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的那七天,是吕佳薇照顾我。吕佳薇好像比我还高兴,抱着齐米粒左看右看看不够。齐天光当然也都在,他却什么也帮不上。我差不多整整两天没有理他,齐天光不知自己有什么错,他真的不明白,所以很厚道地询问吕佳薇。吕佳薇说,书上说有些产妇会得产后忧郁症,阿米大概是忧郁了吧。齐天光信以为真,又乐呵呵地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幸福中了。
我一直试图原谅齐天光,我想肯定是我太敏感了,文学女人的敏感常常是可笑与可怕的,甚至让人窒息。他不能替我阵痛,不能替我生产,闲着也是闲着,打打俄罗斯方块也算不得什么错。可是一边劝着自己,一边脑子里还是着了魔似的反复重现着那一幕。我不能原谅的不是他在干什么,而在于他那样闲适地靠在墙上,其肢体语言分明是孩子气的若无其事与事不关己。
我后来跟齐天光离婚时是把这一桩事当成理由之一提出来的,他目瞪口呆,认为我在开玩笑,所以眼珠子定定地在我脸上停留了数秒钟之久。他是个好人,我说过了我不想讲他的坏话,我们现在像兄妹一样充满友爱地往来。除了他父母,这个世上可能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关心他了,可是在我的坚持下,我们仍然离婚了。我对齐天光说,我心中没有爱了,我不爱你了,可是我希望有个好女人爱你,仰望你,照顾你,温暖你。儿子齐米粒判给他,但跟着我生活,每月他付300元赡养费,后来又加200元,共500。
我离婚的事实差不多瞒着家人及同事朋友一年,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叔叔以及吕佳薇,他们都是很久以后,在齐天光即将与另一个女人进入洞房时才知道了真相。吕佳薇当天就脸色肃穆地找上门来,她不说话,只是坐到我面前,看着我,看着在一旁不谙世事津津有味玩电脑游戏的齐米粒,心事重重。我笑起来,我很清楚吕佳薇在替我伤感,而且还有担心。四十岁,女人最好的时光都付出去了,青春、激情、梦想、容貌,还剩下什么?一副日趋羸弱的身体、一张已经衰败的容颜,以及一颗千疮百孔的心。不过,吕佳薇最终还是看出来了,我也有伤感,但这个伤感完全是在我的心智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所以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她长长吁了口气,说,是啊,也许这样更好。
两人不再相爱的人,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其苦痛与无趣是吕佳薇轻而易举就能理解的,但她心疼齐米粒。没爹的孩子齐米粒其实整天大大咧咧无忧无虑的,父母离异的阴影从来没有投到他身上,可是吕佳薇放心不下,她来看齐米粒,给他吃的穿的玩的。齐米粒像是她的儿子,寄养在我家。
我倚在门上看着吕佳薇与齐米粒嘻嘻哈哈打成一片,便不免想起那个夭折的陈家血脉。如果顺利生下来,那孩子也已经二十岁,站在那里,个子肯定比吕佳薇还高了。可是那个孩子没有到来,他(她)消失在1981年的秋季。我从来没有对吕佳薇提起自己知道这件事,我从来不提。生活中有许多事,它们山一样横亘在那里,庞大,巍峨,却有着谁也不能触及的脆弱。吕佳薇不说的,我便不问。我记得吕佳薇去年曾买过一本小说,书名叫《我的生活无可奉告》,是福建省一位叫北北的女作家写的。书不怎么样,吕佳薇喜欢的只是书名,她一直把书放在床头。无可奉告,真正的生活状态其实对谁也不值得如实奉告。
有一次,在一个我认为极好的气氛中,我倒是字斟句酌地向我叔叔提及这件事。之所以要提,是因为我拿不准我叔叔是否知道内情。以吕佳薇的性格,她也有可能独自将一切承担起来,她沉默。而我觉得,无论如何,这是属于我叔叔的一个历史事件,他有权也必须知道,他负有责任,对吕佳薇,对那个夭折的胎儿。
我叔叔抽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他的脸渐渐被烟罩得朦胧起来。我叔叔现在抽的是大中华牌的烟,外包装红通通的那种,他抽得很凶,一根接一根的,没有断过,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已经被熏成青黄色。再吸一口,再吐一口,他望着我,笑笑,不置可否。
我后来对他的笑琢磨了很久。我已经是个作家,正如吕佳薇当年对香港导演陈天祥所吹嘘的那样,是名不错的作家,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得过不少奖,发出不少作品。作家这职业不断锤炼着你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尤其是小说家,这基本上就是两大看家本领。可是,我观察与理解不了我叔叔。他笑笑,不置可否,仿佛我所叙述的只是某部小说的一个片断,与他无关,与现实无关。然后他很快就云淡风轻地转了话题,问起我父亲陈白丁的情况。他说,阿米,你得管着你爸爸,别让他那么拼命干活。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享受才行。说着他要离去。走几步,又回头,说:你就说是我说的,我让他别太累了,钱挣那么多干什么?他年纪大了!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我说谢谢。我是替我父亲说这一声的,没有比我叔叔的关心更温暖我父亲了。
我父亲现在的确像是跟阿果比赛似的忙着挣钱,他在建材市场开了家全市最大的店,木材、磁砖、卫生洁具样样齐全。我父亲陈白丁67岁了,非常奇怪的是,二十年前,当他还只有47岁的时候,背驼了,头秃了,牙齿掉了,可是活着活着,他却渐渐生机回转,一年又一年中,他的背像是一株被强有力支撑住的老树,居然又抖擞着往上昂扬,而他的头发,在油光闪闪的头皮之下,乌黑的须发春苗般钻出来,虽然零星,虽然稀疏,却是蓬勃不容置疑的。我很为他外表上的枯又逢春欣喜,不过他的身体仍然令人担忧,血压、心脏都是问题。67岁,毕竟到了这个年纪。
我父亲曾要求到阿果的公司去工作,他其它都不做,只要求做财务,他说我会算账,我自己办砖窑厂时,那么多账进进出出的全弄得清清楚楚分厘不差。我从来没见我父亲这么跟阿果说过话,他几乎是求阿果,声音中透着恭谦与讨好。可是阿果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阿果挥挥手说,开什么玩笑,财务你也能做?我公司的财务你连门也摸不着,你还是别再打这个主意了。我父亲不甘心,又让我去跟阿果说。我不觉得父亲有去工作的必要,前些年他挣了不少钱,足够他好好挥霍上二三十年了,即使没有,我和阿果也不会袖手旁观。我希望他悠下来,游山玩水享受生活去,最不济跟其他老人一样打打麻将聊聊天也好,可是我父亲不听,他的执拗中分明带着其他的成份。我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阿果的公司?我父亲十分孩子气地跺了下脚,说,我就是要去!你去跟阿果说说,不给工资也行,我就是要去!
我只好找阿果。我极少去他公司,他与我完全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阿果公司的墙上贴了很多硕大的彩色照片,都是阿果与省市以及北京领导的合影,阿果在炫耀自己的身份。这种做法很土,不过还能要求阿果怎么样?毕竟那些领导的接见都是真实的,阿果去很多领导家跟去我叔叔家一样自由随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领导都挺尊敬阿果,握着他的手称他陈先生,把阿果浑身的毛都叫顺了。阿果做商业,公司以外他什么权也没有,可是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左右逢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市井间说法很多,说来说去,总之是把阿果夸张成孙悟空一样人物。在我们这座城市,的确几乎没有阿果办不成的事。我手往董事长办公室外指了指,我说,阿果你招了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人,许多人明显也就是拿钱养在这里的,什么事也不用做,难道还在乎多一个老爸吗?
阿果说,你也来掺和什么呢小姐?你以为现在做财务只是跟锄地补鞋一样的手艺活?财务这玩艺学问大着哩!
财务的学问有多大我不懂,也不管,我自己的那点工资和稿费都管得丢三落四。可是,我得管我父亲,我没有了母亲,剩下他一人,他是孤单的。我把他的迫切理解成急于发挥余热,年纪大了,总是怕寂寞,总要弄些事忙忙以示自己还很重要,还没被世界所抛弃。我说,他是你爸,他可以不要工资,他只想进你公司,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的。
阿果皱着眉头沉默了一会。他皱眉头的样子有些古怪。那只假眼珠,本来已经乱真了,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一眼都未必看得出来了,可是他眉一皱,眼睛周围那些又脆又薄的皮就跟着扯动了。能扯动的都是自己原有的东西,只剩下那只外来的假眼珠,它木木地呆在原处,像位新加入队伍的孩子,别人嘻嘻哈哈蹦蹦跳跳,他却愣愣的,一时没反应过来,跟不上步伐,马上就与那个群体游离了。阿果发现我在看他的假眼,阿果挺不喜欢人家这么看他,所以他没好气地扬扬手打发了我,他说,好吧好吧,让他来就是了。
但是我父亲去财务部没干多久就被阿果辞退了,我父亲进了公司后,本来什么事也不用做,甚至有无上班也无人过问,可是他自己却积极得不行,简直像个求知欲亢进的好学生,整天伸长耳朵,又东问西问。阿果的公司不喜欢这样的人,阿果公司里的人从来都是各干各的,彼此互不相干,这是阿果刻意训练的结果。先前公司里的人因为不慎损失几十、上百万元,阿果也未必发火,可是若是有人多嘴多舌,阿果便将桌子猛地一拍,吼道:他妈的,叫他马上给我滚蛋!
我父亲显然犯了大忌。财务部的人本来谁也不敢告我父亲的状,可是我父亲真是太过分了,他几乎仗着自己是董事长的父亲,把许多讳莫如深的忌禁逐一打破。
对董事长的父亲所有的人当然都怕,可他们毫无疑问更怕董事长。阿果向他们打听我父亲的情况,有人支唔着,犹豫着,最后还是如实秉告。阿果十分恼火,阿果用整整两分钟的时间按捺自己,可是他终究没有按捺得住,气越喘越粗,脸越来越青,周身的毛孔越张越大。桌上有瓶欢乐香水,是刘贝贝刚从法国带回的,阿果让她带,带给我婶婶施淑英,每盎司230美元,这香水就成了阿果的出气筒。阿果抓起造型精致的香水瓶子,恶狠狠往地上砸去,喊道:马上把他给我叫来!瓶子在地上裂开,优雅闲淑的茉莉芬芳顿时就四下散开,向整层楼的每一个房间弥漫而去。
我父亲在阿果的办公室里与儿子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吵,激动的程度令人联想到两百门大炮堆在一间屋子里齐鸣共放。吵的结果当然是我父亲离开公司。我父亲一定要进阿果公司的目的,我是后来才明白过来的,在当时,我毫无疑问站在了阿果一边。进了公司,就是普通一员,谁也不能破坏规矩嘛。
我父亲在离开阿果办公室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我操你妈鸡巴的!你看着吧,我自己也办得起公司!
两个多月后,我父亲的建材店就开张了,他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单店面就买下五百多平方米,仓库还有三五个,以及一部工具车。这是我父亲生活前所未有的转折点,他简直走火入魔,赤裸裸地表现出对金钱的狂热激情。几年前他在我叔叔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把砖窑转手掉,进了城。我叔叔不让他一个人孤孤零零呆在花岐镇,我父亲听从了,可是他到城里后,不住阿果家,而是在阿果家附近租了间房。我让他来跟我一起住,他不肯,死活要自己住。每天早上,多冷的天,街头还冷冷清清,他就出了门。要忙的事很多,进货、出货,跑工商跑税务,一直要忙到天黑了才能回去。正逢我们城市房地产业兴旺发达时期,卖出去的房总要装修,我父亲的店里每天顾客爆满。
很多人不理解我父亲,没法理解,他骑一辆破自行车,从来不打的。至于吃的,一碗三元、最多五元钱的面即可。如果有人问:老陈啊,你的钱几辈子也花不完了,这么省着干什么?我父亲总是嘿嘿一笑,他说,钱嘛,怎么会没有用?
我对阿果说,你无意间造就了一个老板。
阿果撇撇嘴,说,我们陈家的人哪一个不优秀?老爸嘛,他当然也不能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