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共第四届三中（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问题。陈延年、周恩来、李维汉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中山舰事件的经过。会议期间，李维汉看到报上报导了北伐军占领长沙的消息，决定不等会议结束就回湖南。
会上，陈延年、周恩来等广东区委和中央局、远东局意见有差距，没有形成关于广州问题的最终决议。大会形成决议，批评陈延年等人说：“去年（1925年）中央扩大会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意见是：（一）我们留在国民党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帮助他们发展国民党，并且反对右派，但是我们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但陈延年等广州的同志认为，我们“以自己代替国民党左派”，是由于左派的社会性发展不够和没有我们的领导就不能站立起来的必然结果。
陈独秀认为，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一致。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机会主义”政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
一天，苏联顾问加仑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加伦，即布留赫尔，В，К，（1890-1938），1921-1922年为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5-1927年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934-1938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家拿不定主意，最后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周恩来到上海见到张国焘，张国焘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讨论是否北伐，陈独秀拍了桌子。于是两人一起去陈宅。陈独秀正在生病，独自一个人卧在床上，家里空荡荡的。周、张两人拉了两张椅子，就近坐下，张国焘将周恩来的意思说了一下。陈独秀和平常不一样，这次没有拿意见，叫张国焘召集会议。
张国焘主持会议时，彭述之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张国焘说，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彭述之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最后，形成了一个在北伐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的模棱两可的决议。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报告，谈起此事：
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陈彭联合提案被中共第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否决后，陈独秀要彭述之和鲍罗廷、加伦等人谈谈，看看能不能匀出五千支枪武装农民。鲍罗廷不同意，担心国民党不高兴。他说，季诺维也夫也是这个观点，运送枪械到中国，是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