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绪论近代中国的青年。学生，是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在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1919年。的五四运动，便是在青年。学生运动的前奏曲中拉开序幕的。学生的行动不仅促使新文化运动与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相结合，而且将少数先驱者的引吭高歌变奏为全国各阶层民众的雄浑合唱，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回响。
近代中国学生群体形成并登上社会舞台，并非自“五四”开始。但由于五四运动声势浩大，早期留学生作用突出，而国内学生的活动缺少中心与高潮，辛亥以后又一度沉寂等原因，“五四”以前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辛亥时期国内学生群体形成、发展、活动的历史几乎湮没无闻。这样一来，“五四”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出现不免显得突兀，从古代士子童生到现代学生的成熟形象之间，缺少过渡转变的历程。这一“断层”的存在，使我们在认识五四运动继承与创新的意义、作用方面，形成了盲点甚至误区。
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充分认识“五四”对近代民主革命的继承性，才能准确地估价它的开创性。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学生不仅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社会群体，展开了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影响，而且其中的先进分子还分担了政治指导者的重任，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雄壮的历史剧，从而留下他们光彩照人的生动形象。
一
五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是学生的独立活动。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出现，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并不是近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乐章，至少它的序曲不仅仅由留学生运动来谱写。
学生运动的规模是在这一新兴社会群体不断增长完善的基础上逐渐扩大的。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次年。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立，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发端。但总的说来，19世纪的中国新式教育处在逆境中。据不完全统计，到甲午战争，中国人开设的新学堂不过25处，维新浪潮在1895—1899五年。间也仅仅推出150所学堂。义和团运动的暴涨惨败，震惊了世界，也警醒了国人，举国上下各阶层人士怀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在兴学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特别是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制后，新式学堂一枝独秀，取得长足发展，学生人数从1902年。的6912人猛增到1909年。的1638884人，1912年。更达到2933387人。《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加上未计算在内的教会学堂、军事学堂、日、德等国所办非教会学堂以及未经申报的公私立学堂学生，总数超过300万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辛亥以后，虽然政局动荡，教育颠踬，学生数量仍有大幅度增长。据1916年。教育部刊布的统计，不包括川、黔、桂三省和未立案的私立学校，学生已达3974454人。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表明，五四前夕中国学生总数为5704254人。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71、305页。这个新兴群体把大批青年。按一定序列组合成统一整体，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辛亥以来，学生群的动向虽然不能决定政治斗争的成败，却影响和反映了人心向背，显示了社会变动的方向与矛盾起伏规律，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激进的因素。
数量增长达到一定的度，便会引起结构性变动。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处于官民之间的士对维系社会既定规范与秩序至关重要。庞大的学生群体不仅消化了百万正途士人中的相当部分，而且溶解了绝大部分作为士群后备军存在，总数达300万之众的童生，使这个旧群体不再发展延续，很快解体消亡。围绕专制统治向心运动的士子童生变成离异抗争的学生，新旧势力的对比在这一消一长中发生重大变动。学生群的布局与内在结构也渐趋合理。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1899年。扩展到包括云、贵、川、陕等内陆地区的17个省。20世纪以后，蒙、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纷纷创办学堂，新式教育覆盖全国。到1909年。在校注册学生达10万以上的有3个省（四川最多，达34万），5万至10万的10个省，2万至5万的7个省，最少的吉林、黑龙江和新疆也各有7千至1万余学生。1895年。以前，新式学堂仅存在于少数口岸城市。此后，府州县等基层行政区划也开始办学。1905年。后，基本形成了大学、高等专门——都市省垣，中学、师范——府治，高小——县城，初小——乡镇这样的学校与行政梯次配备的体系。
除普通教育系统外，学堂种类也不断增加，在原有的语言、工艺、军事学堂基础上，大批开办师范、法政学堂，实业学堂在农、工、商之下又分出许多专科，而专门类学堂也日趋完整，不仅包括文、理、法、医、艺术等门，还有专为一些民族、阶层开设的学堂（如满蒙旗籍学堂、贵胄、贫民学堂等）。特别是女子教育不顾官方阻挠，顽强发展。到1909年。全国已有在校女生78376人。辛亥后又增设女子中学和职业学校，还成立了北京女子高师。学生广泛分布并形成地方群体，是全国性学生运动出现的必要前提；结构体系的完备，则使学生由一个个孤立的小群组合为庞大有序的整体，聚集都市省垣的中高等学生对城镇乡村的学生具有凝聚力和辐射力，有利于发动响应。而学堂种类的增多，扩大了学生与其他群体的联系。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京学生登高一呼，才能促使全国20个省上百座城镇的大中小学生和各阶层民众迅起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
辛亥以后，新式教育在全面发展的同时，着重提高中高等学堂的质量，并使之更加集中于大都市，特别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层次明显提高，成为全国学界中心。清末北京学务则一直受到限制，直到1909年。学生不过12921人，与许多地方城市相差无几。京师大学堂的名气程度，不仅远远不及留学国外，而且落在一些地方学堂之后。加上专制势力强大，京师学界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声势影响，反而赶不上天津、南京、盛京、武汉、西安、长沙、成都、昆明等地。而地方学生又不具备号令鼓动全国学界的地位声威。因此，单堂独校的学界风潮此起彼伏，绵延不断，而且出现了一省甚至数省范围的学生运动，却始终未能汇成全国性浪潮。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学生成立总汇处，刊发《北京学界同志敬告全国学生文》，试图号召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但未能如愿。五四前夕，北京聚集了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他们凭借群体实力，挟首都之威，终于掀起全国性学生运动，把统治中心变成民众运动的策源地。
二
群体的生理性生长不等于社会性成熟，作为这一新兴群体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全国性学生运动是青年。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在长期斗争中锻炼成长的结果。
近代中国严重的内忧外患，使学生的自发斗争不待群体形成便已发生。早在19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国内学生除参与一般性的近代化活动外，开始用言论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但或是本能的宣泄，或是偏师配角。进入20世纪，学界风潮渐起。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两度发生部分学生退学抗议校方压制的事件。次年。春，浙江吴兴南浔镇浔溪公学因总理干涉学生成立自治团体爆发了第一次全堂退学风潮。此后，苏、杭、广州、安庆、梧州及江西、河南等地相继发生学生退学和哄动事件。是年。11月，南洋公学8个班200名学生反对当局专制而全体退学，引起普遍震动，报刊纷纷发表报导评论。在其影响下，10余省学生继起踵接，“而散学之风潮且风发泉涌而未有已矣”《驳百忧生书》，《苏报》1903年。5月18日。。据不完全统计，从1902—1911年。全国共发生学潮502堂次，波及京师和20个省份的各级各类学堂，反映了学生普遍持续的不安与躁动。频繁的风潮加剧了学界动向的社会影响，成为舆论传媒关注的热点。从1902年。起，《苏报》、《选报》、《新世界学报》、《中外日报》等已开始重视学界新闻与评论。1903年。《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海内外不少报刊都加大了学界新闻的比重。尽管它们态度各异，褒贬不一，但都反映出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影响日益上升的趋势。
频率增长与规模扩大成正比，斗争中各校学生互相声援响应，形成区域性学潮。1903年。拒俄运动中，北京、上海、杭州、武昌、安庆、南京、开封等地出现了数百名各校学生共同举行的政治集会。稍后，福州、潮汕等地爆发了当地学生联合罢学事件。学生活动由一校扩及一地的学界，是向全国规模发展的过渡。1905年。区域性学潮激增，声势越来越大，到1911年。共发生了34次，其中省会级21次，中小城市6次，县镇7次。1906年。长沙学生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亦名宏业），1907年。昆明学生保卫路矿权益，1909年。成都、南昌学生抗议军警行凶和无理开革同学，1911年。安庆学生反对审判厅滥施重刑，都激发了全城数千学生的大规模风潮，并导致同盟罢课。1908年。因蒲城学案而起的西安学潮更牵动全省80余州县学生群起响应。国会请愿时，天津、保定、盛京、成都等地学生相继联合罢课，互为声援，天津学界机关还呼吁全国总罢课。保路风潮中，成都、长沙学生也举行全城罢课。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1911年。国民会等爱国运动中，大型地方学界联合集会频频出现。这些斗争和活动，显示出学生运动从小到大，由分散到联合的发展历程，成为全国性学生运动的催生剂。
学生群缺少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只是在人生一定阶段的社会文化联系基础上结成的松散集团，由于出身、年。龄、地位、籍贯、民族等差异，又分化为许多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利益的近似性比较直观，开始往往比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更为醒目，由此产生摩擦冲突，影响大群体内部的协调。经过连续斗争的洗礼，学生的群体意识得到升华，开始超越各种小群体的局限，法政、军事学堂中的官、绅、兵班学生相互支持，共同对敌，八旗学生参加抗议清廷的活动，地方性保卫利权斗争，得到其他地区学生的主动声援。
学界风潮的发展变化和群体意识的稳定提高，促进了组织联系的密切和扩展。学生联合结团首先从学堂内部开始。1903年。前后，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纷纷涌现。是年。5月，邹容鉴于各地学潮此起彼伏而不能持久，呼吁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使学界“成一绝大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日。。邹容的倡议成为学界长期奋斗的目标，学生团体逐渐超出学堂的狭小范围，逐级由下而上地向着区域性联合过渡。从1904年。起，陆续出现了杭州全浙学生会馆（后为全省学会）、南京群学会、广东岭南学会（后为全省学界公会）、福建学生自治会、山西全省学会、湖南全省学生自治会、吉林全省学会、陕西学生国民自治会、云南三迤总会、黑龙江学界联合会等省级学生团体；此外，江苏、河南、四川、江西、直隶等省学界在历次爱国运动中也成立了省级爱国救亡团体，有的还定型为常规组织，同时出现了警察协会、八旗学会、师范、法政学会及各地同乡会等以专业、民族、籍贯划分的大型学生联合体，从而加快了建立全国性学生组织的步伐。1905年。上海成立了以国内外高等学堂毕业、在校生为对象的“环球中国学生会”，1906年。又组建过“旅沪二十二省学生总会”。国会请愿时，天津成立了“在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1911年。4月，上海发起“中国学界联合会”，“以联合全国学界实践救亡之责任”为宗旨，计划“首具规模于上海，依次扩充于各行省，每省复设本会之支会数所”《学界联合会出现》，《民立报》1911年。4月20日。正式将邹容的理想付诸现实。五四运动能够迅速发动并长期坚持，从学校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各级学生团体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五四学生团体并非辛亥的直接延续，但群体组织性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历程却是一脉相承。辛亥学生的全国性组织从倡议到筹建，经历了整整8年。的孕育发展。如果没有他们不懈的努力和经验教训，就很难设想中国学生能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短短几天内成立区域学联，40天合为全国大团体。
五四以前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学生脱离士子童生的依附地位，强化其独立性，同时在新基点上与其他群体重建协调关系的双重过程。19世纪，中国学生的独立性仍被淹没于一般民众之中。随着群体的扩大和稳定，独立意识日趋鲜明，学潮便是自我表现的重要形式。但分散的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变革时代青年。反常规心理的本能反应和非理性躁动，它强化了动荡氛围，也增加了能量损耗。要有更大的作为，这个作为旧秩序不和谐因素出现的新兴群体，必须在增强独立性的同时与其他阶层建立新的关系。而其他阶层的近代化调整，如师资的结构变动，商人的资产阶级化，工人自为程度的提高，开明士绅的增多等，也促进了学生主观选择的变化。学潮在奏出反对旧秩序的异调之时，加入时代新声大合唱的行列，由早期四面出击逐渐变为与各阶层联合对敌。1905年。以前，顽固守旧的教职员是学生本能反抗的重要对象。1905年。以后，许多国内外新式学堂毕业生出任教职，推动师生联合趋势的出现，教师发动或声援学生以及学生维护或争取教师的行动时有发生，使当局大为不安。学生运动与城镇商民日渐高涨的罢市斗争也逐渐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