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从两年前的那个春天起，"台湾"这个地名就无孔不入地嵌进我日常生活。一部反映大陆先民赴台艰辛垦拓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过台湾》由两岸联手开拍了，作为唯一的撰稿者，必须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地涉及海峡对岸那个岛的全部历史。
唐山原指"大唐江山"，简称"唐山"，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对故土的称呼，而大陆移民到台湾开基，则被称为"唐山过台湾"。这一段历史极其斑驳，又格外丰饶与跌宕，当它们一页页展开时，那些人生的起伏、人性的纠缠，以及附着在上面的种种挣扎与欲望，都浪一样扑面而来，我承认，这一切都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在那几百个日日夜夜里，我时常被突如其来地震撼，然后心绪难平。
无意中我竟把一扇宝库的大门推开了。
但那时我根本没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打算。我知道自己笨，不是那种能够迅速消化资料的作者，很多时候我宁可深怀警惕地与自己已经熟知的某个领域或者某段历史保持距离，我以为这是必要的。当我们的眼球不断被大量新闻体的粗糙叙事所伤之时，一定不得不冷静反问一下：艺术与现实之间，到底该不该这么轻率地抹掉边界？
历史也一样。如果只是把已经远去的人与事重新从沉寂的时光深处机械地搬出来，无论使用多么华丽的词汇，都只可能是苍白而没有生机的呈现。真实的人生永远比所有的文字都更精彩、更复杂，也更有纵深感。因为怀有这样的敬畏，我往往愿意让自己充当一位心宽体胖的老农，面对满园春色，先沉住气，先不急不躁地俯身体悟种子的芳香。世间万物其实都各自有命的，包括一部小说。某个人物、某段故事、某种意蕴、某些寓义，它们其实都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规律款款行进，如同季节之于植物，没有经过春风秋雨必要的洗礼沐浴，就无法真正催熟出一颗香甜的果实。
所以，当与福建省文学院签约创作一部反映台湾那段历史的长篇小说时，我如履薄冰。此时，十四集电视纪录片脚本初稿已经完成，近二十万字的解说词撰写令台湾从明末到1945年光复这段近四百年的历史面目悉数呈现。而几百本相关的历史著作也还堆放在书架上，它们甚至散发着体温，宛若我身体的一个部份。但当下笔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最先努力去做的，却是把那些真实的史料遗忘掉。遗忘不是为了撇清，而是怕它们成为镣铐，阻碍故事的起舞。但反过来，又不得不时时小心翼翼地缩起手脚，让故事粘住历史的经纬线。戏说或许可以轻松点，但我更愿意给历史以必要的尊重。
毫无疑问，钻进过史书的人都会对所谓真相心存怀疑，许多往事已经变幻莫测地丧失了本来的面目，掩饰或者篡改并不新鲜，野史演义更是杂芜纠结。一朝一代逝去，另一朝另一代浮起，回首望去，有那么多的岐义和纷乱错综横陈，这些对治史者而言是不幸，对文学而言却是万幸，它无疑提供了想像的可能，也腾出了创造的空间。
是的，我写的不过是一个完全杜撰的故事，它根本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原型。一对容貌神似的兄弟，两个性情迥异的女子，这四个主要人物活动的舞台是闽台两地，虽局限在光绪元年至光绪二十一年这不长的时间段里，但整个唐山过台湾的历史却成为他们爱恨情仇的大背景。挣扎着，渴望着，悲着，喜着，人生有那么多的无奈与苍凉，但大恨大爱终可能在某时某刻被消解与融化，成为一声叹息或者一首歌咏。这是一个技术活，我竭力去做，从中体验到蚯蚓穿过一片肥沃土地的激动，然后在这个渐渐花开的春天里，终于划下了句号。
感谢《过台湾》摄制组，没有你们的推动，我不会主动去探看这段历史；
感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原所长陈孔立、福建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徐晓望、闽台缘纪念馆馆长杨彦杰等人，他们长时间不厌其烦地解惑释疑，帮我这样的门外汉找到了一条接近台湾史料的捷径；
感谢福建中医学院苏友新教授，有他的耐心指教，书中所涉及的许多中医知识才有了底气；
感谢在台湾采访时从北到南邂逅的各位专家学者，我不能一一记住你们的姓名，但记得那一张张真挚亲切的笑脸，是你们的讲解点拨才使全台的山川景色草木以及民俗旧事具体可感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福建文学院的各位，是你们的善意与热忱直接催生了这部小说。
人生有许多一闪而过的契机，能够把它握到手中，并且竭力劳作，默默穿行，默默把自己所有的积累、理解和想像一点一滴地付诸文字，我想说，这样的过程对于写作者而言，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