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看来，舒焚的论断是正确的。他提出：“西辽契丹族、汉族统治阶级，特别是后者，仍然长期保存着我国中原地区的文化，保存着吸收了汉族等族文化的契丹族文化。同时，在社会上，契丹族等族已经逐步吸收了突厥族、回鹘族的文化，而和两族及其融合体的居民集体逐渐互相融合。”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页。
三、哈剌契丹人的流向
关于哈剌契丹人的最后流向，以往陈述等认为是“融入回纥族”陈述：《大辽瓦解后的契丹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中国民族学院研究所编，1956年；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版。冯继钦也认为：“西来中亚的哈剌契丹人则融合到回鹘族（维吾尔族）、波斯族中，这一过程大致在王朝中期完成。”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
但上面已指出，在西辽帝国直属领地内回鹘人并不多，哈喇契丹人是自己单独聚居的。而西辽不到一百年，就为蒙古所灭，西辽遗民是为蒙古人所统治，其中有一部分西走建立起儿漫王朝的契丹人应当是如冯继钦等所说，融入波斯族了。但留在蒙古统治下的哈剌契丹人，则未必都融入回鹘族，还有可能融入蒙古族，或为蒙古军队裹走，至他地融入他族。因此，关于哈剌契丹人的流向问题，还不是已有定论，还存在其他可能，有待于今后加强研究。
金代契丹人的分布及变迁
前面我们曾讨论过辽代契丹人的分布范围，大致东到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南到南京（今北京）、西京（今大同），西到镇州（今乌兰巴托），北到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主要分布于大同、北京、辽西、承德、赤峰、哲盟、呼盟等地。
金起兵向西攻辽，契丹人有投降者、被俘者。《金史太祖记》载：“收国二年正月戊子诏曰：‘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宜加优恤。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真、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这些契丹人也按女真人制度，建立猛安谋克，居住于东北地区，如《金史太祖纪》载：天辅二年（1117年）“辽民二百来归，处之泰州”。同年闰月“契丹特末……各率众来降”。“天辅五年，辽都统耶律余睹等诣咸州降。”《金史兵志》：“尝用辽人讹里野以本部百三十户为一谋克。”“以遥辇九营为猛安”等。但当时降金更多的还是辽统治下的汉人、奚人，契丹人为数不多，可能有相当数量是追随辽主西走了。
当时在辽南面的宋，也配合金向北进攻，并大肆宣传招降，但投者以汉人居多，契丹人并不多。
契丹人主要是随辽主西奔，到达山西一带，最后又到夹山（今内蒙呼和浩特以北）。辽亡后，这些契丹人还大都留居这一带。金初还保留了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等机构赵冬晖：《金代契丹人》，《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有部分契丹人则北投，元许谦撰《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公讳庳禄蒲，姓石抹氏……金灭契丹，易萧为石抹氏。公四世祖库烈儿，闵宗国沦亡，誓不食金粟，率部落远徙穷朔，以复仇为志。曾祖脱罗华察，且招来怀辑，徒众益盛。”
契丹人在北部究竟有多少，史无明载，但西北路契丹部族人移剌窝斡起兵，很快就聚众至五万，后增至十万。契丹群牧德寿陀锁起兵，众号数十万。可见契丹人在西北地区为数相当多，应该占金代契丹人总数一半左右。
二、金代契丹人的两次大迁移
金代契丹人有两次大迁移，一次是由于耶律余睹叛金西奔引起的，一次是移剌窝斡起兵反金引起的。
耶律余睹反金逃入夏国，夏国不纳，投奔鞑靼《金史太宗纪》；《辽史耶律余睹传》。金廷捕余睹余党。于是：“天会十年（1132年）河东八馆、五百户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衙、诸契丹相温酋首率众蜂起，亡入西夏，亦或北投沙漠，契丹人入金者，由此一乱，几成灰烬。”这次西投的契丹人应该相当多。他们投西夏后，去向不明，有可能投奔更西的耶律大石。耶律大石正是于次年（1133年）人数突然从原有万人增加至四万帐，增加了数万人，疑即以上西投的契丹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夏国传》；《大金国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
契丹人在金代的第二次大迁徙是由移剌窝斡的反金起义引起的赖家度：《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历史教学》1962年第9期。
《金史移剌窝斡传》载：“移剌窝斡，西北路契丹部族人。先从撒八为乱，受其伪署，后杀撒八，遂有其众。撒八者，初为招讨司译史，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征诸道兵伐宋，使牌印燥合、杨葛尽征西北路契丹丁壮……契丹闻男子当尽起，于是撒八、孛特补与部众杀招讨使完颜沃侧，遂反……山后（今大兴安岭北）四群牧、山前（今大兴安岭南）诸群牧皆应之。……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亦杀节度使术甲兀者以应撒八。……贼遂据咸平（今开原）……（撒八）谋归于大石，乃率众沿龙朐河（今克鲁伦河）西出。……旧居山前者，皆不欲往。伪署六院节度使移剌窝斡、兵官陈家杀撒八……拥众东还。至临潢东南新罗寨。……（窝斡）遂围临潢（今巴林左旗）众至五万。正隆六年（1161年）十二月己亥，窝斡遂称帝，改元天正。……攻泰州（今洮安）。……贼势益振……窝斡遂自泰州往攻济州（今农安）……窝斡率其众西走……攻懿州（今阜新），不克，遂残破川州（今北票）……窝斡西走花道，众尚八万……俘斩万计，生擒其弟伪六院司大王袅，……窝斡收合散率万余人，遂入奚部以诸奚自益，时时出兵寇速鲁古淀、古北口、兴化之间……贼将降者甚众……窝斡自度势穷，乃谋自羊城道西京（今大同）奔夏国，大军追之益急。其众复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间。（九月）稍合住与神独斡执窝斡。”
从以上记载看来，窝斡等的部众主要来自山前山后（今大兴安岭两侧），其活动范围东到济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南到古北口（今北京），西到西京（今大同），北到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正是辽代契丹族的分布地区。
窝斡失败后，有部分人南投宋朝。陈述曾简略提到：“在撒八、窝斡旗帜下的契丹人……一部分回复在金廷的统治里，一部分以括里、扎八为首的南奔于宋。曾参加宋军夺下宿州的战役，并在宋廷的支持和指使下，坚持了对金廷的斗争。在以后的时期里，他们当然融合于汉人了。”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孟志东也论述了此部人的南走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并引了《金史耶律斡罕传》所载“括里、扎八率众南走……益都猛安欲以所部追括里、扎八，亨恐分其功，不听。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于宋”。但此部人不太多。
耶律窝斡起义失败后，金廷为防止以后契丹人反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于大定三年（1163年）“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金史世宗纪下》、《金史兵志》。“顷之，世宗以诸契丹未尝为乱者与来降者，一概隶女真猛安中，非是，未尝从乱可且仍旧。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奏，已迁契丹所弃地，可迁女真人与不从乱契丹杂处。……上曰：‘分隶契丹，以本猛安租税给赡之，所弃地与附近女真人及余户，愿居者听，其猛安谋克官，迁契丹官员不予乱者充之。’”《金史》卷九十，《完颜兀不喝传》。徙窝斡逆党，分散置之辽东。良弼奏：“此辈已经赦宥，徙之生怨望。……于是以尝予乱者，徙居乌古里石垒部（今嫩江西）。”《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
“大定十七年（1177年）诏遣监察御史完颜觌古速行边，从行契丹押剌四人——自边亡归大石。上闻之，诏曰：‘大石在夏国西北。昔窝斡为乱，契丹等响应，朕释其罪，俱复旧业，遣使安辑之，反侧之心犹未已。若大石使人间传，必生边患。遣使徙之，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嫁，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于是遣同签枢密院事纥石烈奥也（等）徙西北路契丹人尝予窝斡乱者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济（今吉林农安）、利（今辽宁喀左）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移剌子元为西北路招讨都监，诏子元曰：‘卿可省谕徙上京、济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饶；可以生殖，与女真人相为婚姻，亦汝等久安之计也。卿与奥也同催发徙之，仍遣猛安一员以兵护送而东。所经道路勿令与部族相近。脱或有变，即便讨灭。俟其过岭，卿即还镇。’”《金史》卷八十八，《唐括安礼传》。
“移剌道……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金史》卷八十八，《移剌道传》。
“大定十七年（1177年）诏西路招讨司契丹民户；其尝叛乱者已行措置，其不与叛乱及放良奴隶可徙乌古里石垒部，令及春耕作。”《金史世宗纪上》。
此外，《金史内族襄传》还载：为便于监督计，“移诸居之近京地”。
金世宗最初仅徙予窝斡乱者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济（今吉林农安）、利（今辽宁喀左），但以后又将未予乱者也迁至乌古里石垒部（今嫩江西）。这样几乎所有大兴安岭南北的契丹都被迁徙了。金不仅将契丹人大批向东迁徙，还散其猛安谋克，其部分隶女真猛安谋克，使与女真人相为婚姻，以达到同化契丹人的目的。但不过70年，金即亡，这一同化政策未必完全达到目的。这次迁移，使许多原来在大兴安岭南北从事畜牧业的契丹族转事耕作，这是一大变化。同时长期与女真人互相杂居，互相通婚，对这些契丹人被同化也确乎起了重大作用。
此外，孟志东还论述了，金代有相当多契丹人南迁。“主要有三部分，一为随窝斡举义旗而失败者，二为奉调至长城以南地区屯田者，三为参加伐宋战役中投降或被俘者。”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
他所说的第一部分，前面已有论述。第二部分，实际上并未入宋朝，而是南徙金所占领的地区。《大金国志》卷十二记载：“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亡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这些人从北方迁到了淮河以北，河北、山西以南，但并未入宋。六万人中当以女真人为主，但契丹人南迁者也当有数万。
孟志东所记的第三种，是据《宋会要辑稿兵十七》所载，由此即可看出，在金宋战役中也有不少契丹族将士降于南宋。如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十六日，招到女真、契丹汉人一十八人。契丹屈烈系官。绍兴元年（1131年）六月二十四日，招谕到女真、契丹、汉儿签军共一百六十七人。九月二十八日，招到归顺契丹归奴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降到契丹千户耶律温特，赐姓赵。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招降契丹令江淮宣抚司，厚加优恤，无致失所。十一月一日，诏本国来归萧中一，特赐常德军节度使，二日金国伪骠骑卫大将军、西南路招讨司萧鹧八，左骑卫上将军耶律适哩，节度使耶律秃谋、萧邈舌及千户谋克等百余人归顺，皆契丹首领也。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十九日，伪右翼军都统萧琦将带家属、奴婢、亲信自宿州归顺，乾道七年（1171年）正月十八日，有耶律适里、耶律造等授官。诸如此类的事迹，《宋史》多有记载。他们率领本族士卒投降之后，大都得以官资和田地住所，为南宋守卫边郡效力了。后来，这些契丹人也就融于汉族了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第20、21页。但以上二种入宋的契丹人总数不过数千人，在契丹人中也只是极小一支。
三、金代契丹人为金官者
金廷一面残酷压迫不肯顺从金的契丹人，一方面也重用顺从于金的契丹人，契丹人有不少在金享有高官厚爵。
如《金史》卷八十一：“耶律怀义，本名孛迭，辽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战功累迁同知点检司事。宗斡已取西京，辽主谋奔于夏，怀义谏止之，不听，乃窃取辽主厩马来降。……天会初，帅府以新降诸部大小远近不一，令怀义易置之，承制以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贸。诸部兵革之余，人多匮乏，自是衣食岁滋，畜牧蕃息矣。……久之，进封萧王。”
《金史》卷八十二：“耶律涂山，系出遥辇氏，在辽世为显族，涂山仕至金吾卫大将军、遥里相温。辽帝奔天德，涂山以所部降（金）。宗翰承制授尚书，为西北路招讨使。……卒，正隆例赠特进，郜国公。”
《金史》卷八十二：“耶律恕宇忠厚，本名耨里，辽横帐秦王之族也……喜读书，通契丹大小字，与耶律高八来归。……正隆元年，致仕，封广平郡王。”
《金史》卷八十二：“移剌温本名阿撒，辽横帐人，工契丹小字。……历永定、震武、崇义节度使。”
《金史》卷八十二：“萧仲恭——祖挞不也，仕辽为枢密使，封兰陵郡王。……父特末为中书令，守司空，尚主。……仲恭母，辽道宗季女也。……后与辽主俱获。……天德二年，封越国王，除燕京留守。”
《金史》卷八十三：“耶律安礼本名纳合，系出遥辇氏。……拜枢密副使，封谭国公，迁尚书左丞，进封郕国公，转左丞。”
《金史》卷八十八：“移剌道……其先乙室部人也，初徙咸平。……通女真、契丹、汉字。……（大定间）入拜平章政事。”移剌为耶律之另一写法。
《金史》卷八十九：“移剌慥，契丹虞吕部人，通契丹、汉字。……（大定间）摄御史大夫，数月，改御史中丞，兼同修国史，迁刑部尚书，改吏部尚书。”
《金史》卷八十九：“移剌子敬……辽五院人……（大定间）迁秘书监，谏仪、起居如故。子敬举同知宣徽院事移剌神独斡，兵部侍郎移剌按答……自代，上不许。子敬与移剌神独斡侍，上曰：‘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
《金史》卷九十：“移剌道，（大定间）迁刑部尚书。”
《金史》卷九十：“移剌斡里朵，系出辽五院司，通契丹字。大定初为博州防御使，再迁利涉军节度使。”
《金史》卷九十一：“移剌成，其先辽横帐人也，（大定年间）召拜枢密副使，封任国公。改北京留守。”
《金史》卷九十一：“石抹卞，五代祖王五，辽驸马都尉，父五斤为群牧使。”（大定年）迁河南尹，转西南路招讨使，改大名府。此石抹为审密之另一写法。
《金史》卷九十一：“移剌按答，辽横帐人也，父留斡子耶律余睹俱来降……以招徕边部功迁东北路招讨司，改临潢府。”
《金史》卷九十一：“石抹荣，七世祖仕辽，封顺国王。辽主奔天德，荣父惕益挺身赴之。……久之，荣除临潢尹。”
《金史》卷九十五：“移剌履，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也。……二十九年三月进民部尚书，七月拜参加政事，提控刊修辽史。”
综上观之，契丹人在金初有不少被重用，正如冯继钦等所述：“契丹族对金朝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在金朝的各级政权里，上有三公、尚书、左右丞相和枢密院使副，下至京司留守，乃至州县节度、刺史、县令任职者都有为数不少的契丹人，其中多数人能够效忠金朝政权。”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第12页。但必须指出，这主要在金前期，后期契丹人为高官者就不多了。而且也必须指出契丹人在金朝各方面的重大贡献，不仅是在金为高官者，更主要的是广大契丹族人民。
从大定以后，契丹人受猜忌，在位高官、赏厚爵者极少。同时不少已散居女真猛安中，因此大都其传已不再叙其家世，而仅述其为何猛安人了，表明契丹人在金后期的逐步女真化和不被重用。
《金史》卷一百三：“石抹仲温，懿州胡土虎猛安人。章宗改左卫将军，迁左副点检。”
《金史》卷一百四：“移剌编僧，东北路乌连苦河猛安人……贞祐三年，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司。”
《金史》卷一百六：“移剌塔不也，东北路猛安人……贞祐三年……迁元帅左都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