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潮初盛从1861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905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学生群体才艰难曲折地走完从孕育到成形的历程。而且只是在1901年。以后，新式学堂教育才最终得到正式肯定和大力发展。由于内忧外患的逼迫，新生的学生群还在筚路蓝缕之际，就不得不以稚嫩的身躯，担负起救亡革新的重任。1902—1905年。的国内学潮，以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为正式开端，以拒俄运动为高峰，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爆发，经历了从发生到高涨、高峰和表面缓退实际深入三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形成以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为中心，波及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学生运动，和留学生运动一样，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开端。
21近代中国学生群的形成及其属性动向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也曾发生过“学生运动”，如东汉末年。的太学生，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东林党。然而，与近代学生不同，士人的活动虽有反抗暴政、清廉吏治的积极意义，仍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而不是站在专制的对立面来根本否定它的统治，其目的显然是“补天”而非“拆庙”。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近代经济的产生发展，旧士人中的一部分逐渐转化为开明士绅，他们不满清朝的颟顸腐败，放眼世界，开始用西方民主思想武器冲击专制制度；同时，一些士人在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引导下，也在探索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途径。新式知识分子在要求改革时利用了传统的变法形式，使其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士人的支持，开创了近代知识分子活动的新阶段。1895年。的“公车上书”，就是以士人为主体，以开明士绅为领导进行的一场颇有声势的斗争。
此后，以国内外新式学堂学生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运动逐渐兴起。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成为当地维新运动的骨干。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留日学生和湖北武备学堂、两湖书院的学生起了重要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惊呼：“该省武备学堂肄业学生流入富有票会拿获正法者已不乏人，而事发在逃者尚复不少。”《汉事余闻》，《中国旬报》第27期。被捕的武备学生临刑前“同声以大义责张，张尤羞怒，特押往该学堂门外行刑，欲以警其余也”《湖北近事颠末志》，《知新报》第126册。。不过，这些活动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学生运动。
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是随着学生群的初步形成而展开的。戊戌以前，国内新式教育主要是清政府在洋务活动中举办的一些学堂和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体制极不完备，只限于语言、工程、军事等学科。一些维新思想家，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曾予以猛烈抨击，他们主张：“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并参照欧美和日本的学制，提出了一整套近代教育思想和规划；还创办了一批学堂，以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和自身需要，一些洋务派官僚也创办了一批教授普通学的新式学堂，并且改造和兴建了一批具有学堂性质的新式书院。这些都为近代中国学生群的孕育提供了基地。
百日维新将变法运动推向高潮。维新派鉴于朝野内外顽固势力的拼死反对，不敢奢望维新大业能够一朝成功，想把变法的重点放在兴学育才上面，为进一步的改革做准备。南学会为此还专设“学战公司”《湘报》第91号，告白。。光绪对教育也十分关注，在“诏定国是”时，强调培养“通经济变之才”和兴办学堂的重要性，在此推动下，新式教育骤然出现迅猛发展势头。就兴学育才而论，洋务派与光绪没有根本分歧。所以，当政变后慈禧下令尽废新法时，一些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就站出来表示反对。曾因敷衍抵制变法受到光绪严旨申斥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刘坤一遗集》，奏疏，卷二十八。要求继续坚持兴学方针，并在自己的辖区内赶办中西、储材等学堂。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抗拒慈禧裁撤学堂的旨意。这些矛盾分歧，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延续发展。
辛丑和约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学又成为重要内容。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中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4条建议。当年。9月，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717页。。兴学成为正式国策。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奉行，11月即设立山东大学堂，“为各省学堂之先”。到1903年。初，已有11个省设立了高等学堂。《论各省学堂情形》，《中外日报》1903年。1月16日。与此同时，国内舆论也竞相鼓吹以发展教育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掀起办学热潮。许多进步人士指责“疆吏之办学堂也，不过藉此以聊博维新之名誉，逃外人之滋议，且可以多一安置私人之所”杜士珍：《学生潮》，《新世界学报》第12期。主张自己培养有用之才。1902年。后，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等省的进步人士，相继成立教育会，大声疾呼：“近今所最亲最爱最重最可期望为中国前途生色者，万口同声，佥曰：教育”朱鹏：《敬告教育诸公》，同上，第14期。并着手创建了一批民办学堂；一些革命志士组建学校，以聚集和培养革命力量；官商士绅以维护地方公益之名，兴建公立学堂；家道殷实者则出资私立学堂；教会方面也加紧了兴学等文化渗透活动。早在1901年。林乐知就声称：中国的“第一要务，在兴学校”《广教兴学以救华策》，《万国公报》第146卷。。尽管各自动机、目的不同，客观上都有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到1905年。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5年。的258876人（详见下表》吴研国、翁之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小学教育》，《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26—27页。：年。份学生总数小学生数19026912约5000余190331428约20000余190499475约80000余1905258876约230000余同时在一些重要城市分别聚集了数千学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详见下表）本表依据资料：《天津学堂调查表》，《大公报》第938号；《两江总督魏奏现办江宁省城并各府厅州县学堂大概情形折》，《东方杂志》第1年。第10号；《湖北学堂纪数》，《南洋官报》甲辰第14期；夏立士：《光绪三十年。长沙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湖南历史资料》1980年。第1辑，第203页；《学务近况》，《汇报》第636号；《浙江省会学校一览表》，《浙江潮》第8期；其余均见1904—1905年。《警钟日报》所刊各地学堂调查表。：城市统计年。月中学以上中学以下学堂数学生数学堂数学生数备注北京1904年。底1215天津1905年。2月9756303516南京1904年。9月86苏州1904年。340武汉1904年。春18713000长沙1904年。251620321367另有民办学堂19所保定1904年。12月5150914杭州1903年。10月763119800福州1904年。9月1043南昌1904年。9月813中小城镇同样反映出兴学盛况。以江浙一带为例，1903年。号称中国教育之最的无锡，城内有学堂7所，学生各50—60人，所属堰桥一镇也有7所小学。《考察无锡学堂记》，《汇报》第568号。其他如嵊县有学堂31所，嘉兴16所，吴江12所，高邮12所，扬州8所，南浔6所，金山5所，南翔3所。一些偏远地区学务发展也很快，据湖南永绥厅1904年。底申报，已有学堂84所，学生1228人。《永绥厅吴丞遵札考察地方利弊逐一缕陈禀》，《湖南官报》第870号。
在此期间，官办武备学堂加速发展。据直隶等17省的22所陆军武备学堂统计，学生即达3048人。《各省武备学生人数表》，《汇报》第645号。另外还设有参谋、水师、鱼雷、军医、测绘、警察等专门学堂。由于军事学堂大量增加及其程度不断提高，生源由抽调将士改为招考士子童生。当时军国民主义风潮渐起，争学武备成为时尚。如1904年。初浙江武备学堂招考时，“只数日间，报名者已有一百余人之多”。是年。该省处州府青田县到杭州及邻近各省投考者共100多人，“尽属有志陆军”《陆军主义之发达》，《警钟日报》1904年。3月28日。。这就大大改变了军校学生的成分，使之成为近代中国学生群的重要成员，在学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会学校在这一阶段所占比重较大，据统计，到1906年。仅基督教系统的学生就有57683人（其中小学生42546人，中高等学生15137人）。《全国基督教会学生历年。增进表》，《新教育》第5卷第4期，1922年。11月。
综上所述，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国的学生队伍迅速扩大，虽然当时主要还是初等教育，但学生一般年。龄较大。同时，这一时期学堂的发展打破了过去局限于军事、工艺等学科的状况，普通、师范等基础教育占了较大比重，而专科学校也有所增加，兴办了不少农林、蚕桑、路矿、商业、实业、钢铁、农工、医学学堂，这不仅充实了学生队伍，而且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变化。在此基础上，一个分布全国，拥有一定数量质量的近代中国学生群初步形成了。
这个学生群与旧士人不同，他们受教育的形式是新式学堂，而不是私塾书院；所学内容包含有或主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学堂无论官立私立，一般都设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外文和数理化等课程，学生可以阅读各种学科的西学书籍，了解世界大势。因此，他们对于亡国危机的感受，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秀才举子们所无法比拟的。他们虽然受过旧学教育，但在西学的冲击下，没有旧士人观念上的迂腐和政治上的保守。时代及他们自己，都处于除旧布新的转变过程之中。正如蒋维乔（南菁学堂学生）所说：“盖中国现势在过渡时代，……而余之学［问］新旧交换，亦在过渡时代也，故则有动力。”瘦山道人：《鹪居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壬寅十二月除夕（1903年。1月28日）。“喜将新桃换旧符”，是他们对待新旧学和社会变革普遍倾向的生动写照。近代学生群的地位与前途，以带来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文明的近代化变革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一趋势看，他们大都不是依附于旧的阶级，而是追随进步势力的旗帜，政治上要求变革专制制度，经济上要求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理想。
学生群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关系变动的重要方面。在此之前，一批刚刚脱胎于旧士群的维新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一些在香港及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容闳、严复等，已经举着维新革命的旗帜登上历史舞台。但人们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往往采取怀疑观望甚至反对的态度。阶级力量严重不足，无法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是造成革命党人活动困难和戊戌变法骤起骤败的重要原因。近代学生群的崛起，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观，在进步势力的队伍里平添了一股生气勃勃的生力军，加强了它的行动力量。
就学生群的主要成分而言，与由旧士人转化而来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他们和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联系不那么密切，受旧礼教的束缚和旧学的影响较少较浅，而接受西学新学则较系统，思想激进，斗争性较强；同时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群居学校，容易形成团体，其群体的活动能量和对社会影响的广度深度，往往大于知识分子中的其他集团。随着学生群逐渐取代旧士人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占据主导，其活动也逐渐纳入社会革新政治运动的轨道。
应当指出，这个时期的学生群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他们大都出身封建家庭，从小受过传统旧学教育，许多人入学前还得过功名，不肯轻易摘下头上的旧标记。当时不少学堂新瓶装旧酒，官办者犹如衙门，私立者无异私塾，这种客观条件也有碍于学生萌发群体意识。学生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最下者，无宗旨，无思想，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第二种入学前已经“学问深，见解高”。二者都只占少数。而“占学生之最多数者”，是那些年。幼学浅的少年。入学后“略读西书，稍及报章，其脑筋渐活泼焉。而又得一二通达精进学术之议论，其心之所期者，日以发达，其身之所受者，日以促逼”。他们闹风潮，“由其屈于抑制者半，由其得于学问者半”《破坏之教育》，《选报》第35期。。在斗争中，第二种类型的学生成为领导核心，影响和引导大多数；有时斗争也因第一种类型学生的动摇干扰而失败。不过，尽管学生群中有些人在素质上与旧士人没有多大区别，有些则刚刚开始转化，他们并不能成为学生群的引导，在风潮高涨之时，他们也往往被推着跟在大多数人的后面走。决定学生群社会属性与政治动向的，不是它的落后部分，而是能够左右其主体动向的先进代表，后者又往往有着激烈的反抗情绪、浓厚的主体意识、执著的自由追求和明显的革命倾向。这使得学生群以及学生运动，不仅从属于开明进步势力，而且逐渐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和组成部分。
学潮的爆发与高涨
义和团运动从燎原烈火般地兴起到悲壮地失败，以及在列强刺刀威逼下签订的屈辱和约，像千斤重锤，震碎了人心。痛定思痛的国人在深刻的反思中，很自然地会把国耻与变法维新的兴衰成败联系起来，从而强化他们对扼杀民族生机的清政府的不满与愤怒。然而，农民群众刚刚经历了惨痛的失败，新的救亡革新浪潮能否很快涌现，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在“扶清灭洋”和“勤王拥帝”的悲剧之后，斗争将沿着什么轨道前进？这些必须立即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直接摆到了青年。学生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