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卡扎克编撰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词典》中，专门有“苏联文学”这一词条。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客观地指出了“在苏联文学这个术语中，作为话语创作的文学从属于‘苏联’这个政治概念”［6］的事实。仅以文学史的编撰为例，他发现，不仅苏联文学的概念经常变化，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被列入苏联文学的作家作品的构成也经常发生变化”。政治偏见往往导致文学史撰写中，在布局、比例分配和评价方面存在弊端，并影响事实的可信度。可喜的是，今天俄罗斯不少有关苏联文学、文化的教科书、网站、大学课程也都倾向于淡化从意识形态（政治）角度解读“苏联文学”。在一度问题最多的文化学教科书里也出现了新的评价。例如，在2004年出版的《文化学·高校试题答案》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也做出了相当多有价值的事情：拍摄了电影、创作了书籍和歌曲，它们至今仍带给我们极大的愉悦。”［8］（307）不难理解，其言下之意是，苏联文化的影响绝非只是负面的，也不能认为其影响在当今俄罗斯社会已不复存在。事实是，由国家支持的苏联文化的整个基础结构是否崩溃，在俄罗斯学术界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三）忧患意识重新唤起憧憬，文学价值重新凸现沉重的、深刻的价值观危机，可以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崩溃，这样的前车之鉴值得记取。虽然一个强大的人民能够经受并克服危机的例子也不少，然而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的公众意识已经分裂，“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和精神堕落的过程比民族围绕某种新的或老的思想团结起来的过程进展得还要快”。［3］（346）社会、家庭及个人的价值和理想陷入崩溃和破灭，令人担忧。
由于社会的动荡，俄罗斯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今相当多的人精神上无所凭依，四顾茫然，于是沉溺于大众文化这种替代品不能自拔，生命反而更加空虚、无聊，没有方向感。社会有识之士对充满暴力、凶杀的西方电影和庸俗低级的大众文学不满，认为这些作品更多的是让人看到黑暗而非希望；满目皆是别人的生活，而没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希望以优秀的、具有独特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俄罗斯国产影视片抵抗美国式的快餐文化，以期改变精神和物质均陷入窘境的文化命运。一些优秀的苏联文学、电影在今天就肩负着这样的使命。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许多文学作品和电影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们弥补了影视创作在审美与文化资源层面的匮乏，不仅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学的热情，还有对美好事物的怀念和对理想、光明的憧憬。
令人欣喜的是，在俄罗斯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爷爷奶奶和孙子一起观看苏联时代美好的童话故事片。爷爷奶奶会告诫子孙，虽然可以感受到生活中充满艰辛，但经过努力，善是可以战胜恶的，美会给人以希望。
20世纪末以来，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文学与电影关系的天平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倾斜。在影像文化迅速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渐丰富的今天，俄罗斯文学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和轰动效应。长篇巨制的经典名著和白纸黑字的传统形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唤起人们的热情，人们更热衷于影像世界所提供的丰富、形象和生动的视听效果。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反倒让文学与电影出现了另一种层面上的互动——昔日高高在上的文学不仅可以借助电影、电视等新的传播手段重新获得“轰动效应”，而且期待借此找回曾经的辉煌。电影、电视从文学中汲取养分，而文学对电影、电视的青睐却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意蕴。
苏联时代的文学作品借助于电视在当代俄罗斯文化中占据了一席地位并重新熠熠生辉。影视与文学逐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许多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借助了影视媒介的强大影响力而迎来了第二春，如文学经典《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等。大众文化消费者——电影电视观众对苏联时代的文学充满抵抗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快感，使文学价值重新凸现。在今天的俄罗斯，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不了解曾经有过极大影响的苏联文学，起码也是知识缺陷。后苏联社会借助文学改编，借助苏联电影，虽说是一种必然而无奈的选择，但它所传播的价值意义却值得充分肯定。
（四）国家干预文化事业的力度加强
众所周知，伴随着苏联的解体，被摧毁的不仅是苏联体制，“还有苏联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面子自尊心以及民族自豪感等等”。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不能对文化事业全面放手，绝对的“自由”并不利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都多次就苏联历史观、历史教科书问题发表讲话，尤其是在整顿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方面，一改过去对苏联历史全盘否定的状况，这无疑对于重塑俄罗斯正确的历史观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早在2000年5月，普京就强调指出，在苏联历史上“有过悲惨的，也有过光辉的篇章”，“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数典忘祖’的人，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知道其本来面目，从中吸取教训……”普京多次呼吁人们认真思考俄罗斯历史，肯定苏联时代那些积极向上，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内容。
三、“苏联文学回归”现象背后的哲学渊源
当今俄罗斯社会对苏联文学态度的改变和多重价值的诉求，还有更深层的哲学渊源。
将苏联文学（文化、艺术）置于现代化的挑战及回应这一进程中考察，会引发我们对种种问题深刻的思索。实践证明，全盘西方化的道路在俄罗斯是走不通的，但告别了社会主义却又进入不了资本主义，于是，“向何处去”成为令每一个俄罗斯人痛心疾首的重大问题。如安启念先生所分析的那样：“19世纪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特别是19世纪末民粹派与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争论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20世纪末社会发展的曲折使俄罗斯人骤然之间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处境”［9］（23），面临着艰难的抉择。1991年苏联解体时，“向何处去”似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回归欧洲大家庭”成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愿望。“很多人天真地相信，美国的今天就是俄罗斯的明天，只要走西化的道路，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俄国社会，俄罗斯的前途就一片光明。”如作家邦达列夫在《诱惑》中借人物之口所描述的，社会的确很快“就转向了美国化”。然而，“莫斯科已经被破坏了、欧化了、美国化了，它已不是俄罗斯的城市，而是在欧洲东方的某个芝加哥或是巴黎的圣但尼区。建筑上没有一点俄罗斯的风格。语言上除了电车上用母语说的粗野的骂人话，就是乱七八糟的英语、德语”。［10］大多数人并未感到前途光明，相反陷入失望之中。由于改革缺少明确的方向和计划，俄罗斯变成了许多荒唐实验的试验场，社会发生分裂，整个民族在精神上陷入危机。改革初期人们急于摆脱过去的意识形态，但并未找到某种新的、具有凝聚力的国家思想，向往西方只是一种根基不深的情绪而已。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走自己的路、决定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头脑生活。
向传统回归、爱国主义，在今天已成为俄罗斯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参与电视热播竞争的是“第一”和“第二”频道（独立电视台НТВ，“独立”只是面具，实际上它是国家的）的原因，国家电视台利用苏联文学的文化资源，宣扬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实践已证明，国家不能对文化事业全面放手，绝对的“自由”并不利于文化的发展。
另外，将俄罗斯人对待苏联文学（文化）的态度变化与其性格特点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发现，俄罗斯人性格的弱点和人民的“历史性疲倦”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整个民族的行为。
俄罗斯性格的一大弱点是容易走极端，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俄罗斯学者指出：“不久前，人们几乎在每一个艺术形象和每一行诗里寻找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点’，而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却像‘光着身子的国王’一样，遭到万般揭露、嘲笑。而且后者的狂热劲并不亚于前者。”这是“一种思维病，平庸地、单维地、病态地以正好相反的特征来替换过去的特征”。
作家邦达列夫在《诱惑》中曾通过主人公之口反思了俄罗斯性格的另一弱点：“俄罗斯性格最拙劣的特点是自我破坏，轻易地破坏不久前还是神圣的一切。”回顾历史，这种“自我破坏”至少可追溯到百年前。如卢日科夫所说：“在最近一百年期间俄罗斯经受了达到社会深层的砸烂……一切都曾被无情地挖掘、打破、翻腾。”［11］另一方面，人民的“历史性疲倦”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整个民族的行为。瓦季姆·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性疲倦”是俄罗斯人民在面临落到他们身上的各种考验时表现被动和束手无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2］四、苏联文学研究前景当代语境中苏联文学研究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代俄罗斯文化出现了瓶颈问题：在从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新的民族国家的不稳定的历史叙事与苏联文化遗产之间卡住了。问题的产生有着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原因。过不了这个坎，当代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就会有障碍。众所周知，历史与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曾经的历史视而不见行不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行不通，照搬过去更是行不通。将苏联文化遗产归结为革命的模式或斯大林模式都是简单的、片面的做法。理想的研究前景是：
（一）把历史还给历史——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去看待苏联文学。走极端，片面地肯定或否定苏联文学都不可取。
（二）真正多元对话——在混乱中重构。苏联文学研究中的自言自语的现象为我们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在文化上、在价值体系等等方面的“外位性”（巴赫金语），在众声喧哗中去促成多元对话。
（三）倡导整体研究——兼顾研究苏联时代、苏联前、后苏联时代的文学，包括文学生产本身、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中的问题。例如，创伤性研究，较多关注所谓斯大林时代的创伤，而忽视后苏联时代新的创伤研究。
（四）以史为鉴，反观现实。
总之，举世罕见的“苏联文学”无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甚至几代人。虽然它的历史并不长，但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它，实属不易。“需要真正的历史主义”，即“把客观的认识、对过去的深刻理解以及用现代的观点去看待过去”这三者融合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对于苏联文学的认识和反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可以将它置于更大的历史空间中去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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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邦达列夫：《诱惑》［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11］卢日科夫：历史的更新：21世纪的人类和俄罗斯的未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12］《新报》［N］，1997年4月7—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