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士英
[题记]
自1985年9月入门读书以来，恩师牛致功先生就要求我们认真研读《资治通鉴》，并在1985年9月—11月底为我们专门开设了《隋唐史研究与有关文献》（此后赵文润先生开《敦煌吐鲁番学与隋唐史研究》），1986年3月复又开设了《〈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课程。当时我们师兄弟6人，每周集体随牛先生读温公书一次。课上，先生为指示门径，课余，大家复以背诵《资治通鉴》段落为事。此倏忽已二十年余，每当想来，宛若春风拂煦，温馨惬意。那期间，牛先生应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约请准备写作《司马光评传》，并且已经草签了出版协议，后来因为他必须承担《中国通史》的一些写作任务，为了不失信于人，自己忍痛割舍了司马光评传的任务。对于个人得失从来不加计较的牛先生，对于这一事情也不免流露过几丝惋惜和无奈。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牛先生出版了《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一书。这是他对《资治通鉴》有关思考的修订和整理，书中的篇章为我们专门讲授过，有些是经常提示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读到牛先生的这本书，感到很是亲切。不久，我在认真阅读之后，除了指出其中的一些误值外，还写了一篇书评。牛先生认为自己人给自己人写书评，会有自吹自擂之嫌，所以他一直不同意我给他的书写评论。直到两年前，先生的意见才有变化，他给我写信专门谈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自己以前的看法有些偏颇。因为写评论不一定就是说好话，也可以提出批评。为什么就不能写呢？收到他老人家的这次来信后，我就把多年前的这一书评找出来，又略加修改，以《略述“通鉴学”研究的史家情怀》为题发表在了《新亚论丛》2005年第一期。现将这篇庋藏15年后发表的小稿重新由繁体字转换为简化字，并稍做文字调整以为恩师八十华诞上寿。受业弟子任士英谨记于2006年初秋。
一
被鲁迅先生赞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太史公书》（《史记》）和北宋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无疑是历史上两部最具生命力的史学著作。由宋朝皇帝赐名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具有非凡地位和特殊意义的编年体通史。说它特殊和非凡，不仅是因其继承和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体例和笔法，也不净是因其鸿篇巨制的规模，而是它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部标志性著述，以其无法逾越和无从取代的资治功能，树立起一座里程碑。历史上把它们的编著者司马迁和司马光并称为“两司马”，其实已经蕴涵了这样的评价。
《资治通鉴》在史学体裁与学术史上持久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以至于自宋朝开始到尔后的几百年里，出现了大量与《通鉴》相关的著述。除了司马光本人书成以后还有《通鉴前例》一卷、《稽古录》二十卷、《历年图》六卷、《通鉴节要》六十卷外，在两宋时期的仿效情况十分热烈。我们仅仅根据《宋史·艺文志》等记载就可以略知大概：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十卷、《通鉴问疑》一卷，司马康《通鉴释文》六卷，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朱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喻汉卿《通鉴总考》一百十二卷，曾慥《通鉴补遗》一百篇，崔敦诗《通鉴要览》六十卷，王应麟《通鉴答问》四卷，胡安国《通鉴举要补遗》一百二十卷，沈枢《通鉴总类》二十卷，洪迈《节资治通鉴》一百五十卷，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其中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最享盛名。前者的编著体例与作法与《资治通鉴》完全一致，但是李焘不敢自称其所编著为《续资治通鉴》，仅谦称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后者借《资治通鉴》又自成一家，成“纪事本末”体。明朝时期，有嘉靖年间进士薛应旗《宋元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陈子经《通鉴续编》二十四卷、商辂等人《续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清朝则有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夏燮《明通鉴》九十卷、张廷玉等《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等，康熙有《御批通鉴纲目》、乾隆有《御批通鉴辑览》、嘉庆有《评鉴阐要》等。而以研究、注释《资治通鉴》为终身之业并且成就卓著者，当首推宋末元初的大学问家胡三省（1230—1302年）的《通鉴音注》。他另有《〈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胡三省（省之）继承父志，不避时世艰难，以三十余年之功穷毕生精力为《资治通鉴》作注。他对司马光充满无限敬意，自称“后学”，对《通鉴》中所涉及的地理、年代、人物、典章制度和叙事方法包括字词名物的读音、训诂，无所不注，要而不繁，极大地便利了后人对《资治通鉴》的使用，可谓是司马光身后的第一大功臣。而且他通过对《资治通鉴》的注释，字里行间流露出在宋亡于蒙元以后的家国之痛。抗日战争期间，在沦陷地北平的现代史家陈垣（援庵）著《通鉴胡注表微》，又因对其书中微言大义的解读，阐发出胡三省所寄寓的爱国情思而成为一部名著。明代严衍（永思）的《资治通鉴补》，也是一部名著，今人冯惠民有《通鉴严补辑要》，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明末清初王夫之（船山）的《读通鉴论》，亦是以《资治通鉴》为题的著名评论著作。
总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刊行以来，为后世修撰史书之样本，模仿者层出不穷，有以“通鉴”为名者，有仿《资治通鉴》体例但不以“通鉴”为名者，后世目录著录者很多。说明了它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所垂爱，而且研究者亦颇不乏人。他们或注释，如元代胡省之的《资治通鉴音注》；或类通其文，如南宋袁机仲的《通鉴纪事本末》；或辑补，如明代严永思的《资治通鉴补》；或因之以作史评，如明末清初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均卓然可成大家。逮及近代，《资治通鉴》以其博大精深，成为“史家专门之学”——“通鉴学”，而治通鉴之学者亦越来越多。这在史学发展史上是极其独特的。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序中言：“今草兹稿，可谓不自量之至！然区区之意，仅欲令初学之读《通鉴》者，得此参考，或可有所启发，原不敢谓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纲要，悉在此三篇中也。”寅恪先生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被尊为史学之经典，然其所言撰述之本旨，仍于《通鉴》之研究相关，寅恪先生言辞固然谦逊，然参之《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之《自序》中所谓“仅欲于袁机仲书中增补一二条目，以便初学”，越发使人感受到寅恪先生对于学术的自信及其对《通鉴》一书的卓识。承此流风余韵，后世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颇不乏热情。所可喜者，最近十几年中，学术界的研究日趋深入，亦成绩斐然。研究者自然是角度各异，各擅胜场，但研究中所展示出的史家情怀是最有特色、独具魅力的。其中，对《通鉴》之研究，能与唐代史学之发展相联系，并进一步将《通鉴》有关问题放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史中来考察者，恐怕以牛致功先生的研究工作最有成绩，他所著《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一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一书中，牛先生对唐代史学及其发展规律特征进行研究的同时，对《通鉴》进行了颇有特色的探索，开辟了“通鉴学”研究的新途径。
二
《唐代的史学与〈通鉴〉》（以下简称“本书”），共15篇，凡20万言，本书提出了颇具新意和创见性的论点。
（一）《通鉴》与唐代史学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乃是本书对通鉴学研究最具开创性的所在。
牛致功先生首先认为，《通鉴》的出现，在史学思想上与唐代史学一脉相承。司马光修撰《通鉴》，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正如司马光本人在进书表中所言：“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因而所注重者乃是“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北宋神宗皇帝正是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才赐名《资治通鉴》。显然，司马光的目的是通过史书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直接为统治者寻找巩固统治的借鉴。牛先生认为，如果把这称为鉴戒史学，司马光并不是创始人，而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史学思想。正是为了说明《通鉴》史学思想的来源，他又着重探讨了唐代史学思想的内容及其发展过程。牛先生认为：直接从政治上总结历代统治者兴亡的经验教训，由来已久，西周时便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但通过撰写史书，间接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寻找借鉴，却是从唐初开始的。魏徵总修《五代史》时，便抛开了汉魏以来因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在史学中充斥着的那种大谈君权神授的天命历史观，转而主张发挥人的作用，强调王朝的兴衰要从统治者自身去找原因，不能乞求天赐，正如他在《北齐书·总论》中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样，唐初史学著作出现了不同于《汉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魏书》等正史的鲜明特点。牛先生认为，“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唐代史学思想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正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唐代史学思想的这一转变，正是鉴戒史学的内容。在这里，他提出了“鉴戒史学”的概念。还提出“魏徵总负责的《五代史》，就是鉴戒史学的开端”。继之出现的《晋书》、《贞观政要》、《通典》、《大唐新语》等都是具有鉴戒史学内容的史著，还对各书的内容作了具体分析。这一思想从唐初发展到北宋司马光修《通鉴》时“已经到了成熟阶段”，而《通鉴》正是“鉴戒史学的集大成者”。因而，《通鉴》所包含的鉴戒史学的内容，正是唐代史学继续和发展的产物。
再者，唐代史学从资料上为《通鉴》提供了条件。牛先生认为，由于唐政府对修史工作的重视，确立了设馆修史和宰相监修的制度，并规定了史料征集的具体办法，逐步形成了完备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等历史文献。广泛搜集并认真考辩史料，已是唐代史家十分明确的问题，刘知几在《史通》中还作了理论上的阐释。事实上，司马光也正是继承并发扬了唐代史学家重视史料的学风，并在考辩史料过程中具有开创性，加之政府为其提供便利，从而保证他完成了这一巨著。《通鉴·唐纪》部分基本上是根据唐代原始资料写成并且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而且尤以唐代部分为珍贵，这正是“唐代史学从资料上保证了《通鉴》的史学价值”。就是说，《通鉴》中内容多为隋唐史，则《通鉴》取材于唐史，更能直接从唐代史学成果中汲取营养成分，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因此，《通鉴》与唐代史学的密切关系就很自然地建立起来了，这种考察与论证角度当然就显得可信与可贵了。牛先生把《通鉴》与唐代史学从资料的角度联系起来，就使得对二者内在关系的探讨有了更为实际的内容，也避免了穿凿附会之嫌。
另外，从编撰体例上，《通鉴》也是唐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牛先生指出，从《汉书》到唐初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由于无法反映历史全貌，这已不能满足唐初统治者从全部历史中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迫切要求，加之史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通史的编撰以弥补断代史那种既相重复、又有缺遗；只有局部、没有整体的缺陷。于是，《五代史志》、《南史》、《北史》、《史通》、《通典》等带有通史意义的史学著作陆续问世，这正是唐代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这一发展，为北宋通史史书出现提供了条件。牛先生认为，司马光“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修撰编年体通史巨著《通鉴》，正是顺应了这一史学发展的趋势，并迎合了北宋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从唐到《通鉴》，正是通史发展、成熟的过程，《通鉴》正是通史成熟阶段的代表作。这说明，从编撰体例上，《通鉴》也是唐代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在牛先生看来，《通鉴》是唐代史学继续发展的产物。没有唐代史学打下的基础，司马光是难以有《通鉴》那样的不朽巨著的。这一结论，显然没有把《通鉴》仅仅作为孤立的一部史学著作，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古代史学发展尤其是唐宋史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来考察而得出的。这一论证方法，无疑会对《通鉴》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及意义作出新的审视和估价。事实上，他的结论就恰恰是这一新估价的结果。显然，这是对通鉴学研究的贡献，通过这一新的剖析，给通鉴学增加了新的内容，也显示出牛先生的渊博学识与理论思维的深度。正如牛先生所言：“唐宋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研读《通鉴》可以更好地认识这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社会意义”。
（二）对唐代史学地位的科学说明
在探讨《通鉴》与唐代史学关系的同时，牛先生还对唐代史学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唐代史学的发展既与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有联系，又有不同的发展特色，同时又为宋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唐代史学在古代史学发展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史学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性的地位”。牛先生以唐代史学家的民族观和经济观为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唐代史学家的民族观和经济观随着历史的进步都呈现出了与前代不同的特色并增加了新的内容。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是唐以前史学家民族观的继续和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如此，唐代史学家的经济观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因而同样“是古代史学家经济观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牛先生进一步研究指出：在唐代史学发展中，魏徵的史学思想最具开创意义，其鉴戒史学思想“在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起了转折点的作用”。为了勾勒出鉴戒史学在唐代的大致发展过程，还以初唐的令狐德棻、中唐的刘肃等史学家的实践活动为例作了具体的说明，指出他们的思想都属于鉴戒史学的范畴，其著作（史学实践活动的结果）都鲜明地体现了唐代史学的思想特点。
显而易见，牛先生在考察唐代史学发展时，既把唐代史学放在了整个古代史学发展史中，又对唐代史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这里，牛先生既把魏徵视为唐代鉴戒史学的开端，又把他当成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具有转折点作用的坐标人物，这样，不仅看到了史学发展的阶段性的承启关系，更深刻地挖掘出在唐代这一发展阶段上的本质特征，又注意到史学发展与整个历史前进的关系。这一探索，对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无疑是有相当价值的。同样，这一结论对于《通鉴》历史地位的评断从史学发展的角度与层面加深了认识。
（三）抓住了唐代史学的特质内核
在唐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发展必然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特点，对此问题，见仁见智之说，聚讼纷纭。牛先生不蹈旧臼，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较有启发性的乃是他的“鉴戒史学”的论点：“唐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史学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借鉴，因而被称为鉴戒史学”。由于唐代史学家多半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政治观点必然通过所修史书反映出政治上的需要。史学思想与其政治观点的完全一致，又正是鉴戒史学的鲜明特点。
由于对唐代史学的特点这一总体把握，牛先生又进一步探明了其核心内容：唐代史学与唐代政治密切相关。唐政府直接控制修史，即史馆修史及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是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的重要标志”。从唐朝始，出现了真正的官修史书。牛先生分析唐代修史的制度化和官方化的利弊以后指出，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关心史书的内容，甚至不惜篡改史书，唐太宗篡改《实录》，就是很好的例证。不仅如此，史学的发展也随政治的兴衰而起落，史学的发展状况直接可以反映出唐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容。唐代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特点，说明史学适应了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的需要，直接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服务。这样，唐代史学也必然受到封建政治的制约。这种条件下，史学家的活动必然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利用修史为统治者寻找历史借鉴即“资帝业”来进行。
在这里，有一个似乎明显但又为人忽视的有趣问题：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初大谈“图录”、“符命”，在取得政权后，却相信“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转而总结秦、隋灭亡的教训，与之相适应，史学家也改变了君权神授的神学历史观，而着重突出人在国家兴亡中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牛先生分析说：因为前者只能消极地说明统治者取得政权是合理的，名正言顺的，却无法防止别人也以同样的手法取代自己，更不能有效地促使统治者巩固其地位。这更说明唐代史学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正是基于对唐代史学的这一特质把握，牛先生论述了《通鉴》的中心思想及其政治功能，并以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同时结合北宋的历史实际加以剖析。这样，在讨论唐代史学特点时，也很自然地与《通鉴》的研究联系起来，从而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司马光修撰《通鉴》的思想基础及其相互关系。
三
综观全书，除了所提出的新见解外，我觉得本书还有以下特点。
（一）运用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
本书在论证过程中，没有把唐代史学和《通鉴》各自孤立开来，而是将它们放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正是准确地把握了唐代史学与《通鉴》之间的相互联系，才使全书各自独立的篇章能够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论述，并力图以此来揭示中国史学发展史特别是唐宋史学发展的规律及特点。显然，这是具体、生动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本书正是在这一观点指导下，经过艰苦认真的探索，以小见大，探微知著，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也体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所具有的理论追求及其价值取向。不言而喻，对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角度新颖，立论准确
本书的研究，并未刻求于全，而是重点深入。如对唐代史学家的研究，一方面对那些学术界尚未引起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史学家如温大雅、柳芳、韦述、许敬宗、刘肃等及其史学活动、史学地位进行了新的探索，因而填补了空白；另一方面对那些研究较为充分的史学家如刘知几等，则对其某一方面进行了探讨。这样研究问题的角度，既可避免泛泛而论，又不必囿于旧说，因而能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所发明，有所创新。在此基础上，对唐宋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总结和概括，无疑是较为准确的。同时，本书对不少问题的研究，与牛先生个人唐史研究紧密结合，更发挥出自己的学术特长，因而本书论述能够纵横捭阖，如数家珍，颇显功力，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三）表现出立体性、全方位研究的特点
牛先生不仅对唐代史学与《通鉴》的关系有总的论述，而且在本书各篇中又有具体的分析。尤其是对于《通鉴》，一方面把它与唐代史学著作如《大唐创业起居注》、《大唐新语》等进行了比较，另一方面把它与宋代史学著作如《唐鉴》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对其本身内容也进行了分析。这一上下贯通、全面的论证方法，使全书的观点丰满，颇具说服力。
（四）贵通、求实的学术旨趣
本书的论证及其结论，无不反映了牛先生对史学研究的通识。正是由于他治学贵通，并强调由通及专，由通及精，所以能够把《通鉴》放在史学史中去研究，并由此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牛致功先生在评论刘知几修史主张的特点时说：刘知几的修史主张“处处都反映着他的创新思想”和“可贵的求实精神”，“这种求实精神，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还是应该继承发扬的”。事实上，本书也正是以这种“求实”精神来进行研究的。这充分反映出牛先生治学的特点及学术旨趣。
另外，还应指出，牛致功先生治学，不喜作惊人之论，不善发惊人之言。虽如此，每有述作，皆有心得，自玩自品，独有风致；且夫子道德文章，行文不温不火，不芜不蔓，不愿与人争短论长；虽遇相左之见，亦多作正面阐述，从无言色俱厉、盛气凌人。这对于一位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且于大辩论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来说，乃是极为可贵的学术品格，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之处。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颇具特色和创见的史学史著作。书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探讨，拓宽了通鉴学研究的领域，为通鉴学的进一步深入提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新论点。通读全书，我们觉得魏徵的史学地位对本书立论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但其《魏徵的史学地位》一文，未能收入本书，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