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向革命转化，革命党人固然施加了各种影响，而学生的自我突破则是加强这一趋向的内在动力。他们既非高高在上的立宪派所能左右，又不同于一般下层民众的单纯义愤冲动，对上把激烈升腾的民气集中起来，形成冲击温和领导层的强劲气流，对下把崭新的近代意识灌输进去，抑制民众的自发盲动倾向。他们不仅促使运动激化，而且保证它朝着民主革命的正轨转化，避免回到自发斗争的隘路上去。他们自身力量有限，离开群众便无力推动上层，影响运动的基本方向；同时又缺少有足够威望和实力的领袖，离开上层领导，则不能得到一定的合法性保护，形成号令四方、指挥民众的中枢。同样，民众和领导层少了这一中介环节，联系便会断裂，无法相互沟通补充，上层的软弱和下层的盲动都将恶性膨胀。这种在连环式政治组合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并不强大的学生能够充分发挥其能量，成为推动甚至左右运动发展趋势的重要群体。
铁路国有政策一经公布，保路风潮立即在湖南掀起。5月14日，长沙召开全路大会，有人提出以罢市停耕、罢学停工、抗粮抗税为最后办法，得到热烈赞同。而湘路公司总理余肇康所谓“须出以和平，措词勿过激烈，免碍大局”的论调，则引起普遍不满。学生的积极参与，一开始便使当局震惊。湘抚闻讯，命学司下令各校严加约束。《详纪湘人争路之大会议》，《大公报》1911年。5月29日。这时黄花岗起义余音尚存，统治者杯弓蛇影，对学界控制尤为严密，局势十分险恶。但学生们冲破重重限制，率先履行大会决议。他们先期刻印传单，暗中散发串联。6月7日，长沙官、公、私立学堂一律停课。关于长沙学生罢课的时间及过程，各种记载有所不同。《民立报》1911年。6月19日《湘人争路之风潮》称从6月10日（五月十四日）开始；《盛京时报》6月20日《湖南罢学大风潮》记为6月7日（五月十一日）开始；《大公报》6月24日《湘省争路风潮之片闻》称，到6月8日已有数十校停课。至于具体过程，《民立报》和《盛京时报》均谓因事先有传单联络，故一致停课。《大公报》则称系相率停课，优级师范与公立法政两校到6月9日始停课。6月10日，长沙府中学堂学生假座城隍庙大开会议，各堂学生到者三四百人。提学使急调巡防队前往弹压，并开枪威吓。赤手空拳的学生毫不畏惧，群起鼓噪，与荷枪实弹的士兵大起冲突，聚众至数千人。湘抚派人分赴各学堂勒令复课，虽“有一二上课者，多数学生即摇铃喝令停止。各监督无可如何，只得以‘休息’二字报告到院”。巡抚杨文鼎大为震怒，扬言：“各学堂如敢抗违明谕，停课要挟，无论官立民立，即予全堂解散，以示惩儆。”《湘人争路之风潮》，《民立报》1911年。6月19日。但学生们根本不予理会。6月11日，大批学生列队前往谘议局请愿，与议员约定三事：1.议员应一律辞职；2.严劾盛宣怀甘心卖国；3.责问王世琪为何以少数人意见抹杀多数。议员均表同意。后来议员们果然相率辞职，以抗议清廷压制保路。为了动员各界响应，学生们在官府严禁各机器印刷局代印传单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手刻油印，赶制出大批传单，广为散发，号召全城罢市，以争干路。商界为传单和学生罢课行动所激励，决定自6月11日起一律罢市，先开半板，三日内若无复电到湘，即全行罢市。
鉴于学生的坚决斗争促使运动不断扩大激化，统治者愈加感到局势严重，仅照常规办法，将难以控制局面，势必引起更大危机，因而采取非常手段，“以路事风潮及革命党人多出于军学两界，而尤以预防暗通消息为第一要义”《湘声最近之风声鹤唳》，《大公报》1911年。7月15日。下令阻断各校联系，各堂搜查及委派专人收受学生往来函电，以簿记注明寄发函电人的姓名住址；公共缄电传单须送堂长监督拆阅，不准径交学生；提学司随时派员赴各学堂督查簿记，倘有违犯，从严惩办；同时派出大批巡防队、警察队和临时增募的侦探队，沿街串巷，武装巡逻；禁止集会，取缔印刷店；信行邮局检查军学界往来函电，刊登广告须经巡警道派人核阅；并出示悬赏举发缉拿私刻传单的学生；派遣密探暗中查访，凡有煽动风潮者，按名访拿，“尽法惩治”，12名高等学生因此遭到逮捕。《闲评》二，《大公报》1911年。7月21日。长沙城实际上进入全面紧急戒严状态。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学生经过几个回合的反复较量，终因上层退却、各界消沉，以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被迫且战且退。到7月上旬，长沙四区学堂已复课者34所，停课者仍有27所之多。
放弃省城，并不意味着结束斗争。许多学生以退为进，把斗争引向府厅州县，与当地学生汇合。长沙罢课风潮兴起，宁乡县学生积极响应，遍发传单，倡议开会，声讨出卖路权的罪魁王世琪，并提议掘其祖坟。其他地方闻风而起，“均以各学堂学生为最激烈”。他们与省垣归来的学生聚合后，气势更盛，“均以停课罢市或抗不纳租等词耸动全体，传单四出，谣信蜂起，一与省城无异”。地方官吏手足无措，飞电告急，要求调兵弹压的报告如雪片般飞来。杨文鼎自顾不暇，鞭长莫及，“大为焦灼”，只好派学司人员驰往各属，聊以应付。《湘中路事之风潮》，《民立报》1911年。6月25日；《湘路风潮续志》，《民立报》1911年。7月15日。统治者认为此时“大可虑者”有三，一是银根吃紧，二是罢市罢工抗税，而最要紧的，“为各学堂学生现已放假，纷纷各回原籍，沿途演说，秘密开会，提倡反对，地方官防不胜防。连日以来，各属风潮相继而起者，已指不胜屈”《湘省风潮种种》，《民立报》1911年。7月10日。。这一阶段运动虽只发展到罢课罢市，抗粮抗捐决而未行，但火种已经布下。9月中旬，在四川保路风潮荡激下，长沙学生再度全城罢课，刊发传单，号召罢市和抗粮抗捐。一些学生早就怀有“绝对否认铁路借款、铁路国有，而欲以暴力临之”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60页。的决心，乘势转向反清革命，暗中准备起义。
云南学界也曾罢课一天，抗议铁路国有。
四川保路运动最为完整地显示出学生推动合法和平斗争不断激化，最后进入革命轨道的历程。
风潮乍起，学生就是保路同志会中的活跃力量。成立大会盛况空前，“人多，看来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学生和做手艺的年。青人，好像更要多些”李人：《大波》。。高等、铁道、体育及各中小学堂分别组织了保路同志协会，并组成四川学界保路同志会作为总机关。小学生黄学典、黄斌等人还发起童子保路同志会，血书签名，誓以死争，时人赞为“感天地泣鬼神之学生”《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2号。。年。仅9岁的女学生也有志“聚会同学，商议积资助公”《九龄稚女之爱国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9号。。各府县在蓉学生则主动返回原籍，组织保路同志分会。学生们积极进行宣传鼓动，成都法政、第二小学、叙属中学600余名学生在同盟会员的指挥下，深入大街小巷，开展宣传。到保路同志会讲演部工作的全是学生，有的分途运动省垣各界，有的奔赴府厅州县策动响应。尽管同志会《讲演要旨》明确规定：“不得以激诡之论耸人暴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不可以此罢市罢课”《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但学生们显然并未循规蹈矩。官府因“讲演员四出过纵，固属不可阻遏，亦恐生变”，很快感到某种潜在危险，于是“苦心斟酌，通函各州县有司”，对其活动大加限制刁难，规定：须有同志会图纪委托证书；每州县限1人；限在各法团向有会议地方，不得随地讲演；不得下乡；讲演时须有地方官在场监察，如有激动乱机、破坏秩序之意见言论，可随时截止。《关于讲演之要闻》，《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9号。这从反面印证了学生实际上正在冲破自我约束和官方容许的限度。
运动的发展日益深入，学生的激进情绪也日趋强烈，社会影响愈加明显。起初，同志会领导层反对采取任何过激手段。通省师范学生汪子宜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农民罢耕、工人罢业、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四罢”主张，得到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四川大学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9页。8月24日，当同志会首脑们还在为是否罢课罢市争论不休、犹豫不决时，成都学生已和群众一起将罢课罢市付诸实施，促使领导层承认既成事实。9月初，因风传清政府有改线之说，同志会请各界代表分头召集本界协会，研究下一步行动的进退。9月2日举行大会公决，各协会代表当众宣布本会讨论结果。学界代表首先表明议定三种办法：1.坚持罢课，必达目的；2.以停课名义请假回里；3.回里后实行大会决议的抗捐抗税；均为进取之策。而商界则以开市为念，处处考虑退路。尽管其一度表示“准则于学界”，但最终确定方针为：“准则于股东总办事处着手实行办事，不生问题即开市。”《保路同志协会纪事》，《西顾报》第40号，1911年。9月5日。态度差异体现于行动之中，富顺、资阳、酉阳、合江、内江、三台等县在省学生纷纷集会，决定执行学界总会的决议，回乡发动民众，坚持斗争，“务期众志成城，全川如一”《西顾报》第40、41号，1911年。9月5、6日。。在同志会任职的学生一直以激进派姿态出现，在与赵尔丰面对面交锋时，学生阎一士、罗一士被有意安排为激烈代表，以打击赵屠户的气焰。法政学生则在会场公开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促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保路运动发展至此，已触及清朝统治的基本国策和根本利益，和平手段不能彻底解决矛盾，于是，统治者诉诸武力，而民众也不得不武装抗暴。斗争在和平的圈子里走完由合法到非法的路程。反动派的压力，革命党的鼓动，都是促成转化的重要原因。而学生从内部推动，更有助于上层领导改变态度。有人谈其感受道：“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挽回矣。”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辛亥革命》四，第334页。而学生正是听众中情绪最激昂的成分。领导层改变态度是他们明智的表现，否则，运动的发展仍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主持之士绅，亦太阿倒持，虽欲操纵而不可得”《上海岑宫保寄内阁请代奏电》，《愚斋存稿》卷八十四。。这种朝向反清革命的突破，只有在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激进民主力量的推动下才能实现。赵尔丰显然看出了这场运动与往日民变有本质的不同，他说：“川人性本浮嚣，易生滋扰，会匪遍地，素好结社。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借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疑愤，矢志决心。其中有人欲利用此时机以实行改革主义，初犹存诸理想，近乃见诸事实，影响所及，全国蒙祸。”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98页。虽然只提到留日学生，但留学生一则与国内学生息息相通，二则人数有限，集中于东京尚可成气候，分散于内地则孤掌难鸣，要想有效地影响民众，就必须与国内同侪携手合作。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天府之国里已是革命军号震天动地了。
赵尔丰血腥镇压的屠刀刚一举起，学生们立即奋起反抗。学生会首先用“水电报”传讯各地，呼吁武装抗暴；同时“密议回籍办团”《七月十五日之成都》，《大公报》1911年。9月18日。。通省师范学堂一时间离校者达40余人，铁路学生也竭力鼓动。成都血案后，赵尔丰于9月12日下令各校强迫学生复课，但直到9月16日，多数学生仍继续散归各方，或拒不上堂。据存古、陆军等29所学堂调查，总共5440名学生中，上课者仅1938人，不到2／5。其中一所拥有500名学生的学堂，仅29人上课（详见下表）：《新蜀碧》，《民立报》1911年。10月29日。特别是成都各属的不少学生家庭，既为地方绅富，又是舵爷袍哥，不仅势大力强，而且有开展武装反清斗争的条件，革命党乘机利用，将同志会改组成同志军。赵尔丰屠刀一举，同志军立即直扑成都，形成合围之势。在一次遭遇战中，由500余位青年。组成的学生军，凭着一股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清军展开白刃格斗。虽然伤亡惨重，但迫使清军畏缩不前，鼓舞了同志军的士气，并留下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使同志军及时改变战术，与清军迂回周旋，终于赢得了促成革命形势总爆发的宝贵时间。
此后，奔赴各地的学生公开宣传反清革命，把保路与光复结合起来，正式与革命合流。在忠州，从成都来的学生“在街上张贴着《顺天报》，宣传革命党人的成就”《1911年。9月28日忠州教会高文明致启尔本信》，《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在叙州，“学生在通街遍张揭贴，鼓动甚力。罗守以拿办为恐吓，众仍不从。于是拿获数人，发交首县监禁”。愤怒的民众拥至府署要求释放。知府慌不择路，急凿穿后墙逃遁藏匿。《叙州亦失守矣》，《大公报》1911年。10月5日。在重庆独立过程中，学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明抵制”是战略指导性的策略思想，从“文明抵制”到“秩序革命”，则是战略转换意义的策略变化。总体上看，学生们从未将自己置于革命党的对立面，不存在一个从抵制革命到转向或投机革命的变化过程。其“文明”在战略方向上并不排斥革命。双方的并行互补关系表现为：1.在和平形式的斗争中，学生始终带有激进倾向，一旦时机成熟，自然走向革命。2.“文明抵制”以近代新理性约束自发盲动倾向，使爱国运动升华为民主革命。具体斗争形式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是依据条件变化进行的策略调整。当然，策略变化毕竟受制于战略方针。学生们与革命相并行的“文明抵制”，又和立宪派在一定程度上与革命相牴牾的“文明抵制”结合于国内和平运动之中，学生斗争的不合法性为立宪派领导的合法地位所笼罩。而且，从不排斥、同情革命到参加革命，学生也要有一个心理的变化适应过程。同为不合法，文明抵制与武装反清毕竟程度大不相同。因此这一转换包括两方面突破，即冲破立宪派的限制和自我心理障碍，把游移的策略界定所提供的可能性变成实际行动。从爱国运动到辛亥起义，学生们正好经历了这一复杂的变化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