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的编辑促我为他主持的专栏写稿。电话之后是信函，其意也诚，其言也切。这就使我又一次陷于没法儿请求恕免的境地了。区区一千五百字，说什么都无疑是借口。
专栏限定了写第一次获奖感受。此前《小说月报》也来函约稿，要求也只不过区区一千五百字，内容是谈获《小说月报》奖的感受。全国奖也罢，《小说月报》奖也罢，在我，那当年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因为乃是由同一篇小说在一九八三年初同时获全国奖和《小说月报》之“百花奖”。那小说自然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其后，这儿那儿，半情愿不情愿地，便发表了些谈体会谈感受的文字。有的还收在了集子里。集子还是在近年出版的。又谈，自己就先行讨厌自己了。
这区区一千五百字使我为难了整整三天！
今天我刚从大连和沈阳签名售书回来。写好了地址贴上了邮票的信封，从大连带到沈阳，从沈阳带回北京。同行的张抗抗和胡健两位女士大诧，说梁晓声你真的惜时如金到这种地步，还是作秀给我们看呢？
只有苦笑。
不仅不愿说当年，其实也不愿说现在。
六月十八日我从福州领回了三份获奖证书和三个奖杯，还有四千元奖金。
一位老评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有何感受。
我诚实地回答我还是特别看重《中篇小说选刊》奖的。
进了家门我将捧着的三个奖杯往桌上一放，喜滋滋地说：“我回来了！”——并将以前的一个奖杯从书架上取下，总共四个摆在一起。
七十八岁的老母亲从沙发上欠起身问：“发了奖杯，就不发奖金了吧？”我说：“奖金也有啊，四千呢！”老母亲缓缓又躺在沙发上了，自言自语：“奖杯没顶了奖金就好。”上初二的儿子捧着《新华词典》走过来问我——某个词的解释为什么词典上和他学的课文中不一样？我说：“没看见啊？”儿子说：“什么？”我说：“奖杯呀！”儿子说：“看见了。”我有点儿悻悻地说：“看见了也不表示表示？”儿子愣了愣，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爸你俗不俗啊！”他始终没正眼瞧我那一溜儿四个奖杯，也不问我某个字的解释了，一转身离去……妻正巧回来，见桌上的一道“风景”，说：“你打算拍卖么？”我说：“什么话！”刚捧回家来，多少钱也不卖！妻笑了，说：“好像你缺钱花的时候真能卖出个大价钱似的！”我便无话可说。而“阿姨”小芳此时走来细看了一会儿之后问：“叔，木头的吧？”我说：“小芳，记住，这叫脱胎漆器！”她就伸手摸，结果碰掉了一个杯尖儿。我说：“你看你！”妻说：“小芳，别碰他那玩意儿。你瞧他那样儿，还不知在哪儿自己碰坏的呢！”的确是我自己在飞机上碰坏的。小芳又怯怯地问：“叔，往哪儿摆？”我说：“当然都摆书架上！”“天天都得擦么？”问得我也愣了愣。我一赌气将四个奖杯捧到阳台上，摆在杂物柜上……
在我自己的家里并无人为我的获奖喝彩。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外人前总显得格外谦虚的缘故。
我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写小说的人，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非常冷静了。如果有人竟指责我也曾张狂过，那肯定是胡说八道。因为，早在一九八五年，从《世界之窗》上，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当代的一百项社会调查。第七十九项使我知道——在法国这一个具有过世界意义的文学辉煌的国家，仅有百分之五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作家。括号内五个阐明前提的字是——畅销书作家。
那一期《世界之窗》我仍保留着，只不过再也没翻过。
从那时起我就冷静地知道，小说在中国必会和在法国一样，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就目前而言，其实比在法国的境况要好得多！
我曾对几乎我的每一位同行讲到过法国那“第七十九项”调查，但是以后十几年来我仍孜孜不倦地写着，我的大多数同行们也是。
最近在北京某几所中学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最大人生志愿是想当资本家，想当作家的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女生。
我的儿子倒并不想当资本家，但是也坚决地不想当作家。不知为什么他想当一名烹饪大师。对此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表态，因为我更爱吃粗茶淡饭。
一天夜里我失眠，自己也不知是受一种什么心理的促使就走到了阳台上。望着那一溜儿四个奖杯，我觉得我的目光肯定是既含情脉脉又愧疚种种，如同望着一个既难终成眷属又难移情别爱的女子。
这时我就想起了“马五哥和尕豆妹”的故事。想起了其中的一句花儿：
马五哥死也偏爱尕豆妹，
爱得个搭赔上血来……
在中国，除了特例，文学的奖金一向是较低的。文学的获奖证书一向是较普通的一种。文学一向是没有奖杯的，有也常是景泰蓝瓶子。《中篇小说选刊》的奖杯，在当年不啻是一个“创举”。
我的写作，并不一向为获奖。
但我实话实说——每一份获奖证书，每一次获奖，对我都是一种鞭策，一种勉励，还是一种欣慰。真的。尽管我的获奖证书都收在壁橱里，奖杯摆在阳台上。我承认我是一个需要勉励和鞭策的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希望体会到欣慰是怎么一回事儿的人。
我对自己也很清醒——由于接触的社会面驳杂广泛，时有引发创作冲动的人和事撞入思维，故我比较勤奋。由于爱好甚少，天性不喜玩乐，亦不喜结交，故我写的比较多些。由于写的比较多些，由于持之以恒，故拥有了较固定的读者群。由于活得并不潇洒，也就不敢“玩文学”，也就被归为较严肃的作家一类。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就整体创作水准而言，我觉得自己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正如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从未达到过最佳阶段，从未进入过最佳状态。这也许正是我和我的许多同行孜孜不倦的原因吧？
仅今年一月至六月，我便撕毁了三部长篇的最初几章，约十余万字。类似的构思往往成了同行们听听罢了的“口头文学”。
我所想写的往往是最好不写的。
我所写的往往是许多同行都在写的。
我常郑重地标榜我坚持现实主义，可连我也不得不开始将现实主义荒诞化、魔幻化。“逼上梁山”常使我倍觉内心不是滋味儿……
忽然我发现老母亲、妻子、儿子、小芳都在向我探头探脑。由于我开亮了灯，在阳台上发呆，他们对我半夜三更的古怪行径困惑而不安了……
妻柔声问：“想找胶水儿粘那奖杯是吗？”
于是儿子告诉我胶水在哪儿。
于是小芳告诉我安眠药在哪儿。
而老母亲说：“睡吧，不兴这样，搞得全家人心惶惶的……”
我知道——妻子、儿子、老母亲，包括小芳，内心里其实都是那么体恤我，都希望我别再写了……
而写成了我的最严重的“毛病”，成了我永远也戒不了的一支“烟”了！哪一天我戒了烟，也还是戒不了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