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2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在船上，陈独秀思考写一本抗战的小册子。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1931年，正是蔡孟坚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诱降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二十多人被杀。蔡孟坚见到陈独秀就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初到汉口，陈独秀和潘兰珍住了两夜旅社。这时武昌一个姓兰的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到他家住。他家在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独秀搬家后，立即给耕野（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到这个新地址。几天前他叫汪孟邹来信寄到武昌武汉大学王抚五校长收转，因为自己在武汉没有其他固定的地方。几天功夫，陈独秀两次去信上海，也不知汪孟邹收到没有。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宇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给亚东转。
收到陈独秀的信后，汪孟邹写信和陈独秀商量，由亚东图书馆出《实庵自传》单行本，先将《宇宙风》刊出的前两章印出来，等陈独秀抓紧时间写出其余部分，再出全本。陈独秀满口答应了。
不久，罗汉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
罗汉8月底离开南京，作为陈独秀的信使，在傅厚岗叶剑英、李克农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和李侠公于9月2日到西安后宰门旁边的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是林伯渠，认识罗和李。罗汉北伐时任四军政治部主任，打南昌时四、六军配合过。李侠公1899年生，这年三十九岁，贵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在上海被捕，出狱后与党失去联系而脱党。
经过长征，林伯渠头发胡子几乎全白了，但身体很硬朗。林伯渠说，和仲甫一晃有十年未见面了，他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脾气太倔。尚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希望他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
林伯渠即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大意是，仲甫等已出狱，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七贤庄旅馆，有几座西式庭院，又宽敞又安静，罗汉便和李侠公住了下来，等候回电。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来看罗汉。谈到陈独秀，王若飞非常关心，说：“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去晤独秀一次。”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被否决，自己差点打成反革命。1931年夏，王若飞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同年11月在包头被捕入狱，直至今年4月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此时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
9月10日，接到林伯渠电报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给林伯渠发了一个电报，提出陈独秀回党工作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见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罗汉不虚此行，急忙赶回南京。到南京后，才知道陈独秀去了武汉。在傅家岗。罗汉见到了博古、叶剑英。他们告诉罗汉，陈独秀去武汉前，和叶剑英、博古谈过一次话，以后又和叶剑英单独谈过一次，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独秀个人没有私人接触，恐难于谈到任何具体结果。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且不久必武会回武汉，他自然和独秀先行交换意见。”
博古三十来岁，自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至遵义会议，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听了罗汉的前后叙述，陈独秀又看了看中共中央的“三项条件”，说：“前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说着，陈独秀找出一份手稿，上面写到：“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陈独秀曾请包惠僧将声明交《中央日报》总编辑程苍波，他答应帮忙，但没有刊登。
一天，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找博古和叶剑英。博古对罗汉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毛泽东见陈独秀迟迟不写检讨，11月12日发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谈话时，说：“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