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思想迅速广泛地传播，是学生运动深入的一个突出表现，促使学生由一般地反对专制定向为反清革命。1903年。以后，一批宣传排满革命的书刊在国内流传开来，到了1904年。更加风行，仅湖南一地就有数十种之多，不仅书肆大量销售，而且有人暗中输送。常德中学堂学生“皆能持民族主义”，他们集资刊刻留日学生寄来的《死里逃生》稿，“言瓜分后之惨状及劝湘人独立”，“以期造成国民资格”《禁止出版自由》，《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浙江严州府中学堂学生积极购阅《萃新报》，因“该报大都采取《江苏》杂志、《浙江潮》杂志及各种提倡民族主义诸日报而成，学生以为此种报章，实为吾汉族所必读”。《严禁逆说》，《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8日。江西营学堂中购阅《警世钟》、《种界魂》等书籍的学生络绎不绝。福建大学堂学生也公开阅读《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并认真加以圈点。赵声的《保国歌》写出后，章士钊在上海印刷数十万份，湖北学生曹亚伯“且为麻鞋负囊，走数千里散之”。南京各学堂学生则在长江航船上“向各船客一一分送”，使长江上下游一带，“人手一纸”《在湖南革命之气运》，《中国日报》1904年。4月9日；《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四），第312页。。革命书刊在地处偏远的云南学界也很受欢迎。1904年。底，李根源、庾恩赐等人赴日途中一到上海，就赶往《警钟日报》社，“陆续购报数十份，手携各报馆定报单百数纸”。《云南学生抵沪述闻》，《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6日。清政府为此屡下禁令，军机处还专门驰函各地学堂，查禁革命书刊，务使“士林无购阅之人”《札饬禁书》，《汇报》第590号。并且声称：“各处学堂学生如有购阅者，除拿禁外，并该总办及教习等是问。”《政府严禁书报》，《大陆报》第2年。第3号。湖北地方官“以书肆售革命排满之书，力不能禁”，挖空心思，也设立一座图书馆，“专办学堂应用图书，以码价八折发售，一切杂用拨公款津贴”，以为这样一来，“书贾无从获利，必尽歇闭，则排满革命之书不禁自绝矣”《官设图书馆之目的》，《警钟日报》1904年。11月5日。。然而，政治高压固属无效，经济竞争同样枉费心机。
革命党人的口头演讲也有助于加强学界的革命倾向。有人在安庆城中阅报处演说，门上大书一联，“自由钟动，革命旗开”。大学堂学生“闻风逖听”《阅报处被封》，《汇报》第562号。备受感染。在浙江埭溪，革命党人蔡绿农演讲鼓吹反清革命的小说《玫瑰花》，“演说光复之乐及指明此书之隐情，以鼓动其光复之观念”，听者欢声震壁，“更有一班蒙学生齐声大呼：‘起！起！！起！！！’”《讲演小说之盛举》，《警钟日报》1904年。12月30日。在江浙、湖南等地任教的志士，还利用讲堂直接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有些学生则是被逼上反抗道路的。襄阳府中学堂学生陈铭彝因抗议校方无理开除申请赴日留学的同学，被当局褫夺功名，他愤然摘下顶珠扔进厕所，大呼：“亡国之功名，有之何荣，无之何辱！”《投函》，《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0日。表示与清朝统治相决绝。
由于各方面的推动，国内学界革命思潮不断高涨。浙江学生“平时皆满口革命，诩诩然以国民自豪”《大学生之现状》，《警钟日报》1904年。6月6日。。湖北方言学堂学生痛斥伦理课程“颠倒错谬”，教人以“奴隶之行”，在讲堂黑板上大书：“安得千枝万枝毛瑟枪，尽杀此种无噍类。”《伦理课程之评判》，《警钟日报》1904年。5月13日。福建学生自治会员“咸富有民族主义自治精神”，会场入口处高悬楹联：“痛谈黄梨洲，结客顾炎武；独立华盛顿，仗义玛志尼”，以中国追求民主精神的思想先驱和欧美革命伟人为号召，时人誉之为“新党言自由者之母”《学生送别》，《警钟日报》1904年。9月11日；《学生自治会之成立》，同前，1904年。9月28日。。保定学生茶话所演说万福华刺王之春案，“每讲一则，必加以极当之断语，洵为开发民智之大关键也”《茶话所之成立》，《警钟日报》1904年。12月12日。。南京高等学堂学生以汇文书院为机关，演讲革命，购买军火，密谋起义。常州学生高唱排满革命，地方官吏大有朝不保夕之虑。
学界的革命化在湖南尤为明显。公开以胡元倓、周震鳞为首，实际上以华兴会为核心的革新党，立足学界，以明德、经正、修业、敬业、高等学堂以及一些州县的中小学堂为基地，人数达到1000以上，与王先谦的顽固党，张祖同、俞诰庆的游移党形成鼎足之势。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欲知新旧谁称霸，胡九王三不相下”《新劣党争执之一斑》，《警钟日报》1905年。1月15日。的口碑。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学生们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坚持斗争，有人筹划刺杀王先谦，以儆其余，使顽固势力胆战心惊。湖南益阳的学生自治会员“相率思想秘密，言论秘密，举动秘密”，“思于政界上多干预”《论湖南学务处严禁自治会》，《汇报》第8年。第46号。。湖北学界同人建立了科学补习所，以胡瑛为经理，吕大森为干事，表面是为“学界同志于正课毕时，思补习未完之课”而设，以“集各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为宗旨，实际是一个联络学界革命分子的机关。1904年。底，黄兴等人在上海成立爱国协会，以青年。学社（原丽泽书院）为机关，不少学生参与活动。此外，云南学生成立了誓死会，江西学生成立了易知社，江浙学生成立了若干小团体。统治者惊呼：“近来各省之革命党，蠢蠢遍地，而尤以学堂中为渊薮。”《沈祖燕、赵尔巽书信中所述清末湘籍留东学生的革命活动》，《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国内学界革命思潮不断高涨，为同盟会成立后迅速在全国开展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它为国内进步人士接受同盟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思想基因，另一方面，造就了一批活动骨干，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孙中山又组织汇聚东京的中国学生精英成立同盟会，国内学生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时代特征与发生原因
发生于20世纪初的国内学潮，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形式上看，相继卷入斗争的有16个省和北京的学界，形成以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为中心，初具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总体上存在有机联系，但却以分散的外观展现出来。表面上看，风潮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偶然事件。然而，它们同时发生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每一次学潮的偶然性，都成为导致其爆发的内在必然性的表现形式。以分散形式表现总体联系，是这个时期国内学潮所独具的显著特征。
1901—1905年。中国学生群尚处于形成时期。但是，列强虎视眈眈，清廷专制媚外，种种内忧外患，一齐向着这个初生的婴儿袭来；农民和维新、革命两大政治派别都刚刚经历了痛苦的失败，需要重新积聚力量；而欧风东渐，美雨西侵，冲刷震荡着热血青年。的头脑神经，历史新纪元的开启，更向他们招手呼唤。特别是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了日本这个东方的中介与典范，仿佛打开一扇宽敞的大门，更具形象化和立体感。加上戊戌、庚子的连续刺激和新政引起的心理变向，知识界中排满情绪骤然高涨。学生们等不及组织上成熟，甚至没有完成必要的启蒙，就拔剑而起。这既反映出中国社会亟待变革的迫切性，又暴露了学生群明显的稚拙。他们往往被“逼而有退学之举”，“铤而走险”《浙江大学堂退学生致爱国学社诸君书》，《童子世界》第22号。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压迫太甚，则一哄而起，退学后又一哄而散。被“逼”走“险”，就是自发性的生动写照。而且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各校学生的程度水准相距甚远，导致学潮的分散性，在专制势力压制下旋起旋落。
学生与社会变迁从内容上看，学潮的反帝反专制色彩十分鲜明，而且主导方向朝着革命的轨道发展，构成从属于武装革命的反清辅助战线，并具有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共同主要特征。诚然，学生们主要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但暴力方式的武装斗争与和平方式的公开斗争，是革命的两种形式，前者为主导，后者为辅助，都是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独立强盛的民主国家。在清朝统治下，学潮虽然是和平的，却不是合法的，同样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因此，学生们自己也往往把这种反抗行动称为“革命”。
学生的思想倾向也显示了学潮的性质。参加学潮的学生不少具有激进民主精神，有些则充满强烈的革命排满情绪。毋庸讳言，梁启超的文章言论当时在国内青年。学生中是脍炙人口、振聋发聩的，特别在第一阶段，其影响几乎占据了统治地位。学生们尊之为“中国匡时济世倡立民政之英雄”《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开口则称引“新民子”，“梁任公”。《新民丛报》的发行量高达近万份，对国内学界的销售数在进步报刊中首屈一指，不少学潮就直接起因于当局禁读该报。然而，梁启超和《新民丛报》的巨大影响，并不等同于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在学生中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梁启超声望日增与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时势和学生的思想潮流密切相关。1902—1903年。初，梁启超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所推动，脚步踉跄地向前走了一阵子，思想上的激进倾向多少有违保皇派的初衷和康有为划定的旧轨，而与青年。学生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趋向基本吻合。另一方面，学生们是从接受“公理”的角度来接受梁启超的政治宣传的，他们从中汲取的，主要是其“倡主民政”、揭露列强侵略和抨击黑暗朝政的精华。梁启超所舞动的，不过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的现成武器。这一点，早在1901年。已为留日学生所明确指出。《苏报》更进一步评论道：如果《新民丛报》“为梁一家之私说，一人之杜撰”，则不待清政府厉禁，“海内学士早有屏弃而不屑者矣”。“盖名虽曰报，实则取东西之书，掇要输纳于本国……不过熔铸之功稍异于他译耳。”《张之洞介绍丛报杂志》，转引自《选报》第45期。可见这一时期梁启超身上的绚丽光彩，已经半是西方落日的余晖，半是革命朝阳的折光了。正因为此，他对光绪那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以及由此而来的保皇主张和对革命的疑惧心理，就很少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们在赞美梁启超的同时，态度鲜明地宣称：“学生所好者自由，所言者革命，所恨者专制，所弃者陈臭，所乐者共和。”《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青年。学生政治敏感，喜欢标新立异，以及本能地向往自由平等的思想特点，使他们充满反对专制的激情，热切地追求民主，因而更倾向于接受排斥皇权的共和制度而不是保留皇帝的君宪政体。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不一定必须经历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
正当国内学界沿着革命的轨道突飞猛进时，梁启超却背道而驰。1903年。初，他宣称自己“鉴于近日少年。风气之大坏”，“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因而“极知革之不可行，且劝人勿言”。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第1册，第170页；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8页。后来更公然鼓吹“自美国归来而梦俄罗斯”。这种逆流而动的行径，不仅使他自己在政治上从中兴走向末路，也把《新民丛报》拖入窘境，印数骤然跌到2000册。《〈新民丛报〉之末路》，《广东日报》1904年。7月18日。
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代青年。学生，其思想发展的主流是革命民主主义。所以，尽管国内学生多次参加和平斗争，一旦革命爆发，他们大都由衷地欢呼拥护。这表明学潮本质上是为革命活动增色，而不是为维新——立宪运动助威。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掀起反侵略斗争。学潮与前此爱国行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学生们是受民主主义的鼓舞，他们不仅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而且反对专制制度。正如南洋公学学生所说：“噫！老大帝国之可恨也久矣。专制可恨，酷暴可恨，崇奉外人可恨，自残黄种可恨，夷视平民可恨。推其可恨之结果，必易专制而为共和，易酷暴而为颐养，易崇奉而为仇视，易自残而为力保，易夷视而为平等。”《教育界之风潮》第5章。一句话，就是要用民主政治制度取代皇权专制统治。学生们不仅崇拜西方革命家、思想家，而且把黄宗羲“视如泰斗，奉为圭臬”，推崇道：“黄梨洲之在中国，不啻卢梭之于法，约翰弥勒之于英，吉田松阴之于日，为学界之大功臣，民权之倡导。”《教育界之风潮》第6章。这表明，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皇权专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政治斗争的焦点由如何完善、巩固和调整这一制度，转向以新型民主制度来取而代之。早在明末清初，就闪现过冲击君主专制的思想火花。到了近代，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摧毁旧制度以至建立新制度的物质力量逐步形成（尽管除旧的能力强于布新），结束其历史成为势所必然。民族危机更加彻底地暴露了专制制度的丑恶，加深了人民大众对它的仇恨。学生们的言行反映出他们的爱国是以民主主义为内核的，这正是有别于前此爱国思想和行动的关键所在。
在斗争方式上，这个时期的学潮也有明显特点。学生群主要成分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动向，决定了他们既不像士大夫那样一味以清谈讥评时政，或是维新—立宪派等开明士绅那样伏阙叩头，上书请愿，以爱国呼声和亡国警报打动统治者，而是从正面对专制统治发起冲击。但又不同于革命派的军事活动，一般没有直接发动武装起义，甚至不像后来的学生运动那样展开大规模的罢课和示威游行，除了集会、哄堂外，学生们主要以退学进行斗争。这与当时学生的状况以及客观条件相适应，成为群体结构及意识尚不稳定的中国早期学生群的特殊斗争形式。青年。学生以激情热血写下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的第一章，这一光辉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