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生群体结构与意识不断稳固加强，与各界民众的联系日趋紧密，学潮对旧秩序的冲击力大为增强。特别是都市学生的联合斗争，破坏了清王朝的政治权威，直接危及其统治地位。城市历来是专制集权统治的中心和封建阶级生活娱乐的场所，现在，在其卧榻之侧，出现了一股去之不能、制之无力、不断躁动的异己力量，对其构成严重威胁，昔日的安宁不复存在。作为新的社会因素，旧秩序无法将其吞噬或使之驯服。为突破现状走向未来而生的学生群体，对既定状态的离异始终大于认同。学潮的持续发展，正是群体趋向与逆态环境不相融合所导致的躁动天性的必然表现。
社会失调与心理失衡的激荡
——个体心理行为分析就学潮的直接起因、目标和结果判断，其中相当部分很难归入反帝反封建范畴，个别冲突甚至表现出惰性。群体是复杂的社会组合，而清末学生更像一碟匆匆炮制的拼盘。学潮色彩纷呈，是群体成分结构杂乱无章的体现。只是在政治合力的作用下，这些来源不同、去向各异的动力，才冲撞挤碰着进入民主爱国运动轨道。否认学潮的总体积极意义当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森林毕竟由独木组成。而人的意识行为是具有复杂关系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进一步认识学生的全貌和学潮的复杂性，必须具体深入典型个体的心理行为。郭开贞（沫若）便是一个典型学潮人物。选择这一对象，基于以下考虑：1.在此期间，他刚好经历了由童生而小学而中学，同时由乡村而县城而省会的历程，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各个层次的状况。2.他是一名学潮健将，曾六历风波，四度开革，两遭处分，大体可以显示不同类型学潮的情况。3.关于上述，他本人较早有较详细完整的记述。而且，他敢于大胆、坦率、全面地解剖自我。这种无所禁忌的《忏悔录》式的风范和文学家的本能情感，刚好弥补了其他亲历者回忆中偏重于单一政治力源，以及受事后政局变化影响的缺憾。
在废止科举的1905年。冬，郭开贞和其他几十名童生一起考入四川乐山新建高等小学。这些多少感染了近代风气的青少年。与旧日童生已经有所不同。开贞出生于中等地主之家，6岁入私塾读书，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对在“大成至圣先师”的牌位下遭受残酷体罚有着本能的对抗心理。庚子国变后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逐渐波及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偏僻山乡，漾起几圈涟漪。第一，废八股改试策论后，家塾教学有所变通。“以前是死读古书的，现在不能不注意些世界的大势了。从前是除圣贤书外无学问的，现在是不能不注重些科学的知识了。”虽未打开科举枷锁，却脱掉八股刑具，在圣经贤传外，读到了《地球韵言》、《史鉴节要》，领悟到“无上的天启”本节引文，除注出者外，均出自《少年。时代》。。第二，学堂的扩增，为山乡青年。开启了通往都市和新学的大门，如郭的大哥、五哥分别进入成都东文、武备学堂。这些洋学生成为沟通城乡的桥梁、传播文明的媒介和移风易俗的先驱，他们有意识地采集各种新学书刊送往乡间。于是，上海出版的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等蒙学教科书，成为家塾里更新换代的正式课本，数学也学到开方，塾内还挂起《东亚舆地全图》。而《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等书报，成了蒙童们诱人的课外读物。他们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两位强人，并对唤醒民族精神的小说印象深刻。新知识向他们展现了崭新天地，使之开始有了世界眼光和新的追求。第三，乡村出现了高悬“储材兴学、富国强兵”门联、由师范养成所毕业生任教的蒙学堂。在其影响下，私塾蒙生也兴致勃勃地练起洋操。“家塾革命”使他们感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一样”。第四，外部世界的变动开始冲击山乡，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出洋留学，女人读书、放足等洋新事物纷至沓来，文明与野蛮的撞击终于在并不怎样顽固的父亲和变革急先锋的大哥之间迸出点点火星。旧日家庭和谐平静的生活开始动荡。
对于这些无瑕少年。完整而僵化的旧学体系已经破败，而新学知识只有片断，昔日向往已形崩溃，新生理想尚属朦胧。他们不能回头重蹈覆辙，但向前探索却岔道纵横，举步维艰；他们对陈腐充满批判反抗精神，可是思维言行中本能的抗争远过于理性的指向，模糊的变化更多地处于潜意识之中。年。龄增长带来生理变化，早期性觉醒的征兆突然显露，加强了心理失衡。从前以修身养性自我扼杀或是恶劣环境扼杀自我，都将重新恢复平衡。大观园里的青年。男女读了《西厢记》之类“坏人心术”的戏曲小说后，心灵激荡与世俗压抑的冲突导致病态情爱和木石俱焚的悲剧结局，而现在不仅流传挑拨灵性的古典通俗文学读物，还有了活跃身体、放松神经的体操运动。“已经开了闸的水总得要流泻到它的内外平静了的一天。”传统社会不乏新生幼芽，但缺少阳光雨露，甫一破土，便遭枯萎。而近代动荡的社会与躁动的心灵、不安分的年。纪交相作用，虽然并非顺态环境，万物皆变的或然性毕竟打破僵化，嫩芽有了曲折生长的可能。“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将使初开的情窦逐渐升华为对自由的追求。
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好奇向往，连同对旧事物的本能反感和朦胧的青春期萌动，交织成14岁少年。单纯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儿童期的内心平衡被破坏，感受性明显提高，出现了以反抗和否定为特征的青年。心理发展的必然趋势。数以百计的青少年。带着各式各样的幻想与希望汇集一堂，相互影响，更加剧了胸中激情的奔突升腾。
处于少年。和青年。前期的学生，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往往形成由年。龄、经历、地位相近者自然组成的同辈群体，它对学生的行为具有支配性影响。清末学生多为住校寄宿，有的城市小学也要4星期才放学生回家一次，同辈群体以学校为依托，更加牢固稳定。学生在其中度过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家庭，也超过与教职员的接触。同辈群体内部关系平等，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并能满足其成员的社会需要，即社交、安全（确定知己的数量）、地位（尊严与优越感）。因此他们不满于在家庭和学校里的服从关系，反对与自己意愿相抵触的社会价值观，希望其合理需要能够得到社会，特别是学堂的合法承认。
然而，学校的实际与想像大相径庭，“职司教育的人不想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只图保持自己的尊严，敷衍自己的体面”。被学生称为“老虎”的前任监学现任校长，继续“扑作教刑”的古训。教员多为举人、廪生，其中虽有两位留日学生，却又是自欺欺人的速成师范毕业，新学知识少得可怜，甚至不及优等学生。课程因此“贫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就科目看，乡土志、算术、音乐、体操、历史、地理、作文、国文、物理、读经讲经等等，冠冕堂皇，实际上新瓶陈酒，仍是中学压倒西学，旧学多于新学。少年。的求新欲望无法满足，旺盛精力无所用处，于是寻找种种宣泄，玩耍嬉闹、毁坏偶像、喝酒抽烟，甚至迹近同性恋的畸形爱慕。郁闷变成难以遏制的躁动，在盲目奔突中撞上老学生为分数名次闹起的风潮，终于使漫无目标的游龙找到决斗对象，向只顾面子不论是非的教习复仇。江湖结义也被袭用来装载新型人际关系，把许多股游龙拧到一起，开始联合反抗“老虎”校长，处处与之作对，不仅用科学向其鬼神挑战，而且反对动手打人的“野蛮”行径，公开宣称：“文明时代”打学生，太无人道，蔑视了学生的人格。尽管被记大过，却煞住虎威，树起犊势，成为学生领轴，竞争心与自负心同时膨胀。
在这种心理驱动下，学生们发动同盟罢课，要求恢复星期天半日休假制，开贞被推为甲班代表。然而，旧式联结纽带极不牢固，校方竟阴险到让学生投票“选举”带头闹事的罪魁。幼稚者动摇畏缩，代表成了牺牲品。尽管后来在公立小学教师的联名要求下得以复学，却充满“对于同学们的卑劣，办事人的阴险的一种失望的悲愤”，从此自认为“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娘的！”既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也激成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突破与压抑、孤高与屈辱的矛盾心态，导致自傲自负与自暴自弃同步增长。自发盲动情绪一味受压，在升华为反抗精神的同时，也沉坠为不良习气。这些同源异流的表现，都是对现实不满、困惑、抵触、鄙弃的内心情感流露。毕业之夜开贞打碎教室玻璃的歇斯底里大发作，便是长期压抑下情感郁积的剧烈喷发。其中混杂着对学堂专制腐败的愤怒，对自己的失望痛悔，不甘同流合污，沉沦浊世，欲与世道命运抗争，力图超越环境和自我，但又茫然若失的复杂心绪。
个体人格升华与沉沦的矛盾纽结，是社会机制腐朽与新生冲突混战的主观反映。由“新进气锐”者主持、一切较官立高小自由的公立小学带来了新气息。被父亲领去打算羞辱一番的开贞，意外地受到该校同学的欢迎，向他“表示着无上的敬慕”，使他觉得好像“一个凯旋将军”。而教师也都反对官办小学的无理斥革。截然相反的态度，增加了他对官办学堂的恶感，同时重新点燃希望之火。
小学生程度低而差异大，加上环境骤变，需要一个彼此熟悉的过程。不少人稚气未脱，求知欲得不到满足，便在玩耍嬉闹中填补忘怀，因而学潮的自发盲动性更为突出。
1907—1911年。开贞先后就读于嘉定府中学和成都分设中学，其间又四历风潮，三遭斥退（其中一次不了了之），在叛逆性格进一步强化的同时，政治倾向逐渐鲜明。
在一定空间内数量的增长聚合，往往促成质与力的变更。四五百学生聚居的中学，为90人的小学无法比拟。从学堂内部看，小团体联合的概率增加，规模扩大，小学时代的桃园三结义发展为20余人的松散联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相互补充。从社会角度看，学生群数量的数学级增长导致其能量的几何级递增，使昔日出名不好惹的考试童生偶尔兴风作浪，变成学生对现存秩序的持续冲击。
由小学而中学，学生学识的提高与学堂专制的加强同步增长，矛盾更加激化。担任校长、监督、监学者，或是前任县太爷，或是小有名气的留日学生，后者已算新派人物。如嘉定府中学的丁平子，曾任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总干事，1906年。因抗议入学规则风潮归国，在教职员中可谓佼佼者。然而，一旦处在官办学堂监学的位置上，便成为专制制度的化身，而本人也在官场积习的侵蚀制约下，身不由己地发生异化。他与学生的矛盾，成为民主与专制冲突的体现。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情况表明，直接处于学生对立面的，虽然并非社会最保守的部分，却面对着最激进最活跃的灵魂，反差加剧了矛盾。
人大心大，世界也日益扩大，师资的低劣与课程的贫乏，无法餍足青年。人与日俱进的探求心。西式学堂取代旧学书院，教育形式与内容一起发生骤然剧变，习惯于经验式旧学教育的教师，大都不能迅速完成知识结构的更新调整，与学生的高期望严重错位，茫然无所适从。教师擅长的知识在学生看来已不成其为“学问”，而学生推崇的新知又非他们所长。他们多少也有些自己似懂非懂的新货色，不过在这方面多数人只能与学生并驾齐驱，甚至略逊一筹。知识本身不受时空限定，但人对知识的掌握却须更新调整，与时俱进。这种更替必然导致新旧权威的升降移位。师生的差别在于前者仍以旧学为框架，吸取西学加以修葺，后者则否定旧学的基本格局，重构新体系。表面看来，前者并不完全排斥新学，后者也不绝对否定旧学，但发展趋向却截然相反。因此，学生视教师的新学为不伦不类，教师视学生的中学为离经叛道。
再者，辛亥时期由西学演化而来的新学，还处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表现最充分的阶段，而其学术价值则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比较明显。新旧学、中西学之间的冲突集中在政治层面上展开，决定了人们只能以社会斗争而不是学术争鸣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分歧。中外社会对比悬殊，是决定学生对待中西学态度的最大社会存在。这样，新旧学之争无形中成为新旧社会势力争斗的一大焦点。学生们对于真正的国学精粹，特别是有助于救亡振兴的成分不乏兴趣与崇敬，可惜教师中精通此道者亦寥寥无几。广东韩山师范学生曾刊发公启，揭露一顽固教习“本为八股老先生，无半点新理想，所编课本，俱是陈言，西写东抄，毫无定见。于经学则大义莫明，而多灾祥琐屑之事；于历史则不去无用而采有用，如历代兴亡之大势，前人奇伟之勋业，中外交涉之关系，技艺先步之原因，社会变迁之情状，凡可为借证之资，而激发我国民感情者，未曾有一语道着”《韩山师范学堂全堂学生公启》，《岭东日报》1907年。9月25日。。学生们求新奇而遇陈腐，对旧学的厌弃激起对西学的偏爱，而且爱屋及乌，连英、日文也格外受到重视。这与其说是崇洋媚外的幽魂作祟，不如说是除旧布新的精灵施法。郭开贞1910年。秋考的成绩，可以反映当时学生对中西、新旧学的普遍倾向乐山文管所藏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修业文凭。
眼界的不同，加强了相互排斥的倾向，对抗扩大为对新旧学己长彼短的攻击。地理教习分不清东南西北，以五行八卦辨正方位；日文教习施教一年。学生们殚精竭虑，五十音图也未学好；“讲理化、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而且这还是担任省城好几所学堂课程的红教习；身任提学使司英文科长的兼职英文教习也是谬误百出。有的干脆“扬长避短”，植物教员把“天然景象”认作“天龙景象”，大讲“飞龙在天”、“现龙在田”的《易》理；世界地理“不是在讲科学，而是拼命熬文章，用古怪的奇字和颠倒的奇句”；国文熬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只是帝王世系和年。号表。有的甚至胸无点墨，人却专横跋扈，对学生动辄压制。成都中学堂一位史地教习，讲地理把澳洲挪到西半球，讲中国史将晋朝琅邪王司马睿认作王睿，讲外国史又把土耳其读作土耳国，把孟德斯鸠一分为二，只因为与各衙门的跟班情同兄弟，攀上官吏的高枝，学生虽老大不满，却又请他不走《学堂笑史》，《光华日报》1910年。12月3—12日。。虚伪与专制像一对难兄难弟，令学生深恶痛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