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4月12日，印度诗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1861一1941）等六人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抵达上海，且在上海、杭州作了几次讲演后。泰戈尔在演讲中，多次表示珍重中国传统文化。这些话，与主张西方文化，反对东方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相抵触，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
4月9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向他约一篇批评泰戈尔的稿件：“《中国青年》将出特号反对泰戈尔，他们很想吾兄为《中国青年》此特号做一篇短文，特托我转达于你。我以为此段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吾兄有暇，最好能做一文寄弟处。兄倘能做文，望于本月十五左右发出，二十日以前寄到上海。”陈独秀没有想到，胡适并不反对泰戈尔，没有写文章批评他。
4月13日，陈独秀给吴稚晖写信，向他约稿：
稚晖先生：
《中国青年》周刊拟出一册《反对太戈尔号》，想先生为他们做一篇短文，务请先生允此要求，因为太戈尔此来，在青年思想界必增加一些恶影响，我们必须反对他一下。此请道安！
陈仲甫白。十三
此周刊准于本月十六号齐稿，先生文章请在期前做好。又白。
陈独秀在封面写了“请面交吴稚晖先生”，请柯庆施送，但吴稚晖不在，柯庆施在封底写了：“施特来奉候，适值先生公出，怅甚。兹特留上仲甫先生信一封、《中国青年》二册，请查收。《中青》稿子，后日下午施当来取。柯庆施留上。”
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一天，泰戈尔在真光戏园演讲，主持的人要胡适做主席，要胡适介绍他，胡适劝告大家尊重他老人家说话的自由。后面的话，是针对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反对泰戈尔的做法。
泰戈尔问胡适：“你听过我的演讲，也看过我的稿子。他们说我反对科学，我每次演讲不是总有几句话特别赞叹科学吗？”胡适安慰他说，“这全是分两轻重的问题，你的演讲往往富于诗意，往往侧重人的精神自由，听的人就往往不记得你说过赞美近代科学的话了。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尽人而悦之’，是不可能的。”
5月28日，在泰戈尔离开上海去日本的头一天，陈独秀写《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六十七期），说：
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尽管胡适和泰戈尔打得火热，碍于朋友关系，陈独秀没有提他的名字。
泰戈尔走后，陈独秀6月4日写《诗人却不爱谈诗》（《向导》六十八期），说：“太戈尔果以诗人身份来中国谈诗，我们虽不会做诗，也决不反对欢迎一个诗人，尤其不反对欢迎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诗人。所以吴稚晖先生说得好：太先生你做诗罢，管不了人家的家国，你莫谈天下事！可是太戈尔在中国始终未谈过一次诗。”泰戈尔因为写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陈独秀说“我们虽不会做诗”。
10月，陈独秀在《中国青年》第二期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谷儿？》一文，文称：
像泰谷儿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混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今的另外来翻译泰谷尔？昏乱的老庄思想上，加上昏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了！
事情过去了三十七年后，胡适在去世前一年写《追记泰戈尔在中国》一文，还说：“我们观察泰戈尔那一次在中国最感觉烦恼的一点是当时的左派青年（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三年了）反对他的演讲，在演讲场上散发传单攻击他。”
“那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三年了”，指这事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