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江峰
此时，病人的脸距离我只有10cm，呼呼的气体喷在我的脸上。我尽量扭过头，尽力避开，却不能逃避。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使命，我怎能眼看着需要帮助的病人却无动于衷呢？！
遥望SARS 阳春三月
最早关注电视里播放SARS节目的是父亲，因为他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快来看呀，电视里说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二十多个医护人员病倒。儿子啊，你可要小心啊。”对于父亲的“过敏反应”，我只是淡然一笑。医生和病人接触，感染肺炎很正常，注意防护就是了。我一边顺着老父亲，哄他几句，一边自顾看书。
第二个为SARS而动的是我的姐夫。他是个商人，嗅觉很灵敏。当天晚上就传来广东白醋50元一瓶，板蓝根冲剂断货的消息。姐夫匆匆赶到一家米醋加工厂，准备投钱扩大米醋生产。
第三个为SARS而动的是母亲。她四处买醋，买板蓝根冲剂，“广东很多病例，听说板蓝根和米醋有保护作用。”母亲还说：“儿子，回医院千万要小心啊，我可就一个儿子啊。”
最后为SARS而动的是我——因为我是医生。在我眼里，所谓的“非典型肺炎”不就是支原体、衣原体或军团菌感染吗？不就是多戴几层口罩的问题吗！只要不死人，才不管呢！
此时我正在老家浙江绍兴休假，与广东相隔三省，与北京相隔十万八千里。
走近SARS 不安的四月
回医院工作两天，内科大查房就开始讲解“SARS”专题，我才明白SARS和所谓的“非典”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那时急诊已出现了SARS病人。医院的措施很多，又发口罩，又发帽子，又讲课，又隔离。大家都怀疑：“非典”真这么厉害吗？街上出现不少戴口罩的人，我总是觉得可笑，太草木皆兵了吧，连步行、骑自行车的人都戴口罩，不憋死才怪呢。
人们惊慌不安是从国家把它定为法定甲级传染病开始的。电视里每天报道当日的确诊“非典”的人数，竟然以每天100—120人的速度蹭蹭往上涨。然后是全院职工都戴口罩，然后是各大学停课，然后是地铁、公交、出租车全部消毒，然后是“万人空巷”，王府井大街变成“空旷的广场”，真正的“萧条”出现了。
协和医院也遇到了难关：病人量剧减。同时，抗击“非典”的重任，由佑安、地坛向其他医院转移。我院开辟了东院急诊，西院外宾，整形医院SARS病房3个病区。在这个关键时刻，协和医院肩负起应该承受的责任，体现出我们与SARS病毒抗争的战斗力。
“惊恐”的一天
“我院童大夫（化名）因为发热而住进了西院SARS病房”，这一消息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医院，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新的威胁。
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我感到病魔离我这样近，心中空荡荡的。工作时，提起笔不知道该干什么；吃饭时，觉得饭盒上都可能有病毒；睡觉时，怎么也不能入睡，唯恐醒来时，已经发烧。“明天倒下的将是我”，正是这一想法，使我惊恐万分；正是这种想法，使医院不安，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夜里睡觉之前，我告诉自己：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无助的一天，最重视生命的一天。希望时间能治愈恐慌的伤口，明天，我不再害怕。
直面SARS 战火燎燎的五月
我向领导申请，进SARS病房工作，愿意服从领导分配。理由很简单：当病魔肆虐时，作为一名医生，没有理由退缩，也不能退缩，这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是一个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
有很多事情在意料之中，但更多的是意料之外。
我被很快安排进入SARS病房——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北京得病的人数都在上升，SARS病房每天都在增收病人。我被派往医科院SARS医疗中心协和SARS病区。
领导的关怀——意料之外的叮嘱。曾正陪主任多次反复叮嘱我：“身体行吗？防护好啊！我们全科人都是你的坚强后盾。”每个人都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防护，防护，防护。从心里讲，我的耳朵都起老茧了。但另一方面，每一声“防护”都给了我心灵的感动。科里还额外购买营养品送给SARS病区的医护人员。只有保障了医护人员的有生力量才能全歼疾病恶魔。
爸爸、妈妈的叮嘱——意料之外的生死离别。妈妈在电话的那头说：“儿子，我有点后悔你做医生了，如果换其他职业，你会像其他同学那样，赚更多的钱，少担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没有退缩可言。我们把你培养这么大，花费多少心血，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不能就这么失去你了。”
送别的场景——意料之外的热闹。在我离开医院，坐上汽车的那一刻，我看到了那么多人的脸庞：我们的老主任金自孟教授及其他4位科主任、总值班许岭翎、住院医胡明明和王鸥等。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我上战场的一刻，虽然没有一个亲人为我送行，但你们就是我的亲人，就是我的依靠！因为你们，我的心里才没有恐慌，对自己才有信心。我知道，走进SARS病房的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也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是整个医院。
生活条件——出乎意料的好。本以为，医院只会提供睡觉和吃饭的场所，但我错了。医院除了为我们提供睡觉和吃饭以外，还为我们配备了大量的营养品和药物，准备了所有的生活用品，提供了运动健身器材，有足球、排球、羽毛球，架起了崭新的篮球架，还有象棋、围棋、扑克牌；医院党委专门抽调党务干部、行政处室人员组成了新的服务班子，并为我们配备了最强的配餐人员，提供可口的饭菜。他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声问候都使我们增强必胜的信心。
护理队伍——出乎意料的完备。在SARS病区组建过程中，医院调动了护理部的骨干力量。我到病区的这天，已有1个总护士长、3个副总护士长、5个护士长和六十多名护士在这里工作。正是这些经验丰富的护士们的日夜工作，才保证了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在当天的培训会上，每个上台讲课的护士长都有着疲惫的面容、沙哑的声音。正是她们的这种忘我精神，鼓励并支持着我们每个医生奋勇向前。
到SARS病区的第二天，我们进入了病房。穿上两层隔离衣，戴上4副手套、3层口罩，当你把自己全身武装起来的时候，已经快憋死了。才3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
但我知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炼狱
协和的医护人员有个特点：“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在我们开赴医科院SARS协和病区的当天下午，就开始了全面培训。第二天，我们进入病房。这个病房是由门诊楼改建而成，条件可想而知。如果说，在刚刚穿完一件“猴服（隔离衣的一种）”时，我们还有些欣喜于“奇装异服”，那么，当我们穿上两件隔离衣，戴上4层口罩、4副手套时，我们心中留下的只是“焦虑和不安”。这身衣服是我们从来未曾穿过的，这等防护是我们从来没有料想到的。但为了保护医护人员的健康，为了更好地抢救病人，我们穿上了，而且一穿就是8小时——如果把你关在桑拿房间里8小时，你就能体会到这种痛苦了。我们病房的工作就是在洗“桑拿”，闷热、憋气、全身湿透。在这种环境下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脑力劳动，更要强健的体质和稳定的心态做后盾。刚开始工作时，有两名护士因“虚脱”而昏倒在地；有些大夫竟然不敢进病房，深恐染上“绝症”。当时，我院ICU的杜斌对大家说：“不要害怕，我带领大家一个一个看吧。”正是在这种鼓励下，大夫们才开始了正常的工作。
刚进病房时，穿这么一身衣服，就像背着五十多斤的包袱干活。原来我在病房干活，总是健步如飞，但在这里却飞不起来：你再也走不快，不仅是衣物太多，更主要的是“氧气不够”，略走快了，就喘憋加重，需要停下来歇口气再走。和病人的交流更加困难。因为戴了口罩，说话时病人听不清，所以，非得靠到病人耳边大声叫唤，病人才能听见。为了和病人坦诚交流，给病人更多的信心，减少疾病带来的恐慌，我必须“面对面”地开导和教育病人。而这种“面对面的小于1米以内的交流”，是“非典”传播的“经典途径”，是大忌。但为了工作，为了病人能更好地配合医疗，我再次“冒险”了。
这是生命的赌注。
如果病人听话，按照我的指导去配合呼吸和生活，他生存的希望就增加一分；如果我被感染，我生存的希望就减少一分；在这里，生与死竟能如此清晰地衡量出来！
有些SARS患者的病情进展极快，一两天就可进展到病危。因为肺部病变很重，呼吸困难，体内氧气含量很低。这些病人的治疗不仅仅是药物，更主要的是教育和护理。我要告诉他怎样调节呼吸，怎样吸进氧气，怎么做才能减少能量损耗。当他因为憋气而不能行动时，我要告诉他：“别动，静静地躺在床上，让我们来帮你完成大小便。”进病房的第二天，正是下班时分，有位病人又一次在病房里叫：“快来帮我，来人哪。”当时已是晚上12点，但我还是穿戴好衣帽冲了进去。这名患者病情很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却又不愿意在床上大小便。无奈之下，我只能帮助抱起病人，拖着他下了床，扶他坐到便盆上。而此时，病人的脸距离我只有10cm，呼出的气体喷在我的脸上。我尽量扭过头，尽力避开，却不能逃避。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使命，我怎能眼看着需要帮助的病人却无动于衷呢？！
没有一个医护人员不知道，零距离的接触是最容易传染的。然而，在病房中，患者的护理和治疗，无时无刻不对医护人员提出新的挑战，而我们——协和的每一位医生护士，随时随地都做着“零距离的护理”。我们只有一个希望，我们的“零距离”护理能把病人拉回来，拉回到健康的生活，拉回到家人的身边。
每次下班时，全身已湿透。消毒冲洗完毕，回到隔离的宾馆，躺在床上，已是“奄奄一息”。医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保健药品，胡乱吃上一把就上床休息。因为明天，又是一场“桑拿大战”。
死亡的召唤
重症SARS病人的死亡率很高。坦率地讲，在生和死的交界线上，医生能做的不是很多，每当送走一位重症患者时，留下的遗憾和愧疚远多于疲劳。
王先生就是一名重症患者。他有6年的糖尿病史，病程两周后，病情急性加重。面罩吸氧第二天，出现皮下气肿，只一天时间，患者脖子变粗，右眼水肿难以睁开，指氧饱合度维持在80%左右，呼吸困难，连进食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我们把该做的都做了：心理支持，增加患者的信心；激素治疗；预防性使用抗菌素；抗病毒药物的治疗；丙种球蛋白支持治疗；无创面罩加鼻导管吸氧。患者的病情仍然像下山的马车——走的都是下坡路。我们请了外科大夫对“纵膈气肿和皮下气肿”进行会诊，请协和医院SARS专家组对其进行全面会诊，请安定医院医生对“精神紧张”进行会诊。能想的招数都使完了，能用的法子都用完了。患者肺部的病变，如同瀑布一般，一泻千里，难以逆转。每次巡视病人，病人总是两句话：第一句：“我很憋，快憋死了，救救我。”第二句：“医生很好，护士很好，谢谢！”可我们怎么对得起这“谢谢”二字？怎么对得起病人家属的重托！然而，在SARS面前，我们显得如此无力。
在病房里，我们和死神打了个照面，他正徘徊在我们的身边。他是如此贪得无厌；有时，他能在两天内带走一家五口中的两个；有时，他每天带走一个；有时，他顺手把医务人员也带走。死神来去自由。
战地柔情
虽然和SARS的战斗是艰辛的，但在战场的大后方，我们的隔离生活却充满着阳光和关怀。
医院对我们生活照顾得很周到。每日三餐提供了丰盛的自助餐，对于夜班的工作人员，随时都可以提供炒菜、面条、米饭。为了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在宾馆的操场上，医院安装了篮球架、羽毛球网、乒乓球台。每天傍晚，我们都在操场上尽情地戏耍。最好的一道风景，是我们的健美操队——全部由护士组成，偶尔也有男士参加，在夜晚的红霞映衬下，我们美丽的小姑娘们在欢快的音乐节奏下扭动着青春的腰肢。望着她们优美的舞姿，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的肩膀，肩负起了对抗SARS的重任。或许，SARS之战是她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和生命相关的重大课题。或许，正因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才使她们的舞姿更加动人。或许，欢乐本身就该伴随着痛苦，只有痛苦中的欢乐，才弥足甜美。
几乎是每一天，我们都能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有药厂送来的保健品，有单位送来的日用品和食物。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每收到一份赠品，我的心总是暖暖的，因为这体现了社会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每收到一份礼物，我总是激动万分：有全社会的成员在和SARS作斗争，我们又怕什么呢？
最难忘的是一个集体生日晚会。
5月7日，医院为了给战斗在一线的护士庆祝生日，在西翠宾馆的楼前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当晚，医院领导和各科室的代表一起来到宾馆，为12位“小寿星”庆祝生日。许多社会演艺界大腕人物还送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如濮存昕的诗歌朗诵《地球，我的母亲》，李金斗的相声《开车》等。暮色降临，晚会在吹生日蜡烛的时候达到高潮。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组为了使过生日的同志们能见上家人一面，辗转7户人家，摄制了家人们的祝福，并把节目在生日晚会上播放。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伸长了脖子，仿佛电视播放是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叮咛和嘱托。我想到白发的父母正翘首祈望着儿子平安归来时，内心一阵悸动，眼睛也模糊了。
电视节目中，许多护士们的父母讲了话。有的说：“孩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照顾。这次，却要独自接受风雨的考验。”有的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上吧！”有的说：“希望你能尽快地解决组织问题，早日入党。”每一份留言都充满了深切的关爱，真挚的祝福，会心的鼓励，殷殷的期盼。是啊，谁家没有妻儿老小，谁家没有骨肉亲情？但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走到了一起，暂抛开了团聚和欢笑，组成“抗击SARS的大军”。用我们的血汗，筑起一道保卫人民健康生活的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忽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护士能不畏艰险地站在第一线，为什么她们小小的身躯能够推动近两米高的沉重的氧气钢罐，为什么我们能天天守候在病人的身边，为什么小护士们柔柔的肩膀能扛起这社会的千斤重任——因为家里人时刻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时刻关心我们。我明白了：高尚的家庭养育出高尚的孩子，正是这些年轻的孩子，在SARS疫情突现时，能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凛然大义。正是这些父母，在每日的平凡生活中教育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在最危难的时刻鼓励我们：“孩子们，去接受暴风雨的洗礼吧！”我明白了：我们正用崭新的乐观精神风貌和忘我的工作激情，谱写和绘制着一幅年轻人站在最前列的历史画卷。时势造就英雄。在这场SARS大战中，我们年轻人站在了最前列，接受了时代的考验。
这是我们的燃情岁月，这是我们的战地柔情。
战略大转移
随着北京地区SARS患者的减少，卫生部已将“非典”治疗的重点转向重症“非典”病人，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为此，协和医院再次承担重任，分管了中日医院的20张ICU床位。医院的工作重点，由普通SARS病区向重症SARS病区转移。
在短期内建立一个ICU病房谈何容易，更何况是一个层层分隔的ICU病区。在普通病房的孙红护士长被及时调往中日医院负责筹备工作。曾经，孙红护士长带着一腔工作的热忱，第一批赶到整形医院组建了SARS病区，白手起家，万分艰辛；现在，待一切工作走上正轨以后，她又要离开整形医院，奔赴中日友好医院的新战场。
两天后，中日友好医院的ICU病房建成，整形医院SARS病区人员开始撤离。从整形医院SARS病区撤离的工作人员分两部分：一部分即刻赶往中日友好医院参加更为艰辛的工作；一部分人开始休息隔离，随时待命回一线工作。
那天早晨，在西翠宾馆，我们为去中日医院ICU的医护人员送行。看着心爱的战友又将奔赴新的战场，大家的心情都是情如潮涌，好似生离死别。胸外科的徐晓辉大夫是赶往中日医院的医生之一，此刻，他的恋人——名护士正扑到他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引得大家的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滴。跳舞队的王磊护士也将赶赴中日医院，她是我们工作之余娱乐活动的核心人物，没有她，我们的隔离生活将失去多少欢笑！想起她优美的舞姿，火热的青春活力，我的心酸酸的，好像真的会永远失去她一般！
我没有被选中去中日医院继续工作，但我们协和医院的每一位医护人员都有这样的敬业精神：医院安排我到哪里，我就战斗到哪里。挥手之间，那辆满载着我们战友的汽车已经驶出了视野。
那一天，西翠会馆一天没有欢笑，大家的心，都被牵着……
夫妻双双上战场
李梦涛夫妇是我们队伍中最幸福的一对：他们一起走进SARS病区，数月大的女儿留在家中给姥姥照顾。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玩乐。李梦涛大夫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工作特认真，一丝不苟。生活特幽默，谈笑风生。在公共场合，总陪在夫人金滢大夫的身边，一脸满意的笑容。今年5月22日，是他们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那天，医院领导特地赶到地铁度假村（隔离休息区），为他们带来了66枝火红的玫瑰。就在隔离区内，就在与SARS大战一场之后，他们迎来了结婚四周年纪念日，迎来了大家对他们的最真挚的祝福。
我们来讲另一对夫妇的故事——我和我的爱人。2003年4月，我们结婚登记；5月，我们因为工作需要分别进入SARS病区工作。爱妻张洁莉在煤炭总医院SARS病房工作，我则在整形医院SARS病区。5月下旬，我们都撤离一线。我在地铁度假村疗养，而张洁莉在军都度假村疗养。两个度假村，仅一墙之隔，却不能相见，其间思念，可想而知。我们只能用电话寄相思。
其实，在这场战役中，夫妇双方共同投入到一线战斗的又何止寥寥数人？为了拯救病人，他们要忍受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危险，还有闷热的环境，孤寂的生活状态，难以割舍的亲情、恋情。但所有这些，和这场SARS带来的灾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永远的烛光
在工作时，护士们的忘我精神是最令人感动的。一线护士有三个特点：一是年龄小，大多数才20岁左右，正是青春年少，该享受生命的时刻。二是不少护士家中有小孩子的牵挂。为了工作，母亲只能暂别嗷嗷待哺的孩子，千言万语只能等回家以后再诉。三是危险性高，他们每天都要在污染区呆七八个小时，而且时时和病人作最亲密的接触。有感于护士们的忘我献身精神，想起南丁格尔的温馨的烛光，我为协和的护士们作了一首诗。
永远的烛光
硝烟四起，炮声隆隆，乌云满天。
一所野战医院，在“二战”的风雨中飘零。
一位提着油灯的少女，在病床边守候，
轻轻地，她擦去了伤员脸上的血痕，
熟练地，她换去了血迹斑斑的纱布，
温柔地，她盖上了洁白的被单。
她慈祥的微笑，抚平了伤员们因战争而疲惫的心灵，
她执著的热忱，抹去了伤员们沉痛的回忆，
她微微的烛光，燃起了战士们对和平宁静生活的渴望。
她就是南丁格尔，
一个美丽的名字。
从此，护士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从此，人类爱的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
南丁格尔成了爱的象征，那盏烛光，摇曳在世人心间。
时光飞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那盏烛光还在吗，那份柔情还在吗？
在啊，它一直未曾熄灭，
在啊，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顽强地燃烧。
是谁，彻夜守候在病床边，倾听每一声低微的呻吟，
是谁，安抚着一颗颗被SARS击溃的惶恐的心，
又是谁，用小小的身躯推动着一堆堆氧气的钢瓶。
没有烛光，没有笑容，没有健步如飞的身影，
我唯一能留给你的，
是清澈的双眸和坚毅的声音。
本以为，重重的防护会把我们和病人分隔得更为遥远，
未料到，深重的苦难却使我们的心更加紧紧相依。
不要问我是否后悔，不要问我为了什么，
自从穿上这洁白的圣衣，那盏烛光，一直烧在我心。
用生命拯救生命，用青春燃烧激情，
这就是我的誓言，
在我的呵护下，烛光，永不熄灭。
SARS是灾难，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它也带来了新的思考：一个人，一个社会，该怎样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的答案是：要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大无畏的勇气，不恐慌、不退缩，镇静面对灾难；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贻的战略方针，只有认识SARS，了解SARS，才能攻克SARS；要依靠科学，加强防护，才能避免牺牲；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情壮志，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潇洒情怀。灾难是一所学校，相信在这所学校中，你我都能健康成长。
（作者现为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SARS时为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住院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