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数量直线上升，使学生群体急剧扩大。1905年。以前，学生增长率虽高，但基数较小，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下同）。此后两年。学生人数成倍递增，达到1024988人。1908年。至1909年。在高基数上，仍以每年。净增30万人的速度扩大，达1638884人。《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1910年。和1911年。无统计数。有人据1911年。第2期《国风报》和3月3日《北华捷报》记载，确定1910年。的学生数为1284965人。但这实际是1908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中《各省学务统计总表》的数字。该统计于1911年。公布。参见1911年。2月28日《民立报》《学部之教育统计》。到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除官方正式统计数外，还有：1.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立学堂。2.军事学堂。据法国和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报告，1908年。中国陆军学堂共有学生10000人。到1911年。10月，各类军事学堂约70所。拉尔夫·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11页。3.教会学堂。辛亥前，教会在华学校共3145所，学生102583人。阿瑟·布朗：《中国革命》，第71页；缪秋笙等：《中等教育的过去与现在》，《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5卷第4期。1912年。仅新教学生即达138937人。《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新教育》第5卷第4期，1922年。11月。天主教和东正教估计有5万至10万学生。4.日本、德国在东北、山东、福建、江宁等地开办的非教会学校。仅南满一地，就有日人所办学堂28所，学生5551人。《南满洲日本学堂一览表》，《大公报》1910年。11月23—25日。总计辛亥时国内学生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的12倍。
如此庞大的新型社会群体的出现，必然引起旧社会体系的结构性变动。传统士人的广泛社会联系和超自重能量，使其在围绕专制权力向心运动的同时，成为协调稳定全社会的重要因素。明清以降，出现了以思想异端为代表的离异倾向，但并未改变整个士林的基本动向。1905年。以前学生绝对数量增长虽快，也不足以导致士群的全面解体。而社会变革，不能仅仅依靠旧势力的缓慢分化。据统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正途士绅约为910000人张仲礼：《中国绅士》（华盛顿大学，1974年。），第100页。；而童生数量更大。康有为说：“若童生者，士之初基。吾国凡为县千五百，大县童生数千，小县亦复数百，但每县通以七百计之，几近百万人矣。”“录取者百之一，而新试者不止百之一，故多有总角应试，耄耋犹未青其衿者。或十年。就试，已乃易业，假三十年。之通，则为三百万人矣。”《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戊戌变法》（二），第203—211页。学堂激增，不仅具备了直接吸收士群主干与后备的容积（散入其他群体的差额与学生中的幼童数抵消），而且阻断了它继续增补扩大的可能，使之自然消亡。清末广东正途士绅入学堂者约占10%，其余多为童生。官民联系环节脱钩，传统社会的牢固结构出现断裂，社会垂直流动性降低而对立增强。由士子童生到学生的集团式转变，在此消彼长中迅速改变了新旧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的态势。
考察学堂与学生的总体规模及地位作用，还需进一步分析其内在结构。数量关系与空间位置，是最基本的存在形态。教育是经济文化的体现，又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近代中国新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制约作用尤为明显。由于学务数量、规模、程度的差异，基础条件相似的地区在发展进程中逐渐分出高下，若干后进省份还显出加速追赶的趋势。直隶、广东、云南、湖北等省稳固其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教育发展优于邻近诸省当为重要原因。而在洋务运动中一度崭露头角的甘肃，学务发展却十分迟缓，虽挟政治中心之便，还是很快落在陕西之后。
学生活动的区域性强弱涨落，成为影响各地政治变迁、风尚变革等社会启蒙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而各省学生活动的规模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数量制约。四川、奉天、陕西、云南、湖南等省的经济文化不算发达，学界风潮的声势影响却十分显著。相比之下，江浙一带学生虽活动频繁，规模则略显逊色，远不及实业界和开明士绅。京师学生群相对弱小，则不仅限制了它在当地的社会影响，而且使全国学生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天津、西安、成都、昆明、长沙、盛京等地方性学界风潮此起彼伏，气势规模超过京师，却不能号令四方。国会请愿和保路运动中，数省学生同时掀起斗争浪潮，互为声援呼应，但仍不能形成五四运动时京畿动而天下应的宏大声势。
兴学热潮不仅席卷都市，而且涌向广阔的乡村。学部规定，凡5000户以上村镇，至少须设蒙学堂1处，每堂至少40人。到1909年。县以下学生数量猛增。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1个，1000至5000的52个，500至1000的51个。《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学堂深入乡镇，引起各种新旧势力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兴学热浪、学界风潮和毁学骚动交相作用，表明清王朝正失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威慑力，进退失据。学堂在凝固的旧机体上楔入接收、传导外部信息的媒介，形成对农业社会封闭状态的有力冲击，加剧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动。
学堂改变了旧式教育的空间位置和受教育者的存在形态，从而导致教育功能与受教育者职能的变更。科举时代，以国学、地方学为主干，书院、社学（义学）为支派的儒学教育体系，数量容积十分有限。国子监定额不足300《清会典》卷七十六，《国子监》。；府州县学到1886年。统计共1810所，生员30113人《中国绅士》，图表15、16。；书院、社学、义学情况，据广东、福建等7省及畿辅的统计，详如下表：本表据《广东通志》、《湖北通志》、《湖南通志》、《山东通志》、《浙江通志》、《畿辅通志》、《福建通志》、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39年。），并参照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已出分省各卷的有关章节编制。省份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畿辅总计书院4112771552771322242552371968社、义学76464525224642811273462由以上数字推算，估计入学者约占童生士子总数的1/10，多数人靠自修或到私塾附读，只在科考时汇聚应试。而学生则一开始就大批离家走向府州县城，乃至上省晋京出洋，形成班、级、校、地方、区域各个层次大小不等的群体。除少数落后地区外，南北方各省的都市省垣分别聚集了万人左右的学生队伍，中等城市学生也往往达数千人。在分散状态下，士人相互砥砺影响缺乏经常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加上单一向上的心理定势，对现存社会凝聚有余，震动不足。而学堂使学生聚居一处，空间距离缩短，相互联系密切，彼此激励制约，养成团结之心和群体意识，围绕小群体轴心的自转，产生和加强了对朝廷官府的离心力，使其逐渐脱离围绕国家政权的向心运动轨道。
学堂扩大了青年。的认知空间，一则以综合性科学教育取代经验传承，知识面与知识结构大为优化，改变了单一纵向比较的传统价值评判准则；二则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的各个社会层面，相互交流信息，拓宽了眼界。京师大学堂由各省不等额分配生源。高等、专门学堂虽因地域关系，规定客籍不得超过本地，实际上等于要求必须保留外省名额。如北洋大学堂提出，学额“应以直隶为主，北洋各省为辅，而南洋各省附之”《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代理北洋大学堂监督丁条呈改良北洋大学堂事宜禀并批》，《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第4期。。但该校1905—1911年。间所招11个班的学生中，直隶籍98人，山东、山西、察哈尔共8人，而南方7省有74人之多。《国立北洋大学三十七年。班毕业纪念刊》。公办私立中小学除本地正额外，也有外府外省附额。如通州师范招生章程规定：生额为通州30，泰兴、如皋各16，海门、静海各10，外府外省36。五属中不足额，可由外府外省借补。
三则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语言文字工具，处于信息中心带，直接面向大众传播媒介。四则儒学书院求其僻静清幽，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新式学堂则趋向便利迅捷。政治文化性地理位置的改变对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可以从一些人的担忧中得到反证。有人鉴于“都市地方见闻太广，集会结社之事多，学生每干涉政治，多生事端”，提出：“学堂宜设置于乡僻之地，不应密迩都市，使学生易染恶习。”“而穷乡僻壤，则不便交通，可以专心向学矣。”林万里：《论学校设于都市与乡间之利害》，《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1909年。11月7日。聚集大都市和中小城镇的学生群，其接受外界信息的速度容量与影响社会的能量质量，远非昔日那些“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士子所能企及。由于认知空间的大幅度扩展，他们对政治风云变幻异常敏感，容易接受、期望和努力推动社会变革。
不可否认，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非同步实现，而后者对前者具有制约作用。清末新式教育是由上而下，由外向内地强制推行，缺乏必要的基础，整个系统结构松散，程度低下。以1909年。为例，专门（含大学、高等、文、理、法、医、艺术）、实业（含农、工、商各级各类）、师范（含优、初级、传习所、讲习科）和中学4项相加，只有学生99113人，占总数的6%。《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这种状况限制了该群体内在张力和社会作用的发挥。
不过，学堂的分布结构从两方面部分弥补了程度不足的缺陷。其一，学堂布局的梯次体系。依据清政府的规划和办学的条件，专门学堂集中于省会等通都大邑，府、县及乡镇依次为中学、高小、两等小学、初小、蒙学。到1906年。直隶的专门学堂全部设在津、保两地，中学多设于各府治，县设中学的只有枣强、乐亭（此校为私立）。《直隶全省各学堂学生名数全单》，《大公报》1906年。6月26日—7月18日。这种大中小、省府县的梯次配备，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聚集都市的大专学生密度大，程度高，对新事物异常敏感，而以城镇中小学堂作为向社会传导信息的中介，克服了都市士群的活动浮在上层的局限。另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以都市大专学生为准的和趋向，形成有规律的群体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童生活动散漫无序的低效空耗。
其二，这一体系刚好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合拍。市、镇、乡三级市场联系枢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和反馈中心，学生因势利导，接收传播两便，能量倍增。同时，学生还通过家庭、地缘、地位三条联系渠道影响社会，他们既袭取了士为四民之首的位置功能，又因来自各阶层各地方而接触层面较广，可同步施加影响，其社会号召力往往大于自身的实力。在此基础上，不仅形成奉天、直隶、陕西、湖南、云南、四川等地以省垣为中心，府县齐响应的区域性学潮，还发展了广泛普遍持久的学界联系和活动，政治斗争的社会性和社会活动的导向性相得益彰。
宏观把握须证以微观考察，学生结构的重要方面还在学堂内部。首先是年。龄普遍较大。依据清廷癸卯学制，初小至高小为6—15岁，中学15—20岁，高等、大学为20—28岁。但这只是纸面蓝图。为解决科举停减后举贡生员的出路，又规定年。在30岁以下者，皆可入学堂肄业；30—50岁者，可入师范简易科。这样，所有年。龄限制均须调整变通，如蒙学展至10岁，寻常小学、高小、中学、高等分别延至15、20、25、30岁。后来虽有所缩减，仍比定章放宽2—5年。。而在实办过程中，还要突破已经放宽的年。限。据1906年。后各省学务调查，不少地方初小以17岁为限，甚至“三十岁上下的成年。要占过半数以上”，14岁“算是最幼的一起”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2—63页。。有的小学15名学生中，年。过30者竟有7人，闻查学者将至，才临时裁汰。直到辛亥年。石梅公校81名学生中，15—20岁者仍占57人。《同学录》，《石梅公校杂志》第1期，庚戌（1910年。）冬。1907年。河南全省21所中学从第一至第五学级共1018名学生，大都在18—25岁之间，而以20岁以上最占多数。《河南提学使孔祥霖造送河南全省学务调查表》，《学部官报》第28期。通州师范从1904年。至1907年。送往日本留学的13名学生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8岁，以25岁左右最多。《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2期，1912年。。徐州初级师范、广东法政学堂和山东师范传习所的招生年。限分别为20—30岁、20—40岁和30—50岁。1907年。京师大学堂98位师范毕业生中，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22岁。《大学堂师范生毕业照章给奖折》，《学部官报》第19期。可见清末学生年。纪偏大的现象十分普遍。这虽使传统因袭色彩加重，但读书识字等启蒙教育多已完成，新学知识贫乏，国学却有一定根基，而且阅历见识较广。青年。前期以否定倾向为特点的逆反心理，附从着青年。期通过形成思维和自我发展形式的独立价值观，逐渐孕育出弃旧图新的群体心理定势，并迅速升华为新理性。其积极意义在于避免了思想迷茫和政治紊乱，消极作用则是感性活动不充分，新旧理性之间易于移花接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