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2001年10月15日，一代传奇人物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与世长辞了。他走得是那样的平静，但他的一生却并不平静。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他雄踞东北成为当时春秋战国式的中国一位举足轻重各方极力争取的显赫“少帅”。西安事变，让他成了更具轰烈效应的世界闻人，但是他碰壁了转折了，那是他在“负荆请罪”陪蒋介石长回南京后，从此便沿着下滑的人生之旅沉没了，他禁锢了自己、淡出了一切，只想过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蒋家王朝覆没后，张学良从昏暗的世界走了出来，这是莫大的幸事，但是他摆脱不了已成习惯的淡化意识，不时地仍将自己锁在“问心无愧”之中。1991年偕夫人第一次赴美探亲，都是低调处理，连女儿闾琳，女婿陶鹏飞都不让他们到机场迎接，而是不声不响地径直往女儿家中走去。
为了进一步丢开烦恼，张学良索性搬到“中立”的檀香山去，又过上了“世外桃源”的生活，闲来无事，便在四方城中寻找乐趣，以此打发残生。当然作为人瑞，此举无可厚非，可是张学良本身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他本该留给后世一部丰富翔实任何人无法代笔的回忆录，可惜，这份极端宝贵的精神财富，却与他一齐埋进檀岛的黄土之中了。
幸运的是即将有一部张学良口述录音，唐德刚教授师生整理出版的世纪传奇美飨读者，惜它终非张学良亲笔自传和回忆录，似有美中不足之感耶。
张学良广结善缘，他的朋友遍华夏，而他身边的外籍友人，对他影响至大的莫过于共事六年的忘年之交的端纳了。
1934年，应宋美龄之邀，端纳转至蒋介石幕前充当私人朋友和顾问。但他俩不时有来往，1940年春夏之交端纳因故离华，此后双方便失去联系。1946年11月，端纳早于张学良五十五年而作古，虽然张学良沉默寡言了五十五年，然而端纳在他心中总是一位难于忘怀的挚友和顾问吧。本文略将他俩的情谊奉告读者，以示怀念。
辅佐少帅保卫东北
话说1928年蒋介石率领北伐大军，挥戈北上，望风披靡，一举消灭了军阀统治，统一了中国。此时在北洋政府担任经济讨论处处长并编辑经济刊物的端纳，因为不接受南京政府欲将旧政府时代的经济讨论处改组成政治宣传机构，加上新政府又不肯偿还他为讨论处垫付的亏欠款，因而毅然改换门庭。五十三岁的端纳应邀到沈阳投奔闻名已久的“少帅”张学良，开始了他与少帅之间公私情谊和历史新篇章。端纳的到来，使张学良大喜过望。
端纳为什么要投奔张学良？那是因为他觉得张学良“是一位非凡勇敢的年轻人，他有中国所特有的品质——坦率和自我批评的能力”，“是一位好的领导人”。虽然端纳早就听说张学良吸毒成瘾，因此当他第一次见到年仅二十七岁的“少帅”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时的张学良“脸部和双手苍白瘦削，在谈话中他的身体不时发生痉挛性震动，在十五分钟后，少帅自己表示歉意，他说他需要用毒品”，端纳转身对张学良的中国顾问罗文幹博士说：“这个人这样下去完蛋了。”可是当他发现张学良枪决了企图反叛的杨宇霆和常荫槐两将军，端纳打消了辞去的念头，因为他直感少帅是个“当领袖的好材料”。这时南京方面派了外交部顾问怀德爵士来沈，欲拉端纳加盟，端纳婉拒了，他决心留在东北辅佐张学良，而此时日本人虎视眈眈随时都想鲸吞我东北，他的决心便更加铁定了。
端纳觉得辅佐张学良首先须从生活和戒毒上着手，端纳规定他吃有营养的食品，每天清晨陪张学良在乡间小路上作长时间的散步，有时陪张学良在高尔夫球场打十八个穴，有时陪少帅骑马在山间驰骋，或者去钓鱼、游泳、打猎，这一切活动旨在使张学良忘掉毒品，其次是增强体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张学良取得明显进展，不仅体质发生明显变化，而且张学良已能从喜看轻松的插画改为多看政治和世界事务的书籍了。最了不起的是张学良出资一千万元，创立并支持在沈阳的东北大学。此外，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实行开垦，又改葫芦岛为良港等等。这一切改革措施使企图霸占我东北的日本军队十分气恼，日本人对端纳顾问在张学良身边出谋划策尤感不安，尤其是日本外交官到张学良司令部进行威逼利诱时，端纳竟在场静静地吸着他的雪茄烟，一副顾问的架势，一种蔑轻日人的气势，这一切令日本侵略者怀恨在心。敌人明白：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顾问端纳是张学良坚决抗日保卫东北的坚强支持者。
一位不识中文的中国顾问
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的，那就是端纳在华近四十年，为什么他仍然是一位不认识中文，不会讲华语的门外汉？年龄固然是个原因，但个中另有奥妙。远的不说，只谈端纳在张学良处的情况，端纳不说华语，遇事由翻译转述，开始有人疑惑不解，但时间长了，见怪也就不怪了。
有一次，张学良对他的幕僚汤国桢说：“端纳他不懂中国话有好处，我和中国人说话时，他可以不必回避了。”后来张学良和端纳在客厅里闲谈时，如有幕僚来见张学良，端纳就坐在一旁看书，或料理他自己当顾问应做的事——从事涉外活动，搞一些经济资料工作，给伦敦的报纸写一些有关中国东北情况和张学良的主张及活动等通讯等等。
张学良派来的翻译官曾问及端纳为什么不说中国话，端纳笑着回答他：“我懂得的唯一的一句中国话，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端纳曾深入中国官场，对那套历史悠久的在上峰私语时必须回避的习惯做法颇有所悟，因此他爽然觉得不懂中国话比懂中国话更好，因为如此对人对己皆有利。端纳的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使他有意识地放弃了学习中文讲授华语的良好机会，否则他对中国的研究，对孙中山对张学良对后来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认识，将为后世不知要积累下多少宝贵的文献资料。而端纳病重期间口述的“自传”与之相比，怕要相形见绌了吧。
支持归顺中央政府
1929年10月，山西省长阎锡山和汪精卫、冯玉祥联合在一起，进北平罢废了贿选总统曹锟后，私自建立了分裂政权。他们为了争取咫尺却拥有重兵的张学良的支持，阎、冯二人遣使沈阳游说少帅。此时南京国民政府除派蒋介石讨伐阎、冯二人外，并派吴铁城和张群中央大员到沈阳以说服张学良。
一天，张学良正与端纳在打高尔夫球，张学良将吴铁城来沈阳一事告诉顾问，端纳立刻说：“好啊！这场无聊的战争（按指中原大战）打得太久了，现在该是你表明态度的时候了，现在你必须成为受到承认的中国政府——由蒋介石主持的政府——的重要部分。”张学良此时虽易帜，表示服从中央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却是口是心非，仍存观望。经端纳点破，张学良顿然大悟。次日张学良向吴铁城和张群表了态，接受中央任命的中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新职。张学良同时接受端纳的建议，公开拒绝阎、冯来使的游说，要他们停止反蒋活动，否则出兵攻打他们，如此避免了一场大内战。
从此时起，端纳的作用和影响开始外扬，南京国民政府对端纳感激在心。不久，张学良偕顾问端纳乘飞机去南京，他俩受到热烈的欢迎。1931年初，他俩才回到沈阳。
警惕苏军在东北的蠢动
1930年，当苏联军队在我东北边境蠢蠢欲动时，张学良曾急邀在北平的顾维钧来沈阳共商对策。顾氏抵埠后，张学良首听他谈对苏印象，听罢很高兴，欲聘顾维钧为高级顾问，并为顾氏觅妥住处，心高志大的顾维钧谢绝了。
顾维钧回忆往事，在沈阳期间“每天早晨，张学良都邀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四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我和端纳配对外，少帅和李（英文秘书）配对”，彼此玩得很开心。
顾维钧又回忆说：“端纳常常和我说起，我应更郑重更有力地端正少帅对苏俄的政策。据他所知，不久就会发生大事。端纳知道我在国外给少帅的信电的全部内容，他说他同意我的意见，他断定无论如何[中苏]武装冲突的结果不会对满洲有利。端纳说他很高兴看见我说得这样直截了当，我说，不错为了劝导他，我说了我要说的话。”接着顾维钧反问端纳：“为什么你不对他说呢？”端纳苦笑着回答：“我一再说过，但是少帅毫不理会。”
事实证明，端纳的预见是正确的，结果是苏军侵占了东三省之北，东北军迎战失败，两旅军人被俘送往西伯利亚。张学良至此十分痛心，端纳也不胜伤感。
谴责“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返回沈阳途中，在北平不幸染上伤寒，于是住进了协和医院，端纳便先回到沈阳。当端纳觉察出日军正准备进攻沈阳，现在只是在寻找借口，情形危急，端纳即刻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电报警，一方面赶往北平，将情况告知张学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沈阳放了罪恶的第一枪。当天下午张学良离开医院，先和端纳去英国驻华公使馆赴宴，晚上一人去欣赏梅兰芳的演出。端纳则回家去了。
凌晨一时，张学良接到沈阳来电，张学良随即给端纳打了电话，告知“日本人到了沈阳”，端纳立刻感到一阵眩晕，此时张学良的私人司库苏格兰人吉米·埃尔德闯了进来，吉米说日国已侵占了沈阳机场和兵工厂，端纳大声谴责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一面立即打电话给美国驻华公使詹森和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通知他们日军开始入侵的噩耗；一面通知在京的欧美记者；并请顾维钧天未明来少帅府议事。
端纳特别将住在他家里的美国合众社驻华特约记者毕士（De鄄meree Bess）从床上叫起，说：“日本人正要把东三省抢走，”还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要向国际联盟控诉，以定个是非。”端纳对毕士讲，“你要搞清楚，在新闻里必须交代明白”。毕士接着进行了认真的采访调查，终弄明白原来日军已占领了沈阳附近几个战略据点。事实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密令，将部队撤入山海关内，因此日军毫不费力地便侵占了这一东北重镇，接着日军迅速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并吞中国的重要侵略步骤。
沈阳沦陷后几天，端纳给澳大利亚的姐姐写信，严厉谴责了日本这一罪恶之端。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根据我的看法，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咬下了他们难以咀嚼的一块东西，可能最终会导致日本完全崩溃。日本不能承受与中国为敌。这个市场是日本的主要依靠，要守卫像东北这样一块敌对和棘手的土地，同时要应付一个仇视和对抗的中国，日本将无法处理。中国人将退入内地，依靠自己的资源为生、展开游击战争，利用长期抵抗把日本完全拖垮……”
端纳这封家信，具有非凡的预见性，第一，它深度地剖析了日本侵略中国害人害己的罪恶性；第二，指出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即使一时受挫，但他们会站起来进行长期抗战的正义性；第三，明白无误说明中国人民将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拖垮的必然性；第四，私函更真诚地证明端纳自始至终，不愧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挚友的正确性。
随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罪行
“九·一八”噩耗，由端纳等迅速传到南京，次日，中国外交部即向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提出紧急抗议，要求日本停止侵华军事行动；外交部急电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报告，以唤起各国对日本侵华的注意。20日，外交部再向重光葵提出抗议。21日，施肇基再向国联提出意见，希望再对日本施压。可是警告无效，因为日本拒不理会国联的撤兵要求，相反，一面玩弄手段说要与中国直接谈判，一面却动武大举进犯。至此，中国政府方从消极容忍和等待国联支持的失望中醒悟过来，从而转向积极的对日作战。
再说国际联盟在制裁失效后，改变主意，乃决定组成以英国爵士李顿（Sir Victor。A。G。Lytton）为首的五国调查团前往日本和中国进行调查。
1932年4月20日，李顿国际调查团先去过日本后到中国，途径上海抵达沈阳。中国政府委派顾维钧博士为中国首席代表，端纳乃成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和正式成员之一，中国代表团共有二十二名成员，除端纳外，还有一位交际顾问加拿大人何士（Husey Harry），中国代表们随李顿国际调查团执行调查任务。
中国代表团随队由沈阳往北途中一直受到日军的监控，当李顿调查团抵达哈尔滨时，由于日军的阻挠，代表团只剩下六个：端纳、何士和刘崇杰及秘书与两名随员。但令顾维钧欣慰的是他与端纳和何士“一直在一起，由于是西方人，他们能够有较多的活动，能自由地去接触哈尔滨的一些外国见证人，查明实际情况；他们发现日本人尽管控制着哈尔滨，但日本人对自己的地位并无信心，因为中国军队集结在松花江北岸，日本人预计中国军队会渡江进攻哈尔滨的”。但使他感动并感激的乃是他的挚友端纳与何士一心一意为搜集日军的罪行所进行的无私无畏的努力，因为这种努力的成果是在兽性的日军胁迫下，一个中国人无法完成的。中国代表们本欲继续北上调查，但做贼心虚的日军多方破坏，顾维钧只好放弃齐齐哈尔之行，率端纳等南返。
是年6月下旬，李顿调查团草草收兵。下旬，顾维钧回到北京，端纳也重返张学良帐下。不过端纳的东三省之行，对日军极端不利，他的反对日本侵略保卫中国之心，更使日本人知其英名而恨之入骨。
那么李顿调查团的使命究竟完成了没有？回答是否定的，请看宋美龄是怎样评价的，她说：“当东三省被日本军阀侵略的时候，国联和各国本身，未能保障条约与公法的尊严。他们得认这失败，嗣后的几年，他们又一再蹉跎，连一点最低限度的义务都没有尽。”这无疑是正确的。
陪导张学良出访欧洲
日军侵略东北后，1933年3月，热河又沦于敌手，张学良乃引咎辞职。3月7日，端纳陪同张学良会见蒋介石，蒋批准他的辞职，同时允许他出国“考察”的请求。
3月12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小姐，还有端纳一行从北京飞往上海，做出国的准备。在上海，得端纳之助，张学良戒了毒瘾，恢复了健康。4月11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赵一荻小姐，子女闾琪、闾玕、闾珣，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外事组组长沈祖同夫妇、秘鲁李应超夫妇，还有顾问端纳等一行十七人，由上海乘上意大利邮船“康脱罗素伯爵号”（同船有任职期满回国的意大利驻华公使、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夫妇），他们在日本驻欧洲一些外交官和特务谍报人员的严密监视和频繁呈报下，开始对欧洲各国进行“考察”访问。
舟行二十五日，张学良一行抵达意大利南部布林亚迪西港，张学良一行当晚即去了首都罗马，旋下榻希尔顿饭店。未几，在此接见正在威尼斯等船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将军等，张学良表扬了他们的抗日义举。
由于齐亚诺的安排，张学良在端纳陪同下，晋见了尚未与希特勒勾结的墨索里尼首相。
5月以后，张学良便以罗马为主要驻地，他在端纳的陪导下去了伦敦和巴黎。在此他俩遇见财政部长宋子文，张学良当即要求回国抗日，未获允准。张学良遂与端纳等又去了德国、丹麦游览，在哥本哈根期间，张学良忽接到麾下发来电报，说国内“发生闽变，要我们加入倒蒋运动，速归”。张学良未敢苟同，乃与顾问商议，端纳出于对张学良的一片好心，他提出让他自己先回中国探听虚实再定，张学良十分满意，乃从听之，至此，端纳提前离开了欧洲，告别了张学良，回中国去了。
1933年12月中，张学良决定不待蒋介石批准自动回国，于是他和赵一荻小姐等，从威尼斯乘船，经非洲埃及苏伊士运河，过新加坡。1934年1月6日抵达香港，端纳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好友四十余人前来迎接。因胡汉民曾派使者到新加坡迎接张学良，故张学良到香港时便拜访了胡汉民，以作答谢。1月8日，张学良回到上海，他受到林森、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代表的欢迎，然后径直回到自己的寓所。
张学良在端纳陪导下，在欧洲各国“考察”了七个多月，这段不寻常的海外经历，是张学良人生旅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新的政治生涯。他的顾问端纳改投蒋门，另有一番作为了。
重逢事变中救蒋奏奇功
1936年，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被调往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停止内战，要求联共抗日。是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督战，张、杨二将屡次向蒋介石“诤谏”，结果无效，张、杨二人于是改为“兵谏”。12日，在陕西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住在西京招待所中的中央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邵力子、蒋作宾等亦被拘禁。蒋孝先等反抗被杀。张学良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等八项主张，并通电全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南京一片惊恐，宋美龄尤为夫担忧。16日，国民政府下达讨伐令，军事将领们个个摩拳擦掌，何应钦更是迫不及待地布置讨伐的空军及陆军，均已严阵以待，内战一触即发。
在这种大气候之下，知识分子也群起声讨，除了一些大学校长外，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和傅斯年（字孟真），还有南京《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等均发表了长文，其中要以傅斯年和程沧波最为激切，其矛头不仅鞭挞张学良、杨虎城，而且对端纳更是出拳甚重。
关于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和朋友端纳，按孔祥熙在他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澳籍顾问端纳与张（学良）有旧，蒋夫人乃请其以私人资格赴陕，视候蒋公。端纳于14日飞陕，15日回洛，即以电报告蒋公安全……端纳等携有蒋公手谕，谓宥日（26日）可离西安，盼前线停止军事行动。”何应钦得令执行，和平露出了曙光。
胡适得信，他冷静地说：“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端纳在事变中的作用的肯定与称赞。
但是，傅斯年对待端纳却与胡适不同，请看程沧波的自白便可知。程沧波后来于1951年2月2日著文，回忆当年他与傅斯年二人在“西安事变”期间徒劳无益的一段“兴奋”情景。
他说：“西安事变”的两个星期中，我当时主办南京《中央日报》，他（指傅斯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跑到我的报馆来，几乎隔一天写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文章。最后张学良和宋子文同机到京，我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应把张学良就地正法”，接着又写了一篇“驱逐端纳出境，交该国政府严加管束”，第二天，傅斯年见报异常兴奋，跑到报馆说：“今天读了你那篇文章，特来表示我的共鸣。”程沧波说：“我们对张学良与端纳，毫无私人爱憎，为了立场，为了主张，彼此不期然有那么一段兴奋，当时几乎闯出大祸。”
这是怎么回事？闯了什么大祸？原来端纳陪蒋介石夫妇回南京后，得知宋美龄离京去沪了，于是他搭夜车赶去。在上海有人将程沧波和傅斯年的社论和文章的译文送给他看，端纳阅后当即交给宋美龄，她非常气恼，随即飞往奉化见蒋介石，蒋介石也很生气，他当即命令《中央日报》向端纳道歉，同时下令其他发表类似社论的报刊也这样做，接着杀鸡骇猴，开除了几个人了事。
程沧波回忆说：“当时孟真攘臂而起，说他们如要正法写文章的人，我们同去被他们正法好了。”心犹不服，但是不多久“孟真从鸡鸣寺写信给我，说他已关起房门，重理他的旧业了”。心虽不服，口却不得不服了。
端纳对此攻击，虽然他在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上大写文章进行反驳，但事后也就泰然处之了。
端纳调解有劳，救蒋有功，既受表扬，又得勋章，更获蒋介石和宋美龄伉俪的信用。
而端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曾向蒋介石要求释放被囚禁的张学良，奈事未成，但此举反映了端纳为人正直正派、重情讲义，决不是那些落井下石之辈所能比喻的。
关于“西安事变”的当然主角是张学良，这是历史的定位，它是张学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也是六十余年的客观事实所证明的。1991年有记者向旅美的张学良女婿、前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陶鹏飞采访，陶教授曾说：“少帅半世纪来，埋首经史，遍读百籍，可谈的学问岂仅‘西安事变’而已。今人又何需亦步亦趋，蹑踪老人，穷究‘西安事变’一桩事故？”此言甚善，我们是应该由主及次，由表及里，多层次、多方位来研究这位千秋功臣的世纪人生路。
尾声
话说1936年底，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结果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37年1月，国民政府下特赦令，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过着幽禁的生活。
虽然贵为蒋介石夫妇的座上客，但端纳对小友张学良却是爱莫能助。不过当张学良被囚禁在蒋介石故乡——浙江奉化时，端纳通过特批去乡间山居看望过张学良，他目睹昔日威风少帅今朝屈成阶下囚，心中辛酸不已；因为端纳曾指望蒋介石会履行诺言放过张学良，让少帅在抗日战争中立功，现在他彻底地绝望了。张学良见到已年过花甲的前顾问忘年老友，心中不免难过，张学良热情款待老顾问，饭后又陪这位澳大利亚人游山观景，谁知此次一别竟成绝唱。
端纳不能忘怀张学良，他只要有空总是会给少帅写信安慰他的。1938年10月，在与中国政府并肩抗日的端纳，在武汉收到被押禁于贵州省贵阳市的张学良寄来了一封英文信，这使端纳欣喜万分，信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老端：
谢谢你的来信，也谢谢领袖寄来的信，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肠，对我很照顾，但我现在是什么人，你必定知道，我不能以怨报德。我希望你们竭尽全力帮助可怜的中国。我决不垂头丧气，请不必太为我操心。
汉卿二十日
1940年，端纳因与蒋介石在对德国问题上政见分歧乃辞职离华。端纳遂从香港出发，漫游南太平洋诸岛，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端纳不幸被日军俘虏而囚于马尼拉的监狱之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端纳才获得了自由，但此时他已患肺癌，端纳誓言死也要死在中国，他遂向宋美龄求援，宋美龄设法将端纳用飞机接回上海治疗，就在端纳口述自传后不久，病危而渐入弥留之际，1946年11月2日，四十六岁的张学良被转禁于台湾新竹县井上漫泉，此时二人皆不知彼此之情，可一周后——1946年11月9日，端纳仙逝矣，旋长眠于上海万国公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