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野重也认为，自己的一切都遇到了挫折。好友木下半治暗示他，组织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是错误的，劝告他停止活动。木下走后，他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领袖意识中的自以为是。他讨厌自己，觉得羞耻。他下意识地大叫一声，打自己的头。他越想越痛苦，觉得自己像滑稽可笑的唐吉诃德。
虽然自己说并不想放弃共产主义，但审问他的检察官並没有扑上来打他。
审讯矢野重也的检察官对拒绝“转向”的他说：“如果是信念，那也只好如此。治安维持法并不能取缔人头脑中的思想。只要你不破坏国体。”
矢野重也想，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他振作精神，回答说：“怎么说呢，因为在精神领域很难下结论。”
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要建立新的共产党，但党的名字还没有决定。”
那时，检察官脸上闪过的惊异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想不管你怎样判决，我也要在审讯记录中留下自己真实的想法。但岀乎意料的是，检察官并没有怒不可遏地敲桌子威胁，只是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
在运动失败的现在，他才想到，也许当时审问他的检察官早就预见到他出狱后组建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会是什么结果。对于这些官僚来说，圆满地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最重要的。根据情况，如何做最有效果，是他们工作的唯一原则，至于这个任务是否正确，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想到这些，矢野重也悔之不迭。他组建的党与日共激烈争斗，两败俱伤，消耗力量，官僚们抱着胳膊，看鹤蚌相争，坐收渔利。在政治世界，理论的正确与否无所谓，正如木下半治所说，重要的是现实的效果。由此看来，见风使舵，即使自食其言，只要对自己有利，也会心安理得的德山助一之流才更适合搞政治。但是，今后无论如何，再也不能与他们为伍。
矢野重也忘不了在发表退党声明至保释之前，在监狱中受到的同志们的侮辱和歧视。在高墙内狭窄的院子里，运动时与同志们迎头相遇，他们或怀着敌意扭身而过，或向他吐唾沫。他们认为矢野重也是反党分子、落伍者，擦肩而过时故意撞他，或低声而有力地咒骂：帮凶、叛徒、混蛋。
因为是瞬间的事，矢野重也不能辩解、说明。德山助一等人从矢野重也的单身牢房前经过时，像自言自语似地大声说：“被捉住时吓哭了，连个普通党员都不如，吓得尿裤子，可怜虫。”看守让他注意，他就与看守在矢野重也面前争吵。
矢野重也从养父母家回到本家以后，就没受过明目张胆的侮辱。连受到爱自己的人的斥责时，也要出鼻血，跑回养母多笥家。他幼年时，就用行动抗议，迫使母亲改变态度。从来没受过委屈的他，现在满肚子不痛快：自己刚刚提出了的正确主张，就被捕入狱、受到拷问，这到是是怎么回亊呢？因此，只要保释出狱，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必须马上组建新的党开始活动。
矢野重也根据在中国的经验，首先开始批判共产国际起草的“二七年纲领”，并制定行动纲领。关于天皇制，他认为与俄国帝政时代的沙皇制有本质不同，其存废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讨论。运动方针是：首先在几个工场成立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组识，之后在各地区成立劳动者恳谈会，最后成立“劳动工会统一协议会”。
当他知道，有他非常熟悉的，原来的党的干部三十个人响应他的号召，集合在一起，他想，有这些人就行了。
在讨论中，分歧最大的是党的名字。什么真正的日本共产党，日本革命党，劳农维新党，劳动者农民党等等五花八门，就像一个喜欢讨论的团体，提案一大堆。但维新党等名字，有人反对，说是容易被认为是右翼团体，最后集中到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上来，但也不是全体赞成。
然而，他们的活动一开始就遭到日本共产党的猛烈攻击。
矢野重也曾经当过总编辑的《赤旗报》，每期都有批判咒骂“劳动者派”的特集。被残酷镇压，主要干部被逮捕，几乎无法活动的机关报，却不断出版以攻击矢野重也等人为主要内容的报纸。那时，党的负责人田中清玄、风间丈吉等人，走马灯式的换来换去，但对日本共产党劳农者派的批判却更加猛烈。
什么“叛徒”、“反动”、“分裂主义者”等等说法在全国工人团体中广泛流传，共产党“要杀矢野重也”、“正在准备袭击劳动者派”等等谣言四起，以矢野重也为中心的干部为避开日共的攻击，在成立不到一年时就决定把组织“分为合法部队和潜入地下的非法指挥部两部分”。
在劳动者派内部也产生了很大混乱：有人说发表个声明如何，说“现在的行动是为了岀狱的方便，有机会还是想与残存的日本共产党汇合”；有人说“请求莫斯科共产国际仲裁，叫他们裁判谁的主张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
到底是矢野重也，他怒气冲冲地说：“想一想为什么成立劳动者派？我们是为了改变日本共产党的素质，脱离共产国际的机械指挥。虽然艰苦，但我们必须死守这一基本原则。”
这种七嘴八舌和混乱的情况，与日本共产党相比，固然可以证明党内是有自由的，但也容易走漏风声，运动也因负责人思想的不同而各行其是。
矢野重也知道，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把组织分为地下指挥部和合法部队两部分，会分散力量，但是对第二次、第三次共产党事件公开审判已经开始，他必须出庭，所以不能搞运动。如果不成立地下指挥部，不仅无法与日本共产党战斗，也无法指挥组织。
身为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的领导人，必须躲避共产党和警察的两方面的攻击。为蓄积力量，决定潜入地下之后，矢野重也必须整理好以前的译稿，交到出版社，疲惫不堪的他，开始整理莫伯桑的作品。当时他内心已经慢慢地，而且是痛切地意识到自己开展的活动和建立的组织已经失败了，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时候，听到了对政冶运动不感兴趣、有精英意识、不参加党组织的木下半治的劝告。与共产党保持距离的木下半治的批判，对矢野重也是很大的震动。
“输了！”矢野重也又大吼一声。
“怎么了？刚才你好像就喊了一声。”奈保子悄悄拉开门探着头问。
“这本书弄完后交给出版社。我要离开家一段时间。”
矢野重也认为痛苦又难以启口的事不如趁早说，于是突然宣布说。
“是吗？”奈保子极为平静地说，“可我什么也没有准备。”
“生活费由出版社直接送来。”
“可是，你不在，房子这么大，我害怕。”
矢野重也第一次听奈保子说这种话，不由得心里一惊。他想，已经有了长女﨟沙，身为母亲，对分别格外慎重。
“你说的对。我走之前，先找一座小一点的房子。最好靠海近一些。但最重要的是，附近要有能帮忙的朋友，这样才放心。”
他这次想起的也是浅野晃。浅野肋膜炎复发，在鹄沼海滨附近的家中疗养。他盘算，在那里对年幼的﨟沙成长有好处。在莫伯桑短篇小说集翻译完那天，矢野重也决定与奈保子、﨟沙一起回一次佐仓老家，因为母亲聪子想看看孙女。同时，自己要潜入地下一段时间，也顺便委婉地与母亲告别。
矢野重也选择了伊豆的下田为地下潜伏场所。那里离海近，听说登上最高的山，隔着骏河湾，晴天时能看到故乡的御前灯塔。幸运的是，理解并支持矢野重也的大学法学部教授田弘太郎的朋友住在下田，由田弘太郎教授介绍，借给他一幢空闲的别墅。
矢野重也预感到，他潜入地下后，运动就会停止。很多人退出了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有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共产党组织，不仅劳动者派组织四分五裂，矢野重也本人也失去了热情。
为了安排躲藏期间奈保子的生活，矢野重也见了浅野晃。
“你要安心休养，恢复健康。从目前的情况看，等待时机需要几年时间，所以不要勉强。要尽量减少牺牲。形势好转时，我会主动与你联系。在这期间还得麻烦你，请你照顾奈保子。”
矢野重也说这番话时，感慨万千，好几次停顿下来，说不下去。
这就好像城池陷落。此刻，矢野重也的心中再次出现，三泽矢野家的祖先们在高天神成陷落的夜晚，乘着天黑，从城里的断崖垂下绳索，抓着绳索逃命时的心情。
矢野重也想起了历史传说：长兄是城主，主帅，两个弟弟是副帅，但武田大军切断了高天神城的水源，城里没有水喝，只好弃城而去。那天夜里，一个人去了下总，一个人去了远方的奥州的陆中盛冈，最没有名气的老三隐姓埋名去了远州的佐仓。
他们虽然知道失散之后，此生再也不能相见，但三兄弟的手紧紧罗在一起，约定再见。
在去下田的火车上，矢野重也想起了与不知以后何时能见面的浅野晃紧紧握手时的情景，也想起了祖母讲得活灵活现的祖先分别时的场面。
矢野重也隐居的别墅耸立在山岗上，往下看是离下田很近的莲台寺温泉。
矢野重也住进莲台寺温泉山岗上的别墅以后，开始尽量客观地清理入党后被派往中国，回国后不久被捕入狱以及退党的经过。日本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策划的满州事变，而是煽动民众，从而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他认为应该把长期以来在险恶的环境中走过的道路认真地总结一下。
他着手整理的是狱中写的呈报书。他老老实实地写道，关东大地震与地震后发生的白色恐怖是促使自己参加革命党的最主要的原因。
——大地震时被虐杀的南葛饰地区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精神”，如今成为“南葛魂”依然在人们心中灿烂闪光。这一地区出身的领导人渡边政之辅在大地震时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被逮捕入狱而幸免于难，但在他从监狱出来知道了事实真相之后义愤填膺，断然发誓“以死复仇”（这是在上海时我听渡边同志亲口对我说的）。一言以敝之，就是资产阶级陶醉在胜利的美酒中，没有注意到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矢野重也交给敌人的呈报书直率得过分。
负责矢野重也的检察官在读到这份呈报书时，他的最初印象是，这那里是什么转向陈述，分明是正面批判国家的宣言。
检察官打电话与负责矢野重也的刑警联系，问道：“矢野重也的出国路线，已经查明，但他是怎样偷渡回国的，有什么情况吗？”
当时，他们偷渡去莫斯科的方法已经查清楚，但回国的路线尚未掌握，从而成为搜查的巨大障碍。
“关于这一点尚不清楚。拷问一下，他供出来就好了。”
从刑警的口气可以感觉到，他认为如果拷打逼供，叫矢野重也说出实话，那可是巨大收获。他想像着那种场面，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式。
负责审问矢野重也的检察官对刑警拷问的提案稍稍想了一下说：“恐怕不行。对付这个家伙很难。他很高傲，搞不好死了就麻烦了。以后再联系吧。”
刑警失望地说“我明白了”，挂上了电话。
在下一次审讯时，检察官对矢野重也详细地说明了共产党内部的混乱，数名干部用党的资金嫖娼等事实，还给他看了照片，逼问道：“他们说的和做的大相径庭，可你为什么还不放弃共产主义？”
矢野重也抬起头说：“我首先声明，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拷问，我决不放弃共产主义。我想尽早回到党内，在党内斗争改变这种可耻的状况。”
这时，这个在官僚中罕见的机动灵活的检察官，头脑中制订了一个计划：让矢野重也保释出去，回到党内，激化党内的斗争如何？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
“我明白你的意见。既然这样，只好由你去干。对天皇制你怎么看，共产国际是否定君主制的。”
检察官追问道，但他心里希望矢野重也的回答与他的想法一致。他对与自己儿子年龄相近的矢野重也有好感，同时也想立功。
“共产国际把俄国的沙皇与日本的天皇相提并论是最大的错误。”
矢野重也的回答正是检察官所期待的，他在内心点头赞许。矢野重也开始谈国民与天皇的关系，天皇的历史与俄国沙皇如何不同等等。但检察官几乎没听，心里决定在下次搜查会议上，提出让他自由活动的方案，所以有关天皇的理论听不听无所谓。他看了看表说：“我明白了。今天审问到此结束。送给你的食品，吃的时候要小心。”
这个老练的思想检察官暗示日本共产党可能暗算他，没有忘记在矢野重也与党越来越恶劣的的关系中埋一颗地雷。
在搜查会议上，对矢野重也的呈报书评价极为糟糕。
“这那里是什么转向声明？分明是在宣传共产主义。”
“在反省的时候还如此傲慢，简直是在批判我们。”以上这类意见占主流。
“正因为如此才有价值。”负责矢野重也的检察官听到这些议论后坚持说，“不管是谁，都希望自己的领导人是优秀杰出的。比如说，符合我们口味的人，但如果党员们对他反感、轻蔑，就起不到捣乱共产党的作用。”
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会议结束时，最高检察厅厅长按照昨天在电话中商量好的方案拍板说：“大家的发言都很有道理。这份呈报书还是通过吧。但是，这是头一份，暂不对外发表。”
检察厅长转过头对那个负责矢野重也的检察官意味深长地提醒说：“这个矢野重也搞得好，将来也许对国家有用。保释的事，不要着急。”
从那以后，又过了半年，四月十日，矢野重也与其他数名在转向声明上盖章的同志一起被保释。他被捕后在狱中渡过了两年零一个月。
从发表退党声明至交上“入党前后至三·一五期间思想的变迁”的呈报书的一年里，他受到狱内外党组织蛮横的非难和攻击，可以说这反而更坚定了他成立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的决心。
殊死搏斗两年之后，听好友木下半治的忠告，住进了法学部田弘太郎介绍的别墅。他带来了几种辞典和几本英文、法文、德文文学书。他很痛苦，因为说是潜入地下，但只是体面地结束组织活动的借口而已。
矢野重也在组织崩溃，政府镇压越来越残酷，几乎不能开展运动时，想尽量学习，提高理论修养，为将来有机会复岀时蓄积力量。在他带到下田的书籍中，混杂在翻译用的法国小说集中的德语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种想法的明证。
伊豆半岛南端的下田，只是平原比他的家乡佐仓村少些。但登上山头，可以看到深入海湾的下田港。海湾内的鱼鹰岛、犬走岛等小岛像一排堡垒。远处的大岛、利岛等伊豆七岛远近高低大小不同。在附近的山中，有稲生泽川等几个溪流。对于爱好钓鱼的矢野重也来说，他的稳居处是个绝佳的垂钓之地。
从田弘教授介绍的这个别墅，到有名的莲台寺荘旅馆，步行只要几分钟。
来到这里以后，矢野重也想，自己在监狱中蹲了两年多，是否变了？
以前，如果不能每天与近内金光、木下半治、浅野晃等朋友见面，就会觉得寂寞难耐，但出狱以后，他已经能够忍受。他认为这是非法的党的活动对自己性格产生的影响，但似乎又不全是这样。
不管矢野重也怎么劝，近内金光就是不参加日本共产党劳动者派，他固执地说，我虽不是党员，但会按照组织原则要求自己，最后搬出论语说：“君不君，臣不臣。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君就是党。”
争论以后，本来与矢部俊结婚、已是远亲的近内金光，与矢野重也的关系反而疏远了。他第一次体会到思想立场会损害友谊，虽然他不愿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