吃饭，饿的时候，就吃一两块芝士蛋糕，其他口味的则不吃，只吃芝士的；他喜欢喝可乐，喜欢晚上吃大餐，喜欢吃鸡吃蛙肉，会旁若无人地大快朵颐，但他事先也会先向在座的诸位礼节性通告一声：“我不客气了啊！”
林夕喜欢民国，喜欢狂草，梁启超是他最大的偶像。有一次下楼，我问他看不看汪精卫，他说也看，但是现在为汪精卫翻案是时髦，就像说孔明不是圣人、曹操不是奸雄，是从另外的角度去翻看历史，时髦的表达而已。还有一次在路上，林夕和好友兼助手Xaddy谈话，两人有了不同看法，忽然一掉头，转而求证于我：“韩愈是唐朝的吗？”我答：“当然是，他写的《迎佛骨表》嘛。”林夕惭然一笑，对Xaddy说：“给你说了是唐朝嘛，跟别人问这样的问题很失礼的。”
林夕在内地出过很多种书，我最喜欢的是前三本：《原来你非不快乐》、《曾经》和《我所爱的香港》。与第一本《原来你非不快乐》和第二本《曾经》相比，我更喜欢第三本《我所爱的香港》，因为落在了一个不缥缈、不发散的实处，更得人所依靠，也更让人有所思省。
香港是个小地方，地窄人挤，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生活其间须有强大的心理，但环境作用于人，到底不是谁都能受得了的，所以香港会生病。但林夕这个江湖郎中，只望闻问切，却不开药方，他论评港人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精神之疾，都入木三分，时有温情，时有不满，时有期许，从种种细枝末节和幽微之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审视并观照着一代香港的性格与文化。
令人想不到的是，林夕写香港，笔下竟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月旦政情民生。此一点，确出乎外界人的观感，很多人都不知在辞章小道和儿女私情之外，他还有着更大的视野与关怀。按说艺人对政治，一般唯恐避之不及，但林夕却不请自来，评论起特首、议员、政府、选举、经济、教育来，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举重而若轻，用他从艺填词的直觉和敏感一一针砭，条分缕析。
看得出他对香港多有不满，更有无情面的直言不讳，但他的批评，却不是政治人物那样在操作意义上发声，更多的是在形而上层面替香港反思和自省，他对香港的政治与时事是“遥远的兴趣”，尽一份匹夫有责的担当。深爱香港，而又批评之到如许地步，只因为是恨铁不成钢。
对香港，林夕倾注了太多情意，一如他所言：“自小已很喜欢看香港地图，并把火柴盒当做楼宇，砌成太子道、弥敦道、窝打老道。我每条走过的街道街名都有感情，要我移民，不能再在铜锣湾逛光盘店，是不可能的事。”但他对香港用情之深，却终不能如恋爱般连对方瑕疵都爱上，“香港有病，我所写不能代医，但也希望病人了解病情所在”。在我们看来，做一个香港市民好像还不多，那么多人要拿香港永久居留权，孰不知生活于其间的林夕却积责于胸，不吐不快，对香港他自有更高的要求和说辞，人文知识阶层素以不满意现状为天职，林夕果然做到义无反顾。
深爱之，而又能自设距离作壁上观，且观得恰切，这到底是要有大本领和大智慧的。
而老实说，香港之于林夕，亦提供了它地缘和文化养成上的优异之处。从1841年的港英时代开始，除却“二战”中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八个月，香港自始至终全盘西化，照搬英国的各种制度规矩和生活，大到资本主义，小到吃喝拉撒，百多年来已渐渐自塑成其自身的一部分。
此外，香港纵然再怎么西化，依然是中国人的底子，它保留着传统中国的价值和文化，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香港，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之际，很多人选择去了香港，这些人亦带去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生活点滴。所以，在1841年之后乃至今天两岸三地的格局中，香港即以这种特别保证了其特色与地位，而生于斯长于斯求学于斯工作于斯的林夕耳濡目染良久，被熏化陶冶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香港文化的一块通灵宝玉，误坠红尘凡世，难怪让人爱不释手。
红遍两岸三地的他，出道20年来词作3000余首，写得那么玲珑剔透、洞悉世情，即是拜香港这块中西杂汇的宝地所赐。他的词最玩味的是一个“情”字，男女之情，儿女私情，他的底子是最最中国的，有柳永、纳兰容若、李煜的影子，亦有老庄和佛家的底子，尤其是在近年学佛之后，他笔下渐渐多了一份自省和通明。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激烈碰撞与耳鬓厮磨，因有香港这么一块试验田折冲缓和总还是好的，殖民地的名声虽不好听，但也不至于全是坏的一面，更何况今天的香港中西皆好。而对内陆的我们来说，幸甚至哉，多亏有一个香港，多亏还有一个林夕。
我还记得陪他在广州暨南大学活动，结束后林夕从后门出来，为了避免粉丝，我安排了一个假象，伪装成林夕还在休息室接受采访，记者也先不要出门。但仍不乏熟悉个中关节的人，一个女生还是在后门等着，拿着一本书索要签名，她疾声说：“林夕老师，只要五秒钟，只要五秒钟。”林夕草草一签，车子发动时，她大喊一声：“中国的文坛太干涸了。”声音回荡在岭南空旷寂寞的黑夜里！
那一句“中国的文坛太干涸了”，我不知道林夕听到没有，听到了又作何感想。于他可能无所谓，而于我则心中不免一紧：我们常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现在的文化沙漠到底是哪里？
如果冯唐不闷骚
我的90后女朋友，最近很迷冯唐。她说，冯唐是金牛座，她见过的所有金牛座都是十里之外能闻到一身的钱味儿，极其具有商人头脑，阴毒那种，气场里带着风情万种。她买了一本《活着活着就老了》，死活要在微博上给冯唐网签，在我的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之下，她终于作罢。
冯唐属猪，我也属猪，他1971年，我1983年，他大我整整一轮还要多大半年。我所不明白的是，虽然冯老师唐是一尊金牛，但为啥他那行文里一股藏着掖着明着露着的闷骚，比摩羯还摩羯呢？我和冯唐并不认识，没有任何瓜葛和恩仇，跟他也没有任何可比性。钱他比我挣得多，酒他比我喝得多，名气他比我大，人他比我聪明，书他比我读得多，世面他比我见得广，妞他比我上得好，情他比我调得有水平。唯一的瓜葛是文字同行，我现在就来说说这文字生长的两种土壤。
家世。冯唐的家世比我好，至少父母兄姊都是知识分子，血脉里流淌有舞文弄墨的基因，又在皇城根儿这个“这里的水比海深”的京城居了那么久，见多识广，见广识多，比小时候只能点油灯儿看家谱听父辈讲家史听邻居说鬼故事的我辈强多了，至于从几十万里过独木桥、跳龙门考进北大清华协和留学欧美我更是不敢奢望。文字连通着家世，虽然表面无甚关系，但却每每在背后发力，给我发力的只能是那个小镇小县城小大学和爷娘叔伯舅，没有北京城这个天下去靠背。
并不是找客观理由，而是事实如此，人和人不能比，也不应该比，只是天生的东西由不得你嫌寒憎暑，怪只能怪投胎路上眼神儿不好没能拣一个大户人家。还没出世，就已经失败了。
读书。我没读过协和医科大学，不是学妇科治卵巢的临床医学博士。虽然我始终觉得，学医是一门挺好的手艺，学医的人写东西都写得老牛逼了，像牙医余华，像心理医生毕淑敏，还有鲁迅、郁达夫、陈存仁也都是学医的。但是冯唐学医不从医，字里字外倒是一股沾沾自喜，仿佛在说：老子就是聪明，就是有魄力，拿了个博士没什么了不起，老子靠写字经商做战略一样能混。
不过我得承认，医学于文字是一种难得的经验和底气。纯写字儿的作家，文字里都有一股积习难改的匠气，像掂大勺掂了几十年的厨子，上来就有固定的招式和顺序，医生牛逼的是解剖过五脏六腑大脑小脑胳膊腿儿，对生死已经知道一半，这不但是一门手艺，更是关于精神和心理。所以有过医学训练的人写东西，字里行间有一种普通作家永远也难以实现的超迈和洒脱。学医的冯唐写文字，得了一半的超迈和洒脱，另一半又被他心底深处那个“作家的欲望”拽了回去。
江湖。我不是北京混子，不结识张弛、艾丹、狗子、黄集伟，不入大场面的酒局圈子，不会把黄集伟的书捧成天书、河图洛书，也不会在我的书中只写和我喝过大酒的有名的人。虽然哥哥在前弟弟在后是拜码头的规矩，也是扬名立万钓誉江湖的不二法门，只是我天生太狂太野，不想有师承，也不想入谱系，更不想在酒色肉色美色中揩名揩油，只想自己当大哥，自己立谱系，自力更生。
孩子扶起老太被勒索，女孩送孕妇归家被奸杀，婊子熬出了热气腾腾的心灵鸡汤，贪官双规前大义凛然地做廉政楷模。冯唐的文字，就是老太、孕妇、鸡汤、楷模，望之俨然，甘之如饴，喝完才知道有点鸩酒的意思，他虽然并不是要毒死你，却能像迷香一样迷倒你的七魂六魄。
商场。冯唐做了十年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现在是大型国企华润医疗的总裁。商场如战场，文章里也一样要排兵布阵。冯唐不去做个职业作家是对的，在商海里载浮载沉过，匪气附身，精明上头，写出来的文字接地气儿接人气儿。我认识的写得不错的作家，很多都混过生意圈儿，很多都混得很成功，反过来很多写字儿写得不错的，去经商也经得很赫然，比如出版圈儿的“四大波”：路金波、沈浩波、张小波、黎波。商道和写字之道，在最深处定是有一条暗河相通的。
写字的人不把自己看得高尚时，写得才好；经商的人不把生意看得低贱时，经得才好。恃才傲物、仗靓行凶，其实跟穷得只剩下钱是一回事。有人用财泡妞，有人以才泡妞，最后都把人甩了，你能说写两篇华丽文章的比有几个臭钱的高尚到哪去吗？这个道理冯唐应该明白，只是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三尺的小水沟被他装得水深浪阔，老哥哥的几本小书被他夸得乱云飞渡，害得广大文艺女青年们要死要活地看冯唐的书，看得欲仙欲死。其实她们爱的不是文学，而是流氓气，冯唐的文字太痞，痞过头了，读完如竹篮打水，你本以为是网了一兜鱼，其实只不过是一兜泥。
以前，每年都会有一大批黄花大闺女被送到一个地方相继免费破处，这个地方叫大学；现在，每年都会有一大批身体基本都破了处的文艺女青年被送到一个人那里精神破处，这个人是冯唐。冯老师唐有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才，把其三寸不烂之胯下变成三寸不烂之舌，天南海北的酒局饭局美色江湖老爹长老妈短老哥大老姐小地乱炖一炉，把垂杨柳说成是天堂，把商场鼓捣成文坛。
其才是痞是匪是油是滑，是北京小青年70年代的形而上遇到90年代的形而下养成的调性。
钱钟书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自己的创作冲动理解为创作能力。这话让我觉得我之前写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东西都是准垃圾，每个字都只是创作冲动射出来的小蝌蚪，而于创作能力、意义含量、精神深度、情感密度还大欠火候，炉子才只烧到几百度就想炼制出秘色瓷，那纯粹是没有金刚钻也揽瓷器活。不知道冯唐知不知道钱钟书这句话，他若不知，我在此转送。
都说冯唐文字好。文字再好，说到大天破，说到莲花开，也只能是形式和载体。心之所想，文字之淌。粉饰的太平终究会被饿殍遍地戳穿，上好的文字无华无味，甚至是禅宗的不立文字。真正的宣泄和创作，是不选择机巧的，不选文字的机巧，也不选谋篇和主题的机巧，只是老老实实地写，只膜拜自己的感受，不叫嚣不引导不解释。废尽机巧，除却浮华，一锤打碎，大道坦然。
不过冯唐写东西不老实，为人似乎还算老实，大概是经商玩不了虚头巴脑，学医也扎扎实实做够十年冷板凳，他文字虽浮夸跃进，终究还是有马可倚，在香港书展的访问和演讲，也一板一眼地做起了好好青年作家。柴静也说他：“他文字上嚣张得厉害，怪力乱神，但说起话很平常。这个挺好，怕就怕反过来。”这种文字和话的反差把冯唐分裂得犹如一道马尼亚纳海沟。
冯唐说，他的诗比小说好，小说比杂文好。我只读过几句他的诗，没买，觉得买那样一本书跟买一个笔记本差不多，花的不是买书的钱，而是买纸的钱；他的小说我只读过半部《万物生长》，遣词造句幽默而有味，精神流浪如狗却无所归依，年轻人看看可以学点谈资和把妹术，我老了。
只买过一本他钦定的《活着活着就老了》，是他说的“有这一版其他版本可以送人了”的那一版。文字犹如妖娆盛世里的妖娆女，倚门说王道，虽然不乏切中人生和文字的要意精旨，但是太缺虔敬。人说看冯唐的书幽默而有快感，譬如他写美女就用词勾魂摄魄，仿若美色来到现场。我看他写美色，就像一个男人跟我说：“好兄弟，当你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来做你的女人。”
北外的同学们弄过一个比《阴道独白》还露骨的话剧叫《婊》，《婊》的表演被放到了网上，演员念着台词：“从明天起做一个婊子，自慰、呻吟、不戴胸罩；从明天起关心妇科和套套，从明天起关心高潮和阴道；陌生人，祝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我只愿一辈子做一个婊子。”
我觉得北外同学们的创意非常好，只是演员选得不太好，那台词其实最适合冯唐念！
我为什么不骂柴静
这是一个放大镜的时代，是一个显微镜的时代。每个人的言行都被放大无数倍，混合着网络无处不在的疯传、草根民粹们的呐喊、虚假高置的正义良知，筑造成人人都当判官的审判台。
看，又有主持人出国了，又有主持人出国生孩子了，这次是央视的“公知女神”柴静。
柴静从“长沙新青年”而“央视女青年”，作为快速崛起的文艺标杆，她一直以爱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2009年，她在北京记者协会上的爱国演讲更是一度令人热血沸腾。而如今在美国生女，听起来似乎是讽刺。有了这个靶子，很多人开骂：“我不否定她的观点，我只否定她的人格。”
作为这场骂战中的看客，我最早不“砍柴”，也不“挺柴”；不送鲜花，也不扔臭鸡蛋。我自忖，如果我是柴静，我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好回答，我肯定而且必定跟她是一样的选择。
一个人的内心和现实出现碰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能因为我们封了她一顶“公知”的帽子、一顶“女神”的帽子，就可以要求她按照我们也做不到的道德良知行事。即使她是一个知名的公众人物，但也依然是一个弱势无依的小人物，她有不做英雄不去革命的权利，有懦弱地做一个升斗小民的权利，对抗未必就伟大，迂回未必就卑劣。
董路在他那篇著名的、貌似雄文的《柴静，你看见自己了吗？》的博文中，说柴静是靠老男人的饭局成的名，说她唯一的出路只有演，说她和于丹之间只差一本《论语》。其实没有抓住要害，他应该再顺势问一下，柴静别后的平台为什么需要她去演？那么多人为什么去鸡汤《论语》中寻找滋养？柴静只不过是一个棋子，我们也都是棋子，只不过她是一枚能影响很多棋子的棋子，而我们是能影响少数棋子的棋子，但棋子何必难为棋子？
我觉得从柴静选择出国生女可以看出的是，她还是有判断真伪优劣的能力的，只是她看到的，她的平台不允许她说，她不得不去当一只祖国的木偶，通过当一只木偶去获得比没被选中当木偶的我们更大的个人回报，但是为了争着当上那只木偶，骂着柴静的人有多少互相打得头破血流？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又有多少人眼巴巴地想当那个木偶？而且跟那些把地狱当梦想且无比虔诚地当梦想的人比起来，柴静真是好太多了，至少出国生女这件事是完全遵循她内心深处认知的。
我想问问骂柴静的人，你们能看出来吗？柴静出国生女，其实是在用行动告诉你她的价值选择，而你们还非要用她不得不表过的态、说过的话、采过的访去给她过漏勺，逼着她殉体制，逼着她去就义。今天已不是80年前，且即使是80年前，她也应该有投降的、暗度陈仓的权利。我的态度是，能出国的都出国吧，不能出国的也想办法出国吧，出国的人多了，出国的人回来得多了，我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了，光明不是集体受难带来的，火把是由一颗颗火种点起来的。
在《看见》刚出来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上班，身边做艺术的朋友几乎人手一本，其实他们大多都不看书，买书都是按照畅销书排行榜，我没有买，并不是因为我平日看的书比他们高深，而是我的阅读从来都慢半拍。后来去跟一个青年作家圈子的朋友聚会，不知道怎么说到柴静，说到她的新书《看见》，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最不喜欢的就是柴静”，原因是她“太装了”。后来我也去买了一本，翻了一半我就觉得，柴静没有大家捧得那么好，也没有青年作家们说得那么坏，其实文字里的柴静比电视里的柴静真诚多了，一个重要原因是：TV是喉舌，而文字是个人化的东西。在Tv里，她是柴欲静而风不止；而在书中，她是躲进小楼暂且成一统。
女神是被一层层放大的，女神的道德也是被一层层放大的。柴静有柴静的舞台，是舞台就要有舞步，她是在为一种需要而独舞，而在私下生活中，柴静也有柴静的柴米油盐和爱恨情仇，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她的私事放到舞台上围观，而且还要用比女神还女神的道德要求她？不得不承认，如果我将来成了TV里的腕儿，我可能还没有柴静那么静，风还没刮而我已经开始朝风的方向奔跑了，而我在因腕儿而当上委员和代表时可能已经是个裸官，我写的每个字可能都充满虚假。
还是要引用那个著名的故事：犹太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妇女，要用石头砸死她，耶稣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对柴静，我没有举起石头的勇气。
我不骂柴静，而当你们都骂柴静不地道的时候，我选择站在她这一边，不是因为她有多对，而是因为你们有多错。当现实压迫得每个人都想逃上岸的时候，有个人侥幸逃上了岸，我们就集体摇旗呐喊、白马银枪地跳将上去，非要把那个人捉回来跟我们一起受罪，这不成了一种帮凶吗？我欣赏柴静的是，她代表了我眼前一个奔驰的方向，代表了我内心一种懦弱的方式。
身边卧一只老猫
许是在皇城根儿待久了，跟全国别的地方的男人相比，北京男人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痞，一个是油。譬如说，满嘴都是京骂，一句话里大半句都是生殖器和对方母亲跟大爷的所谓痞（这一点东北老爷们儿也有），而满嘴跑火车、说话不着调儿、从东城到西城很多大官儿都是他哥们儿的所谓油。实话说，我对北京男人没多少好感，比对东北老爷们儿的印象好点儿吧。
老猫可能是唯一一个例外，唯一一个让我在偌大的京城里扒扒捡捡发现除此一人可以结交其他皆四顾茫然的北京人。我是三年前认识他的，我是编辑，他是作者，我还未到而立，而他已经不惑。他个头儿不高，头发不长，酒量不大，肚子挺大，心眼不多，话还挺多。有烟瘾，基本上手里的烟就没有断过；有猫瘾，养猫的历史有几十年，养过的猫有上百只。那时候他可能还正单身，或者是处于将恋未恋的阶段，还有空儿经常带我去吃羊蝎子、杨家火锅、沪菜和川菜。
对老猫的印象就是从他不那么像北京男人开始的，不痞，不油，脾气挺好，最初认识的一年里轻易没见过他动怒。后来见过唯一的一次，跟书有关，跟我给他做的一本书有关。我还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当差时，正赶上80年代的怀旧热，给他策划过一本《我的故乡在1980》，卖得挺好，还加印了8000册，但出版社却赖着不给结算版税，而在我离开那家出版社之后，更赖着不给结算。老猫联合凤凰卫视的朋友，一起给出版社发了律师函，最后版税终于结了出来，不过却是在本该结算的一年后。除了这种不得不发飙的事情外，我基本没见过老猫怒于色，所见的基本上都是他喜于色，何况他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历史系女硕士做女朋友，估计更是喜形于色了。
老猫不是个顽主儿，他是个闲主儿，爱吃，还做得一手好菜。可能是人到中年的缘故，很多野心就这么没了，很多梦想就这么淡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最想做的事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安下心来踏实地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他写的也并不是太好，愚以为。这个资深文艺老男人，就这么盘桓厮混在远离京城的村子里，与几只捡来的猫朝夕相伴，偶尔敲敲文艺圈子的边鼓，却不靠混圈子扬名立万。如今更是少见他出户，每天在家抽烟（这个估计一时半会儿难戒）、写稿子（这个估计一辈子都戒不掉），生活无比简单，简单到只剩下和一个女人、一台电脑、几只猫、几千本书为伍：“欲望已经被压缩了，从追求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到偏居一隅与世无争，从追求泡尽天下适龄女青年到寻找一个安稳有乐趣的女性过普通生活，从追求吆五喝六一掷万金到衣食无忧只图保暖……一点点地懂事，一点点地不招事，一点点地实际下来，却仍然感觉树欲静而风不止。”
关于他的出身，我所了解的是，他其实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老爹的祖籍是江苏，后来来的北京，他自己倒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老猫比我大二十多岁，我刚一岁多点儿的时候，他已经考入了人大读新闻系；后来我准备读小学的时候，他毕业分配到了中国青年报社；再后来我读中学的时候，他估计是在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复刊（任社会新闻主笔）；据说后来他还自己办过报纸和杂志，给天南海北的纸媒写过专栏（持续至今）；而在我还正面朝试卷背朝灯泡做习题准备高考时，他已经在我五年之后要去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谣言不问出处》。
上次在他那喝酒，碰到他当年的一个发小，现在的老板、表商、一个专演反派的业余演员，他跟我揭老底说，当年他们在一个单位上班，老猫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会主席（主要是管食堂，估计还分管妇联工作），加上他一直喜欢养猫，就留下了“猫主席”的美名。除了“猫主席”和“老猫”以及“村长”（他的村里村民都是猫，他自己是村长），而他的本名已经没太多人知道了，我跟诸位普及一下，他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他的爹妈都是一心向太阳的革命干部，为了纪念毛老人家发起的运动，给他取名为“程赤兵”，多么红多么专的名字。
迄今为止，老猫出过很多很多本书，我经手的有三本，分别是《我的故乡在1980》、《喵了个咪》和《风月有痕》，一本写旧时岁月、一本写猫、一本写历史段子。而我没经手的还有《城市的性别》、《谣言不问出处》、《闲人的眼神》、《优雅与恐惧》、《天天天黑》、《城市从此开始》、《生于一九六×年》、《废帝》、《我爱米臻》等等。他涉猎的范围很广，写的东西很杂，既有怀旧80年代和60年代的散文，也有各种社会热点新闻的评论，也有在古代笔记和史料里的发见钩沉，也有教年轻男女谈情说爱的情感小品，还有写飞来飞去的空姐一族的剧本，除了这些竟然还有与他年龄并不太符的恐怖小说。对了，他还喜欢看足球看球评且写得还很精到（虽然我是个伪球迷）。我有时候疑心在文字的世界中，他还有什么不能写、不会写。
去年我在嘉里中心做过一场新书发布会，邀请他去做嘉宾，记得他跟读者说我和他的区别：他虽然也写历史，但都是写的历史风云里某年某月某个人某天晚上的小事情，而我则是动辄几百年上千年地描绘大事件和大场面。这跟年龄有关，跟性格有关，我还是一个壮怀激烈、初生牛不怕虎（也不怕唬）的年龄，而他已经没什么野心，波澜不惊，不想去做毛主席，而宁愿做一个猫主席。实话说，这没什么好与不好，我甚至还觉得他所做事情还更有必要，时刻提醒我们一些细枝末节中的必要价值，提醒我们一再忘记和忽视的那些卑微但有用的常识。就像他上一次喝酒时跟我说他能一眼辨别出点5的中南海是不是假烟，标准就是看烟卷队形是不是776排列的，因为全中国只有北京卷烟厂一条生产线能排出来776的队形，其他的都假。这我现在养成的新习惯是，无论在哪儿买了点5的中南海，都会先拆看是不是776队形，这成了一个严重的强迫症。
跟老猫认识有三年了，回想一下，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来往。没有结过梁子，也谈不上深厚的友谊，只是经常见见面、吃吃饭、喝喝酒、吹吹牛。我和他之间，熟吗？还算熟；不熟吗？也不算很熟。我是他的编辑、细佬、朋友，而他是我的作者、大佬、哥们儿，就这么淡如水地来往着，不甜如蜜，不酸如醋，也不浓如酒，就这么淡如水下去吧，挺好！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总有几个（也许是一个）平时跟你平淡到无味，而又让你舍不得不品的人，让你在相见亦无事时不来忽忆君：忆君，忆君家的猫，忆君家的书，也忆君家的烟，也忆君家的五粮液和茅台。
毛尖的上海圈
在上海时，有一次去福州路闲逛，在古旧书店盘桓良久。临出门时，一眼瞥见毛尖的新书《乱来》，翻了两页，略迟疑，放下，走出去，匆匆转了一圈，还是放不下，又折回店里，一狠心买了下来，出了门，书拿在手里，而心里却还在纠结难平：这书到底值不值得买？
就在几天之前，我还在《外滩画报》读到刘绍铭写《乱来》的书评，几乎不忍卒读，捧场之外不知所云，仅是抄了几个桥段加了几句闲话而已，海内外知名如刘绍铭教授者，竟也写些绣花枕头，不知是慑于毛尖日愈隆起的盛名捧个人场，还是东发一篇西发一篇为自己捧个钱场？
都说上海人势利精明，我倒要替上海人喊一声冤枉，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实在不如此，而是涌入上海的外地人、江苏人、浙江人，在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海人之后，却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精明、势利、尖刻、油滑，于是老派上海人的声名日毁于此。
而外人自是不辨菽麦，一概言之为上海人若何若何，倒冤枉了那么多在背黑锅的上海人，真正的上海人是被外来的上海人败坏了。譬如身为宁波人的毛尖，虽于上海日久，倒是不脱宁波人的泼辣，又染上上海此地的油滑世故，眼睛里越发只有自己和小圈子一班人：孙甘露、小宝、陆灏、陈村、陈子善、陆谷孙、沈宏非。对上海，对广州，对北京，她都不买账，在书里还左不忘揶揄一下冯小刚，右不忘挖苦一下《南方周末》。想毛尖早年写《非常罪，非常美》时，倒还老老实实，一本正经，这几年却开始写些“乱来”的东西，上海滩十里洋场变人之快，可以想见。
从性情上来说，毛尖倒近于苏青，都是宁波人，都有那股子泼辣生动，但相较于苏青，毛尖却更受名利场的害，度世不艰，故此入世亦不深，为文更是轻飘飘了。你读《浣锦集》，读《结婚十年》，对时代，对婚姻，对人生，对人性，真是入骨之深，到底不负张爱玲的一句“把我与苏青相比，我倒是甘心的”。而你再读《乱来》，读着读着，不由得要让人掷书而叹了，到底是两样人生，两重感觉，六七十年过去，上海的女作家知人论世为文，到底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专栏文章，虽然是方寸之间的豆腐块儿，但亦到底是几百字里能见乾坤，写得风生水起了，逼人耳目地自现格局。而眼下的专栏文章，以毛博士的为例，云山雾罩，纵扯横扯，一路子尽写些下水道的事儿。1949年以前的小文章，储安平的、曹聚仁的、柯灵的、施蛰存的、鲁迅的、胡兰成的，真叫人怀念，寥寥几百字，真是窗明几净里看时代、看世界，句句洞见人情百态，字字皆简，却又字字皆见功夫，一如那个时代，纵然是兵荒马乱之下，亦到底还是优渥人生、激扬文字。而现在却是人生亦贫乏了，所以连文字也不足以供养。专栏文章的坠于今世，其实也是大的风气使然，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到来了，物不是，人亦非，文章更是明日黄花。
那个时代的人有家教、有根底、有学养，倚马千言，皆言之有物。而现在的作家学者，都是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性情学养皆毁于消费和名利，所以下笔纵是千言万语，亦写不出什么，所以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看似涉猎广泛，旁征博引，不明就里的人看了被这气势吓倒，其实呢，徒然糊裱一些花架子而已，说些口水话来填充版面。说老实话，《乱来》里的文章，仅是个人杂事、朋友调侃，拿出来给众生看，不免是抖一些自以为是的光鲜，于文学和读者毫不相益。
如今的文坛，确实变化快。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作家们皆耻言大，改为作兴写小了，遂一个个都往吃喝拉撒、鸡零狗碎、阿猫阿狗的路子上靠，倒也没见着谁要独抒性灵，而是铁了心地下三滥。而孙甘露亦居然捧人不辞，大言不惭地称毛尖为“天才率性的作家”，“知人论世通达晓畅”，“为随笔写作做出了别开生面的示范”，成名甚早的孙甘露近年来是把工夫用在琢磨溢美之词上了，都说上海是小圈子文人，从今往后上海文艺小圈子捧人当以孙甘露为标准矣！
陈子善、陈村、孙甘露、陆灏、陆谷孙、小宝他们之于毛尖，与其说把她当做一个作家，倒还不如说把她当做一个女人，女人家恣意卖浪，文章里“SM”、“避孕套”、“一夜情”，不避荤腥，专挑刺激的来，是最让一干文艺老爷们儿意淫不尽，所以一帮老的会乐此不疲地带一个小的，趁机满足一下自己那老而不僵、老而弥举的荡漾春心。而聪明如毛博士者亦不甘示弱，被老家伙们意淫了那么久，自己也要发飙上阵了，所以不吝卖弄起她与这些个沪上文坛头面人物的交往和熟识，偶或装作漫不经心实则刻意算计地，点出他们的别样嗜好、独家秘闻，着实满足了列位看官们的名人窥私癖。而傻里傻气的大小读者们，80后的文字男女们，亦抵死了吹捧毛姐姐这文笔之高妙、立意之深远，仿佛不说出一番好便欣赏口味低下了，跟不上文学的时髦和前沿了，会被当众耻笑，于是都拼命憋着，却没有人愿去做那个真诚的小男孩，一揭毛博士这身“皇帝的新装”！
我偶识沪上一位张先生，大名张伟群，是老派上海人家出身，自是道行极深，文字学识教养也皆比上海滩文艺圈这些台面人物深远倜傥，与陈村、王安忆、毛尖他们也都相识，却不入其局，兀自关起门来弄自己的。这位张先生，倒是眼下不蒙尘，自是明白学问与文学到底最后都要归结于个人主义作为，结识的人再多，赴的饭局再密，办的PARTY再风光，在作品上其实都等于零，人也日渐平庸下去。这是怎么了？上海滩水深浪阔，藏龙卧虎之辈不显山不露水，倒是台面上几个跑龙套的叽叽喳喳、花里胡哨舞个不停，叫不明就里的人真以为沪上无人了。
在看《乱来》的时候，我同时看到另一本书：《商州故人》。作者是陕西的高信先生，写“木匠刘爷”、“邮差刘朝伯”、“蛮婆婆”、“泥塑匠永青”、“小广叔”、“李家轿夫”、“扁担客”等，虽是写乡下小人物，读来却别有温情与敬意，几句话不妨抄一段：
在这方便面式的大师充斥江湖、批量生产的教授专家泛滥成灾、名人崇拜依然盲目到疯狂且成为时尚，而一些名人为其名其利而感到寡廉鲜耻，忘乎根本，下作到沽名钓誉，无所不为的今天，不去凑时尚的热闹而把笔墨贯注到草根阶层，是有些不合时宜，不与时俱进了吧？但似乎也不是这样。我犹记十多年前在杭州西湖之滨拜访版画家赵延年先生时，赵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50年代和“文革”后期，他几次到江南写生，接触过几位农村大娘，这些世代务农的农村妇女，虽不识字，但识大礼，讲情义，持家劳作，干练勤勉，接人待物，慈和周到，那真是有学问的文化人难以比附的，这让他感慨百端。
这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老话：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对劳碌民众，鲁迅当年亦多有赞辞，说他们大多数人固然不能断字识文，没有所谓的文化，更“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正是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走出了一批批时代精英，维系了古国数千年文明于不坠。与村夫村妇们相见，与上海滩的老一辈相见，不知毛尖博士会作何感想？
我有个朋友易立竞一次采访徐克，问他演员的操守，徐克说：“做演员未必要先学会做人，但是你成了名演员之后，就一定要注意做人了。”在这里，我照徐克的葫芦给毛尖画个瓢，写专栏未必要先学会做人，但写专栏写成名之后，就一定要注意做人作文了。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上海滩、全中国那么多文字男女在盯着你毛尖偷看偷学，你尽写这种油滑尖酸的文章，还要别人怎么做？都来吹吹打打地奉你为文学教母？都写些鸡毛蒜皮、阿猫阿狗的下水道文章？在中国，什么时候都是身教重于言教，所以毛尖博士毛副教授，还是省省吧！
整本书我就看到一段最惬意：“最近一段时间，孙（甘露）老师非常非常忙，因为谁都想请他吃饭，被他补充到《上海流水》里去，要不然书出来，整整两百页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后还能在上海滩混？”毛尖想来自然是不甘落后的，所以序言、封面推荐、封底推荐都一股脑儿交由孙甘露包办了，她这段看似自嘲的话，竟切实地成了写照。上海那么大，而上海圈竟那么小？
酒后吐真言，想来是毛尖写字醉字，没有吐出莲花和象牙，倒是吐出这么一句大实话。
70后女作家的贼光
六年前在桂林，一个夏日午后去漓江边的刀锋书店。偶然间翻到一本书，深黄色的封面上是一幅古代的仕女花鸟画，下方的女子丰腴安然，正抬头看着停在斜上方铁架上的那只鸟。
书名是《黄金牡丹》，下面是作者的签名：须兰。一笔一画，清晰可辨，细眉凤眼中藏着几分稚拙。翻开来一看，装帧设计得别有一番兴味，简约、干净，白纸黑字，旧照片，裁剪得玲珑婉致的油画插图，是迈克尔·尼曼奉行的那种极简主义在视觉中恰如其分地运用。
从篇幅上来说，这本小书真是可以称之为小，所选文章仅仅八篇。八篇文章，说长皆不长，说短也不能算短，除了末尾那篇谈四部电影和导演的寥寥数语外，其余七篇皆四五千字篇幅。所谈都是小资风物，《狐狸的棋局》写20世纪30年代的沪上名媛闺秀；《好色》写日本的浮世绘，从喜多川歌磨、柳柳居辰斋、鸟居清信、歌川贞景，写到能剧演员出身的画师东洲斋；《非相》写“巴黎画派”意大利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莫迪格利阿尼；《切割》写生于俄国喜欢在画中述说乡愁的犹太画家夏加尔；《黄金》写卡拉瓦乔；《凤凰委羽》写高更；《牡丹》写明式家具。
书中文章并非初次面世，皆是须兰1998年以来陆续在《万象》杂志上刊载过的文字。《万象》、《文景》还有《书屋》风味类似，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我喜欢的杂志，清静、安闲，谈历史掌故，说流年往事，像一个落魄的前朝遗老蹲在城墙根儿的暖暖太阳下细谈沧桑，怀旧的色彩十足。这薄薄一册《黄金牡丹》，养足了这股味道，同时又兼具表达的诗词、禅意和文言之美。
须兰写民国上海女子，个个得其风采神貌，她为那些烟视媚行、俏净如狐的女子们或赞词、或微责、或开脱，到底是真懂得上海万千气象的根本——世俗。“世俗”两个字，最最是上海情怀——也是后来的香港情怀，所以遑论袁世凯的女公子、康有为的小姐、巨商大贾的掌珠，又或是闾巷里弄人家的女儿，“眉眼间都有人间的烟火气，再美到极处，亦是下凡的织女”。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俗世，却又是乱世。乱世之中才有佳人，佳人亦多是慷慨女子，因为“上海是有杀气的城市”，有“古小说里用竹管捅破窗户纸吹进屋子的迷香”，所以无论出身富贵、摩登或者平民，“都染上了这个城市的美和杀伐”，妩媚妖娆而又亮烈。
须兰这本《黄金牡丹》，我最喜欢她写卡拉瓦乔和高更的两篇。名画家卡拉瓦乔是文艺复兴的“遗腹子”，他的画萌发着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兼具精确的观察和生动，构图饱满、集中，完美而有重量感，像古早的陶罐和钟鼎，须兰则比之以“上古的黄金庙宇”。她又说卡拉瓦乔之美是物质的，譬若泥土经过水火而成空，因而能容万物，可谓是一箭打中靶心的中的之言。
她又以宗教来解《诞生图》、《圣马太蒙召》诸画，以宗教解释宗教，以基督论说基督，而卡拉瓦乔便是她笔下自始至终不断续的那行字，那个方法论。她写得风生水起、动魄惊心，我看得有如乘了诺亚方舟在风雨苍茫的世间走了一遭，虽遭受重重劫难却有惊无险，最后归于物质，归于温暖，“生命中沉重的背弃，救赎，认知，皈依，觉悟的每一幕都慈悲，都贴人心”。
须兰又说高更，说他有了塔希堤岛是“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是“乱世儿女乍相逢，狂喜不是，缠绵不是，惟是顺从。惟是低眉俯首，是真实逼到眼前来时温婉的哀”，这是以最中国的话语来解。那时的高更别妻儿，辞工作，只身一人来到塔希堤寻盛大的阳光、高密的树林和未经文明沾染的原始——因了这些他才自身分明。须兰说，高更是佛，塔希堤也是佛，但高更做不到遇佛杀佛，这虽是他“笔下慈悲”，但“亦可算是他的好处，岁月沧桑皆可以化作一年一度的青竹黄花的寻常面目，归来依傍人身”，“是天地有亲，人世的大吉祥”。高更想来不懂佛，亦不懂得慈悲，但须兰如今用佛来解他，亦无有不好，反倒像一斧子劈开了天地，有那别开生面的清洁。
我后来才知道，这须兰虽笔下一股子清末民初的遗老遗少姿韵，然而却还年轻得很，还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生的上海摩登女子，写过不少小说，叫得出来名目的有《红檀板》、《捕快》、《少年英雄史》、《思凡》等，我是一本也没有看过，就连她的名字也才是第一次听说。
一本《黄金牡丹》，我前后看了两个多礼拜，看出一点眉目。须兰的文言功底很好，会用禅宗释解人和物，古诗词旧派小说也引用得活灵活现，笔端温婉华丽，飘荡着一片彩云祥瑞，但又不失言之有物，并不曾沦陷于广大都市摩登女作家和供中产阶级、波波族与小资们消遣的华丽刊物那种精致的空洞——这样的女子，这样的人，这样的优雅，想来差不多已绝种许久了，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竟不曾想见多少年后，几十年后，一层又一层的割裂、断绝之后，它又在层层破坏中冒出了头角，蔷薇蔷薇一处开，虽开得寂寞，倒也开得多姿又多彩。
又有《牡丹》一篇，写明式家具，虽枝叶烂漫，从头到尾洋溢着奢华与得意，但我却不喜欢，须兰是有她的武断在里面，只知这明式家具的虚实变化与物质之美，却不懂得物要在伦常的使用中才为好。陶器如果只为观赏性，慢慢就会变得单薄、小气以至于最后走向怪癖，所以要经常烧制一些日用的东西来。家具也是这个道理，好的东西原来都不单单为好，却还要有一瓢饮、一箪食的真实，在触摸与使用中，方才能成其美、成其大。王羲之的字再好，也是用来写信的。
须兰又爱用作比，她以杰克逊的舞蹈、从《雪国》到《睡美人》处于“破”和“立”之间的川端康成和禅门公案来比附莫迪格利阿尼的画，以爱森斯坦拍《伊凡雷帝》、所罗门情歌和蓓拉的传记解说夏加尔，以数学、礼仪、物质、光、基督和命运来写卡拉瓦乔，以古诗词、梁山好汉、《山海经》里西王母的仙女、九天诸神、古代的士、唐玄宗宴群臣、民间的守门神、《镜花缘》里因私自开花被谪人间的牡丹仙子和委羽而去的凤凰来解高更，又以电影导演布努艾尔、戚继光练兵、黑泽明的《乱》和京剧诠释明式家具，将天南海北熔于一炉，渺渺世间好似都在她心中。
当初我第一眼看上去，只觉得字字惊艳绝世，确实为这种漫天花雨的气势和征引心惊不已，想这须兰必定是手眼通天之辈，在艺术的通感里，竟然可以如此翻转回环、翻江倒海，全然没有一丝滞碍。然而等我读了几天之后，却开始不满于她的这般比附来，心头盘踞着不少隔阂。
想她围着一个点，拉拉杂杂地扯了许多，历数古往今来的人人事事，遍引东西方典故、著作、电影和音乐，比得虽然看似恰切，十八般兵器件件耍得密不透风，又如抛花撒玉一般落了诸人一身，地上亦星星点点的难分辨，但是端的不敞阳明亮，让人虽然起了意，却难落下心，只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地揣着，不踏实，无所依。这大概是因为，一来她过于流于形式主义的致密和广博，二来她痴人说梦般的自言自语里终究没有她自己，难得同大家一起站在这春风浩荡里。
要说比，上好的比、《诗经》里赋比兴的那种“比”，全然不是这种笔法，就连胡兰成的“比”也不是，他们的那种比，是前面正在说好多话，说着说着后面忽然轻轻一笔荡开，好像西湖泛舟双桨划过的水痕，给人留下许多浩渺的无尽想象，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然而却又海晏河清，像是什么都没说，竟不像须兰这番车水马龙般地比来比去，热闹是热闹了，却终究嘈杂。
须兰学胡兰成，半文半白妩媚妖娆地表达学得好，行文中偶尔来一两句恰切至极的诗词学得好，那股子日月山川、诗书礼乐、天意人世、儒释道兼备的架势，也拿捏得有板有眼，仿若是私淑胡兰成多年的女弟子，然而到底不如胡某人地道（她比胡兰成还多了许多西洋绘画、电影和音乐的见识），端的会在疏漏处现出马脚，渐至于迷失了她自己——这是她的失落与不足。
对于天意和人事的理解，须兰自命见多识广，自以为悟得深刻，自以为可以倚马得意，其实却还只是字面上的，大欠火候。她的沾沾自喜里透露着一股穷人乍富的小家子气，就像做旧的瓷器泛着亮亮的贼光，不润、不透、不沁，比起真正的老瓷器，没有岁月、土壤和历史所赋予的那种从里到外的通透。说句伤人心的话，须兰玩弄玩弄文字，打打嘴仗和笔仗，陶醉一下自己，偶尔也陶醉一下别人，这些都还可以，但是与身世之悟相比，终究是结结实实地隔了许多层。
岁月倏忽过去，纵使须兰再流连于过去的时代和光景，再流连于优雅而富足的那些古诗词、旧派小说、神话、大师绘画、老电影和音乐，她也端的是回不去了，终究不能去投入其间生活，不能以身世通达学问，而只能在禅门公案、诗书礼乐、旧照片、线装书、旧报刊、复制油画、老碟片和磁带中，在那片由十里洋场改造成的洋上加洋、新上加新的上海马路街头，用文字和想象去缅怀那些能编织绮梦、道理和悟的奢华风物。这也要算她的失落了，花已落去，春不在。
前几年在成都的送仙桥，我花80块钱从一个面相甚为憨厚的老农民手里买过一个元末清初的盘子，是民窑的“一簇莲”。那盘子通体泛着幽幽暗暗的古气，盘底也有明显的一片火石红，从画意和手艺上看也的确像老东西。后来给一个懂行的朋友看，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仿的东西，应该是在地下埋过几年，所以看上去显得老而润，不泛贼光，不信可以捶碎了试试看。
那块老农民的“老”盘子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房，我之所以不愿意捶碎是有侥幸心理，万一真是老东西呢，至少看起来像老东西吧。须兰写《黄金牡丹》也应如同此心。但只要她不打碎，就永远看不透参不破“老”的色和空，永远做文字的旧做下去，骨子里依然泛着70后的贼光！
梁文道的牙口
几家书店逛下来，显要之处总能见到梁文道的书，看来他这几年开坛布道，真是要无处不在了。
这一年梁文道转战内地，一月《常识》初试啼声，三月是《噪音太多》，四月是《我执》，连我朋友的MSN签名一时都换成了“《常识》是姐，《我执》是妹，道长是爹”。而九月刚过，《读者》又大面积地铺开，而随之梁文道那张著名的头颅和酷脸也跟着辗转腾挪于各地。
《常识》和《我执》这两本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噪音太多》是花城出版社，而《读者》是法律出版社，四本书换了三家出版社，似乎并不多见，想来是梁文道的书十分畅销，每家出版社都来活动，争着分要“一杯羹”，以至于弄到道长也为难，只给哪家也不是，不给哪家也不是，索性多分几家平平怨气，多撒撒网捞捞鱼。他红啊，红得我的眼圈都红了，有什么办法呢？
这几本书，我都看了，翻来翻去，一例庄严，一例郑重。似乎只有那本《噪音太多》还可爱一些，小资虽然小资了点，但相比起来，更可见一个私家知识分子的轨迹，也更可见他这个活生生的人，纯粹音乐怎么听，电光幻影怎么迷，电视末日到没到，都是私家偏好。不正经，也不假装正经，闲闲碎碎，生活随波，都脱口秀一般道破，妙论横生、性情本色也都一一跃然纸上。
而说到梁文道梁道长，这也是近年来两岸三地的红人一个了。但他的成名，却也着实要拜凤凰TV所赐。梁文道参与的节目，凤凰台专辟有两档，一档是“开卷八分钟”，由梁文道介绍时新读物，虽仅八分钟，却也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而另一档则是“锵锵三人行”，每期一般是窦文涛、梁文道再搭档一个嘉宾，笑谈时髦话题，嬉笑怒骂，纵论古今中外。道长的盛名，即是靠这两档节目日积月累地狂轰滥炸所致，观点已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由牛逼的平台和后台发布出去。
不过梁文道的走红，其实说白了，只是电视媒体的走红，并不是梁文道思想的走红。说起来道长□不上思想，说来说去都是拾人牙慧的东西，假他之口说出来罢了，只是他比较勤快，看的书多，又博闻强识，节目上能随时随地用起来，但他也仅是个纽带，穿针引线，把这些东西穿起来而已，他就是筋，是韧带，是经纬。而他的作用，却不是原创性和思想性的意义，他的意义是传播学的意义。你翻看他的书，满书满篇里都是意义，都是思想，但是你找不到人，找不到感情，找不到关怀，或许你说他不是文学家，不承担这样的义务，不错，他是不承担这样的义务，然而我要说的是，你也不要把他捧到一个多么高的地位，他普度不了泥海里的汪洋众生。
几年前在广州时，和中山大学的谢有顺先生吃饭，说到文学的载道与启蒙，他有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是不是民主政治实现以后，文学家们就要去死？”于我也心有戚戚焉。殊不知，“革命文学”的中心词是“革命”，而不是“文学”，更不是“人”，而在革命的血与火的残酷之外，在思想和启蒙的恢复与伸张之外，却还有待于“文学革命”来抚慰人心人性的褶皱与创伤。所以梁文道不是神，不应承受顶礼膜拜，他只是现代传播链条上的一环，可惜我们只记住了道长，没记住道。其实就是牙齿和牙慧的关系，传播就是牙齿，牙慧就是内容，现在谁掌握传播谁就掌握内容。
如今，实在要算是电视媒体最走红的时代。央视的《百家讲坛》捧红了那么多主讲，凤凰卫视捧红了那么多主持和评论员，这是前所未有的，电视媒体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被充分开掘了出来，传播评论，传播见解——你不会分析不要紧，有人帮你分析；你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要紧，有人帮你评论。电视不再是靓女帅哥的天下，电视要扮演深度，要扮演智囊，要启迪，于是各色人等都可以来走一遭，所以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麟、窦文涛、粱文道们都来走红。
这不由让我想起一句老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现在是遂使像英雄的竖子成名。
但是请不要误会，我这不是骂梁文道等诸位，也不是骂凤凰卫视，对事不对人，我的意思是：这就是那么个时代，贫乏，苍白，庸碌，自卑，所以要借谈思想、意义来掩饰贫乏和苍白，掩饰不自信。最飞扬、最自足的时代是不会奢谈意义和思想的，谈人、谈故事、谈创造就足够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贫乏，说到底，不是思想的贫乏，也不是意义的贫乏，而是原创的贫乏、故事的贫乏、人的贫乏、人生的贫乏，这也是评论和评论员在眼下为什么能那么红火的根本原因。
但一个时代伟大不伟大，我觉得还是要看原创的力量、创造的力量、人的力量。譬如春秋战国贡献了诸子并出，三国贡献了征战与政治智慧，而西方轴心时代则贡献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你环顾周遭看看，你上溯历史看看，我们这个时代贡献了什么？我们这个时代能贡献什么？评论再怎么热闹红火，也都是谈资，是消费，是消遣，是茶余饭后，是细枝末节，是过度解读，只有人、人生、创造、故事才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强大和风姿。
而评论之能大红大紫，由此也足足可见，时代也似乎干涸已久了，每个脑袋都在干涸。
近年来梁文道走红，网上有好事者也跟着列举了20条爱他的理由，诸如“他什么都懂，是百科全书”，“他性感”，“他儒雅中又带着痞气”，“他乐于自嘲和暴露缺陷”，“他的EQ超高”等等，真叫人忍不住要感叹世俗力量对一个人的放大。而道长的签售，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中的女性读者少不了趋之若鹜，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少女杀手”梁文道果然非浪得虚名。
不过，我真的怀疑来买书的人，尤其是女人，有几个在回家后能把书从头到尾看完的？有哪个还会念兹在兹地关心他所普及的常识、伦理和思想？我只能捏着鼻子看完三分之一，或许她们不是去买书，而是去买“梁文道”这三个字，或许也不是去买这三个字，而是去买一种文化的、思想的、偶像的标签贴给自己。再或许我们都多想了，伊们说不定只是冲着道长酷酷坏坏的脸和光头而去的。而他也正好可以满足文艺女青年们对坏坏老男人的那种遐想，可以很酷，也可以很温情，还可以天南地北地懂很多学问，又是个单身汉，这样的人，想不叫人多想一脑子都不成。
只是我依稀记得，在网上至今还流传着道长的多封情书，甚至还有他在同时期周旋在四个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如果你也有被纳入群芳谱的打算，那我也就不劝你什么了！
无恶不作的少妇
有一种文字，到底是人大过字，读久了只觉得文字很小，而背后的人却很大。
亨利·米勒就是这种人，不是作家，而是这样的人。他一辈子思考，写作，嫖妓，鬼混。劳伦斯说生活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纵欲式的，一种是宗教式的。米勒肯定是纵欲式的，一辈子五个正牌太太，无数个情人，从文学到画画，职业之变换，阅历之丰富，如牛毛，还潜心研究禅宗、犹太教苦修派、星相学、浮世绘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说美国文学始于米勒，终于米勒，不为过。
我看《北回归线》、《黑色春天》、《南回归线》，看他的淫乱、自由、下层生活，一地元气，看的不是文学，仿佛读的不是字，到处都是亨利·米勒这个人，这个流氓，这个杂种，这个不是作家的作家。从任何一页看起，从任何一个字看起，杂树生花，群英乱飞，姿势、姿态、呼吸、表情都是他的，他放出一群小米勒来勾引我。我很少这样写字，因为我缺这样的养料，我的生活枯燥简练如流水，缺阅女，缺淫乱，缺春梦，缺天花乱坠，缺五谷丰登。我的朋友蔚蓝—名是真名，貌似纯得一塌糊涂，却是米勒一样的人物，她的米勒式生活无恶不作，劣迹斑斑。
这个少妇，心真狠，手真辣，不放弃每一次作恶，也不放弃每一次享乐。去年某月某天，她跟我说，她要去豆瓣的后台找一个贱人的IP地址。我一听就知道，她好斗逞凶的劲儿又上来了，前几次说要跟我赌书的销量，如果我的书销量超过她，她就输给我一瓶哈不拉；如果她的书销量超过我，她就来北京把我吃穷。这次，她也许并不是好斗逞凶，是她咽不得那口恶气，咽不得相熟的人灌给她的恶气。天不报应，我当出手，一味隐忍只能换来头上拉屎，这道理我懂。
原来，看着高妙在上的女人，我真不想她们低将下去，不管这出于被逼还是自愿。
一个平日玲珑婉致的嫂嫂，当年与她的婆婆我的伯母粗言大骂，甚至说出“我操你八辈祖宗”，骇得我把吃了半只的鸡蛋生生吐出来后，我就彻底对她亲近不起了。我不愿她们在生活里低下去，在精神上低下去，在恶和乐里都低下去，见不得女人疏狂和张狂、发神经或者歇斯底里。那样的女人，破坏了我对女人的想象。蔚蓝不是下作到这田地的女人，但我一样是不忍，所以她干的荒唐事、糊涂事，于她是报仇雪恨的爽利、为民除害的大德，而于我则不忍看作青面獠牙。
她的生活我未必全了解，在工地上像民工般吃喝拉撒，在生意场上跟各色诸侯觥筹交错斗智斗勇，也在午夜的酒吧里纵情豪饮，都是她这个女人的沙场点兵。她常常说：“我不是一个写字的女人，而是一个吃喝玩乐的女人。”这话我信。云南有餐厅，珠海有酒窖，朋友有小开，闺蜜有美色，膝下有娇女，你说她怎么能无恶不作、无乐不作，换作我，也许早就喝遍天下酒、睡遍海内女了。每个人的文字，都是从他生活里长出来的枝枝桠桠和漫天花叶，有的长臂及天，有的匍匐面地，有的杂树生花，细部并非生活本义，但依然可呈人之本相。可是蔚蓝这个女人，她从木本、藤本、草本的生活里却炼的是铁是钢，长出来的枝杈如剑，遇佛杀佛，见祖呵祖。她本就没有道德逻辑，她自己就是道德，就是逻辑，粗野是，文雅也是；放浪是，贞节也是。
古龙的文字，明快爽利，字字封喉，也是因为他的大侠本色如此：“在静心裁剪的衣着掩饰下，他看起来还是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还是可以骑快马、喝烈酒，满足最难满足的女人！”文是缸，人是料，什么样的稻谷、高粱、苞米放进去，就酿出什么样的酒气。李白酿盛唐，东坡映北宋，都是料好，无论怎么酿，无论什么样的缸，都会出好酒。是故，对蔚蓝这个“无恶不作”的女人，你不能不恨，恨铁不成花；但也不能不爱，爱乌是因屋。我对她的态度，也渐渐达然起来，既非我妻，又非我女，她要骑快马就给她骑，她要喝烈酒就给她喝，她要满足最难满足的男人就让她去满足，她要砸别人店就给她砸，她要杀贱人就给她杀，只是最后酿出哈不拉就成。
那天晚上我看她改签名，要“携刀潜入夜，割脉细无声”，我知道这个女人又要轻裘快马上战场了，所以我半夜起来看看她的书，卜一卦测一测吉凶。《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书名真烂），这本她目前唯一的书，命运多舛，到出来了还舛得厉害，封面坏，书名更坏，鸡屎粉、鸡屎黑、鸡屎黄，温暖治愈系的鸡屎书名。看了半宿，看了半本，无数男女的无数故事，看完后只记住了她自己。
她写的世美是写她，写的苏苏也是写她，写的ROSE也是写她，什么张小姐、刘太太也还是写她，这是一本有元气的书，她有自己。她在作恶作乐之余，拿出万分之一的时间细批流年，我不看治愈，也不看温暖，我只看那背后的快意恩仇，看她的剑怎么刺破男人胯间。应该说，她的人比文要耐看，或者文对人挂一漏万。跟她相比，跟米勒相比，我大缺他们酣畅淋漓的元气。
我的我我我我其实都是别人，而她的他他她她都是自己，她的轻裘在衣柜、快马在院落、刀剑在枕下，我的十八般兵器还在火炉上，我的麒麟坐骑还在娘胎里。我，酿不成哈不拉！
那帮写球评的男人
大学刚毕业时很想当一名记者，觉得自由自在，不用坐班，不用打卡，到处转悠转悠把稿子写了就能换银子花，写得好了还能扬名立万。这十分符合有多动症、坐不了冷板凳，但是又贪名爱利好大喜功的我的天性。老天还算待我不薄，还真给了我一个当实习记者的机会。
那是一家地级市的晚报，我要做的就是负责给专职记者当好小跟班儿。市委领导出现在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然后把在什么地方、接见了谁、谈了什么事整理成报道。专职记者负责带我出马，我负责为他跑马，说白了我就是个替他写稿的，而且写的都是不用动脑子的稿。实习了半年，觉得现实太瘦而我的梦想太肥，遂辞了。就此我的记者梦想关山路断，断了也没想再找。
中国的记者数量其实非常庞大，不缺我一个。据说，有采编证的专职记者将近25万人，如果再加上一些打零工的、该给采编证不给的、自由采访的，估计能翻一番，达到52万人之多，我于是心安理得、心有旁骛地做了图书编辑。十年之后，在这么多行业的新闻记者中，还有没有吸引我的一行？虽然基本没有，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最近就发现了十分吸引我的一类记者：足球记者（兼有足球评论员、足球比赛解说员等）——看看我是一个多么没有新闻理想的人。
其实，我是一个标标准准、彻头彻尾、十分容易辨认的伪劣球迷：我是先看球评看上瘾之后才看球赛的，我能叫得出名字的球星还没有两把手指头两把脚趾头多，我还分不清什么是越位、什么是角球、什么是界外球、什么是K联赛、什么是J联赛、什么是德比，当然更不要提弧线球、鱼跃扑球、清道夫、自由人、全攻全守、沉底传中、外围传中、交叉换位、长传突破、区域防守、补位、密集防守、造越位、反越位战术、篱笆战术、撞墙式了。我不懂的，远远超过我懂的。
不过也不要低估了我的理解能力。基本上说，我还是能分得清一些简单足球概念的，诸如世界杯、亚冠、欧冠、欧洲杯、世界波、香蕉球、帽子戏法、梅开二度这样可以望文生义的名词。即使不是很懂，看看李彦宏的百度百科也懂了。我当伪球迷的时间很短，短到和广州恒大的队史差不多一样长，不要脸地说，我真是看着这家球队成长起来的，不过跟我一样因为恒大才看足球的人估计也不少吧。总而言之，感谢球评让我对足球有了兴趣，感谢恒大让我看起了足球。
看谁的球评呢，看大家耳熟能详的韩乔生、李承鹏、董路和刘原。不装逼地说，我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我看他们写足球的东西，其实远没有看他们跟足球无关的文字多。我这种看热闹的看客，被职业球迷骂过很多次，因为他们几个，“大多都是中文或新闻专业毕业的，干足球记者的大多都是三流院校的，他们几乎从小除了体育课和跳皮筋儿根本没参加过任何体育锻炼，从足球角度看，别说大学的校队了，连小学的班队都没进过，因此写出的足球评论既滑稽又可笑。”
不过我自有我的小道理，有我的小伎俩和小算盘。说我不懂足球没关系，说我是伪劣球迷也没关系，我的确是借足球浇胸中的块垒，借韩、黄、董、李、刘的口水浇心中的自留地。
常常去扒韩乔生的大嘴语录，韩老师独创了意识流解说法，也就是不完全按照比赛场面来进行描述和评论，解说员所说的言语是为了衬托和渲染比赛场面的意境，是为了将赛场上观众的意识与情绪传达给电视前的观众，并引导观众的意识。说白了，能插科打诨，把幕后的边角料在适当的时机抖出来，这个解说法控制得好了是奇迹，控制不好就成了“韩乔生定律”：眼睛里看着球员A，脑子里想起球员B，嘴里说着球员C，实际指的是球员D，观众听起来以为是球员E。
看韩老师的大嘴，就是为了在他的一百句废话之中，发现一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听到一句“范志毅前几天还在发高烧，高烧36度8；守门员区楚良身高1米82，体重28公斤”，笑翻一句“已经有很多俱乐部表示要购买皮耶罗，拉齐奥出价3000万美元，曼联出价更高，2800万美元”。比赛很紧张，球迷很紧张，球员更紧张，韩乔生不必紧张，他卖的就是碎嘴、笑料、八卦、矛盾，因为四平八稳的解说员太多，韩乔生才能成为韩乔生，锥刺囊中，不得不破。
对于“大眼”李承鹏，之前一直存有偏见。觉得这个后生实在爱作秀，爱装，爱名，爱利，靠代言和贩卖民主正义公平博取无数粉丝和巨大喧哗。但是在看了他的《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之后，我偷偷把偏见改成了偏爱。我的意思是，一个一开始写足球评论出身、靠写足球评论为生的人，慢慢成长为当代中国具有重要话语地位的公共意见表达者和思想者，很不容易，不是所有读过鲁迅的文学青年都能去学鲁迅，也不是所有写字的人面对诽谤、黑道威胁、省长“官二代”施压、教练起诉等压力，都能让腰杆和笔杆硬起来。更难得的是，一个作为足球评论员的李承鹏“已故”，一个作为公知和意见领袖的李承鹏“新生”，远离足坛和球评的他，还真是对得起足球！
该说董路了，董路无论写球评还是说足球，口水话废话太多，从“小罗的发带戴上去，比老太太还难看”到“里皮的表至少5万欧，最近我也开始研究表，我去年买了个表”，从“AC米兰的队员怎么都胡子拉碴的”到“金英权，他最近是恋爱？还是追全智贤被拒绝啊”，再到对比里皮和高洪波：“高洪波本来骑到颐和园就30分钟，你弄一下链子，弄一下车铃，现在两个小时还没出门。你看里皮骑车也是歪歪扭扭，至少他在动啊。”有董路在，韩乔生可以交班了。
其实我喜欢看的，是董路在博客上那些跟足球无关的文字。譬如《今天我们家吃醋》，譬如《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譬如《足球不是生活的全部》，再譬如《西服罩我去解说》。在表面的幽你一默、插你一科和打你一诨背后，他其实有着一丝一线的深沉、无奈和悲悯，就像他说的，足球给他提供了一个据点，而他要借着这个据点去发现和发泄很多别的东西：发泄生活中没边没沿的细枝末节和鸡毛蒜皮背后的道理和定理，发泄小切口背后的巨大。跟生活比起来，足球还太小，你不能要求他以对足球的专业牺牲掉足球之外的关怀，那是一种巨大的残忍。
刘原现在不怎么写球评了，写了我也没看到，我经常看的是他在《南都周刊》的“黄色专栏”。如今他以黄色文学高手闻名，但在他的“流亡三部曲”《丧家犬也有乡愁》、《领先处男半目》、《丢下宝钏走西凉》中，在那些黄色幽默嬉皮的字与字、句与句、段与段背后游走着若有若无的苍凉和悲悯，那是广州的杨箕村给他的，他在那里练出了在乱哄哄的鸡飞狗跳中游刃于的嬉皮和荒凉的“杨箕体”，杨箕村之于他“一如波德莱尔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看刘原的文章一般都在晚上睡觉前。不过这有个坏处，看完容易睡不着，睡着了也睡不好，脑子里经常在跟着他的笔在笑，笑完了哭。他无论段子再搞笑、观点再戏谑、行文再不轨、描写再露骨，浮现在我心头的依然是他名动江湖的《国门苍凉：寻找张惠康》。我在梦里想，为什么那么多记者那么多文字高手，只有刘原写了扑出无数必进险球、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立下战功、被评为“亚洲最佳守门员”、受伤退役后靠卖彩票谋生的张惠康？偌大的中国报坛那么多主编总编主笔，又为什么只有《南国早报》副总编刘原写出了《少年戒网被打死》被撤职查办？
一个不盛产球员的国家，却盛产足球记者，且盛产的足球记者主动承担起了文字的、文学的、思想的、民主的、梦想的道义和责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也不能不说是中国足球这个如今聊有希望、曾经超级染缸的池子无心插柳的贡献。这种事，只闷头看球的职业球迷不懂，作为一个伪劣球迷的我懂，这多么令人欣喜鼓舞啊：中国足球阳痿了，中国足球记者没阳痿；中国足球评论阳痿了，中国足球评论员的其他评论没阳痿。足够了，中国足球功莫大焉！
事到如今，我这个伪球迷似乎发现了一条中国足球的超级真理：中国的绿茵场上，有血有性唯独没有血性，有血性的足球精神转移到了足球评论员的文字之中，韩乔生守门，董路后卫，李承鹏和刘原当前锋，我是球迷，他们用一个个文字当球，球以载道，球以载梦，一次次踢进我的心门——这就是我觉得中国足球记者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五个新闻学院和十个文学院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