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辫是清王朝强加于每个臣民身上的物质象征，服饰则是专制等级秩序的重要体现。以国家主人自命，充满近代文明思想的学生对此深恶痛绝，公开斥责蓄辫为陋习，不断掀起剪辫易服风潮。早在1907年。云南陆军学生就因此与当局大起冲突。1910年。底，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学界突然爆发剪辫热潮。他们乘资政院提出剪辫动议之机，争相传告动议已获批准，纷纷断发。风潮一下子波及京师和东北、直隶、山东、两湖、江浙、两广、四川、云贵等十几个省份。学生们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鼓动倡导。在上海张园剪发大会上，他们宣称：“吾人受发辫之辱二百余年。矣，对于卫生对于操作对于经济均有所害。今日剪发之时机已到，但愿同胞快快扫此奇辱，以图自新。”《张园剪发大会记》，《民立报》1911年。1月16日。把除辫视为解放的先声。是日各界到会者达4万之众，“总而论之，剪发之举，官绅两界反对者多”，“商界则赞成反对者半，而实行者十中只有一二。学界则实行者竟十居八九”。“故会场中俨然满面以主人翁自命者，皆学界中人也。”《记者之耳闻目见》，《民立报》1911年。1月16日。
统治权力的象征受到如此蔑弃，使清政府感觉到风潮中潜藏着严重危机。发型服饰体现了等级隶属关系，所谓“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剪发问题之解释》，《民立报》1911年。2月12日。与专制制度根本相联，牵一发而动全身，清廷当然不肯退让，遂以“事关体制”《学使以空纸保头毛》，《民立报》1911年。1月4日。下令严禁，并专门颁布对断发学生的处罚条令。正因如此，学生也不把剪发易服简单地视为一根辫子的去留和外形的改观，“而是不惜冒生命危险和清朝彻底决裂的表示”雷沛鸿：《同盟会在南宁的活动和广西独立前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470页。。由此引起的冲突，便具有反抗专制统治的明确意义。学部禁令一下，北京各校学生联议决定：“以辫发至今日已成天然淘汰丑物，人人尽可自由剃去”《学界对付学部之办法》，《盛京时报》1910年。12月15日。罢课反对。奉天、黑龙江、湖北等省学生也罢课抗议当局对剪辫同学的迫害。同时，继起剪辫易服者益形踊跃。湖北两湖师范学生主张以全体剪辫来支持已剪同学，湖南等地学生则成立剪辫会，大张旗鼓地行动。甚至颁行禁令的学部尚书和各省提学使的儿孙子侄也在学堂纷纷割去豚尾。《剪发者多》，《大公报》1911年。5月12日。在学界抗争下，所定惩治办法根本无法执行，当局只得步步退缩，由开除改为记过，又由记过而听之任之。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各地学界大肆搜捕革命党，并再度严禁剪发，不少剪辫学生无辜受害。但失败噩耗使学生大受刺激，寻隙排泄怨愤，剪辫热潮进一步高涨。北京学生再度提出联合罢课动议。一时间，剪发学生几乎成了革命党的同义词。尽管剪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并不等于革命，但学生们表现出来的激愤情绪和对统治权威的轻蔑态度，却无疑是革命倾向加强的体现。对此卫道士从反面加以印证。有人说：“剪发一问题也，全国之对于国家之制服，应听中央政府之命令，此又一问题也。无论专制政体，立宪政体，共和政体，皆不能越此范围，否则为乱国矣。今不敢剃发，而谨听中央之命令，于此法合也。而各报乃嘲之，而于任意剪发者反从而赞扬之，甚至于学部禁止学堂学生剪发反诟为野蛮，何其糊涂悖谬，一至于此。”《记怪》，《刍言报》1910年。第10号。事实上，剪发与抗命，正是学生对清朝统治的明确否定。革命者与守旧派从对抗的立场同时触及了行为表象的本质。
第二，公开同情革命志士，反对顽固官吏。清末数年。间，几乎每一位革命烈士都成为青年。学生风靡崇拜的偶像和竞相仿效的“角色模式”。他们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敬仰缅怀之情。1906年。湖南长沙万余学生在同盟会员的组织领导下为陈天华、姚宏业举行公葬，并“议为陈、姚二烈士各铸一铜像，以标乡望而励群儒”《湘学界为陈姚铸铜像》，《大公报》1906年。7月13日。与当局发生大规模冲突。浙江光复会起义失败后，在清政府残酷镇压的血雨腥风中，学生们毅然为秋瑾集资修墓。同时，“学界风潮大起，咸抱不平，其播为诗歌，传作告启者，载在各日报中，连篇累牍”，齐声痛斥清廷“野蛮”遇知氏稿：《读〈查缉党人勿妄株连折〉注》，《大公报》1907年。8月21日。。学生王熙普特将此案“演成戏本，广为传颂”《秋瑾案之余波》，《大公报》1908年。10月20日。。这些行动虽然并非公开以革命名义进行，且往往把官府所加罪名说成“诬指”，为受害者鸣冤。但陈天华、秋瑾的言行著述在湘浙学界流传已久，呼冤显系寻找合法抗争的依据。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甫一月，高雷廉琼钦罗崕阳八属学会和惠州、潮州、嘉应州学会便联合发起，邀集全省学界于3月13日“公订追悼日期”，“以恢复军人之荣名”。受此鼓动，粤商自治会亦于4月3日集会要求“维持新军前途”《禁止学界干预新军事》，《大公报》1910年。3月20日；《广东新军作乱事余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3期，1910年。5月4日。。更是名为呼冤，实则控诉。这种毫不掩饰的对抗，引起强烈震动，当局急令各校严禁学生赴会。特别是黄花岗起义后，全国学界激情暴涨，立志复仇。云南学生悲愤交集，有人梦中频呼：“中国亡矣！”范石生：《云南革命史》，《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下册，第142页。在碧血黄花的广州，时隔不到两个月，即有女学生携花圈花球到烈士陵墓祭奠，“行鞠躬礼，欷嘘流涕，徘徊至数小时始行联袂归去”《粤乱后之血花泪史》，《民立报》1911年。6月29日。。此次起义公开揭出反清旗号，学生的行动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内心的倾向。湖北革命党人被捕后，各校学生慕名前往探监，“狱中几成为学生之俱乐部”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辑，第16页。。随着角色内化，越来越多的学生效法革命志士，成为起义暗杀的骁将。革命报刊横遭封禁，学生也公开声援。1909年。上海《民吁日报》被封，安徽籍主笔就逮，该省旅京学界遍发传单，邀集各校同乡筹议对策。1911年。广州《天民报》因登载革命党人的长文被勒令停刊，几位学生抬着花圈宝烛到报社门口凭吊，挽联上大书“民失所天”，“问诸君待何时卷土重来”《〈天民报〉之风云》，《民立报》1911年。7月2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助纣为虐、死心塌地反对和镇压革命的官绅，遭到学生的顽强抵制与坚决打击。在学堂中，学生们经常以上书等形式揭露顽固教职员的劣迹，将其挤迫出堂。秋瑾遇难后，参与此案的反动官绅不仅在浙江无法立足，运动他调，亦皆不能安身。巡抚张曾调往山西，学界联合绅商通电力拒。标统李益智谋职广西陆小，学生罢课驱逐之。知府贵福移官安徽宁国，各界群众集会抵制。学生率先倡议退学罢课，商界即以罢市响应。一少年。当场“大声疾呼曰：‘□□□贵福败类，世所不容，非□不可！’全会哄然，一若欲暴动之势。”《宁国府人之抵制贵福》，《盛京时报》1908年。8月12日。该府中学生纷纷改投别处学堂，并散发传单，引述俄国、葡萄牙人民“炸弹铁血，争购自由”，“揭竿崛起，龙战龟翻”的事实，认为这是“政府宴安，官吏贪虐”，“罗织党人专制法律使之也”，视为“民权发达”的象征。并宣称：“中国专制迄二百余载，其间人民受官吏所荼毒，指不胜屈”，为官如贵福者，“人人得而诛之”《宁国府绅商对于贵福之传单》，《盛京时报》1908年。5月17日。。后贵福虽腆颜抵任，已是杯弓蛇影，出门常带众多亲随，严密防范，夜晚还亲自掌握大门钥匙。《贵太守到任后之举动》，《爱国报》第720期，1908年。。盛传为秋瑾案告密者之一的绍兴山阴劝学所总董、山会禁烟局总办胡道南也被两少年。刺死。《京外近闻汇录》，《东方杂志》第7年。第9期，1910年。10月27日。学生对清朝统治的抵拒由学界而社会，由不言革命的学生不能立足学堂，到镇压革命的官吏不能见容于民众，使旧势力受到猛烈冲击，并发生分化。山阴县令李钟岳在处理秋瑾案时即表示：“宁甘参处，不愿作灭门县令”《山阴县李令愤激自缢详志》，《中国日报》1907年。11月14日。拒绝奉行上命。同时，每次党狱发生，清廷均以“学堂为致乱之阶”《南洋华侨电请以极刑处办周爰诹》，《中国日报》1907年。9月10日。大加清洗，地方官乘机株连邀功，更激起学生反抗，促使他们走向革命。
第三，革命书刊在学界广为流传，学生均以阅读禁书为快事，“重视之过于正课”。由于学生争相购取，供不应求，不仅革命团体和个人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发行，就连民间书坊也暗中大量翻印，销售图利。当局害怕此类文字“流入内地，贻误青年。”，“为害于风俗人心者，较洪水猛兽尤为惨酷”《直督严禁书报札文》，《中国日报》1907年。3月31日。三令五申，塞源截流。但学生根本不予理会，不少人因阅读禁书被屡记大过甚至开除而在所不惜，由此引发的罢课退学风潮层出不穷。有的学堂干脆禁阅一切报刊，学生乃乘节假日外出之机自行购阅。风气所及，即使那些并不赞同革命的学生，对于同学阅读革命书刊也予以庇护，并将这种举动视为“义气”和“美德”朱峙三：《张之洞与两湖总师范学堂》，《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11页。。在学生的坚决抵制下，当局只好听之任之，“在学校内禁阅完全成了具文”③李健侯：《武昌首义前后忆事八则》。。
第四，学界小群体轴心的革命化。由于学生的能力水准参差不齐，各校都有若干领袖式人物，并围绕他们形成小群体。在清末，富于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是成为学界首领的必备条件。他们有的“功课并不好，但是喜欢阅读禁书和进步的刊物，有志参加革命活动，不屑于呆在自修室作蛀书虫，因此，大家认为他们是未来的民族英雄人物，所以都尊重他们。”③这不仅出于一般学生的本能逆反心理驱使，也是英雄角色内化的群体表现，即把对东西方民主伟人革命志士的崇拜，具体化为对身旁激进分子的追随。黄花岗起义烈士中的林觉民、陈与燊、刘元栋，曾分别是福建高等、侯官高等小学和福州普通学堂的学生领袖，他们或为自治会成立时众望所归之人，或罢课之际因“素为同学钦仰，举为代表”《刘元栋小史》，《民立报》1911年。6月25日。或以“不畏强圉”，“校中数起风潮，同班辄推君为魁”《黄花岗十杰纪实》，陆保璿辑：《满清稗史》（新中国图书局，1913年。）。。其精神品格对同学具有强磁力作用。1905年。以前，这些核心人物大都仅具一般叛逆性格，随着时间推移，反清革命色调日趋明显。而学堂中的革命团体及其外围组织，更是当然据有群体轴心地位。
第五，反清激情成为强化学生斗争性，促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的催化剂。国内和平斗争在形式和组织上与革命并无直接联系，但学生参加这类活动，却是清政府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仅凭热情与冲动并不足以形成持久动力。透过学界和平斗争的风风雨雨，可以强烈感受到革命的电闪雷鸣。其政治热情高涨，无疑受到革命情绪日益加强的影响。清廷曾发布上谕道：“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806—5907页。察觉到和平中潜藏的革命底蕴与趋向。一些大规模风潮还由革命党人直接发动和领导。1906年。长沙学生公葬陈、姚与1908年。陕西蒲城学案，就与同盟会员直接相关，并被视为当地革命事业的发端。参加和平斗争的各种势力动机目的不同，态度表现各异，学生的卷入当然不排除立宪派的影响，但革命情绪的激昂应是更深刻的动因，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们对立宪派言行定向取舍的激进态度，以及由和平方式向武装革命的自然跨越。
革命化使学界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清王朝的控制，成为国内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在政治格局大体定型的1908年。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曾将中国革命势力的分布状况列表显示如下《清国革命党之势力》，《竞业旬报》第19期，1908年。6月1日。
地名社会势力秘密结社湖北学生官吏军队哥老会四川学生官吏军队哥老会湖南学生官吏军队哥老会云南学生苗族广东学生商人劳动者哥老会三合会广西学生官吏军队哥老会三合会浙江学生官吏哥老会盐枭江西学生哥老会安徽学生官吏军队哥老会盐枭山西学生满洲学生官吏军队商人劳动者马贼由是表可见，其他社会势力的倾向在不同地区有所变动，只有学界毫无例外地是革命党的基础，在一些省份还是唯一的基本依靠力量。有学界革命著其先鞭之地，无他界革命而学界旁观之所。1908年。后，新军革命倾向明显增强，但上述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动。
由于“革命党中以学生居多数，而清廷之视学生也，几无一而不以革命党目之”。清朝官吏惊呼：“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特别是徐锡麟案后，“朝野间目国内外之学生皆为党人，有闻学生其名者而掩耳而走，有见学生其人者则望风而避，思为一网打尽之计，以服色之略异而被逮者有之，以举动之疑似而祸及者有之”郭心培：《新学界之二大阻力》，《大公报》1907年。8月4日。“专欲以敌人等视之矣”《近日清廷对于学生之举动》，《中国日报》1907年。9月20日。。官府千方百计企图阻遏学界革命倾向的增强蔓延，有的主张禁止新进少年。进入政界《用老臣办新政》，《中国日报》1907年。11月14日。；有的提出国内学潮多由留日学生“倡言平等自由之说所激起”，应多派留学生赴德国，以国家学派“为中国学堂之模范”《议定中国学界宗旨》，《大公报》1906年。7月17日。；有的鼓吹“西洋学生鲜犯上作乱，东洋学生每挟革命之思想，两相比较，尤宜专输西洋教育于中国之青年。为合宜”《江督趋重西洋教育之见》，《中国日报》1907年。2月19日。；有的认为：“学界士心未靖，故革命党多，宜讲王阳明心学以正之”《李翰昌学界之条陈》，《现世史》第1号，1908年。6月23日。。更有甚者，扬言“多一学堂适多一般乱天下人材”《无学堂天下便治乎》，《民呼日报》1909年。6月4日。“消弭革命之唯一方法”，就是废学堂复科举。《周爰诹与学生有仇耶》，《中国日报》1907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