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龙植说。这时矢野重也听到前方郊区方向响起隆隆的炮声，北伐军的主力部队开始进攻。他们把占领市区的战斗交给先期到达的突击队和游行队伍，最终的目标是占领北京。矢野重也对这种实战中急剧变化的双方动向和作战方式赞叹不已，深为折服。
决定游行队伍在占领政府机关后到黄浦公园集合。
“傍晚大家在公园集合。我们最好不去。群情激昂，如果知道你是外国人，说不定会发生误会。人群中混有刺客，也会有日本密探。”
矢野重也觉得俞龙植说的很有道理，只好打消去公园参加庆祝胜利大会的念头。这时，俞龙植突然把矢野重也推倒，命令道：“卧倒，隐蔽。”
他们躲在阴影里瞄着前方。在一个比较宽敞的十字路口，几名拿着自动步枪的士兵，警惕地看着四周，穿过马路。
“打仗时，对自己方面的士兵也要小心。他们心里害怕，没等看清对方就开火。子彈可没长眼睛，不知道谁是敌人谁是同伙，一样杀。”
看来真跟他说的一样。虽然从服装上可以认出正规部队，但他常常穿着敌军的服装打游击，难以分辨。
“尽快离开战场。”俞龙植说。这时，他们刚刚离开不久的市政府那里一声巨响，空中升起了焰火状的白烟。
“这是信号弹，向部队报告已经占领了市政府。”
俞龙植说。一看表，从总罢工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小时。军队看到信号弹肯定欢呼雀跃。
矢野重也想对俞龙植说一起庆祝，但看他的脸色不对，吃了一惊。
“你怎么了？”
俞龙植面色阴暗，矢野重也不由得问道。
“我觉得有点怪。”他说，“你不觉得政府军队没怎么抵抗吗？这只能一种可能，那就是租界的各国列强没有支援他们。北伐军与帝国主义列强是什么关系呢？”
俞龙植担心北伐军与统治上海的军阀政府、以及拥有租界享受治外法权而秘密贩卖毒品、武器谋利的各国列强的关系有什么变化。矢野重也不懂，上海已经解放，为什么还杞人忧天，想这些问题。
“哎，算了吧。想也想不明白，听天由命吧。”俞龙植终于微笑着说，“我想这里还会有小的战斗。你回旅馆后，没有我的通知，不要出门。我一定尽快与你联系。”
俞龙植说话时，他们两个已经来到了繁华的南京路，一些店铺开了个缝，门口挂上了不知何时准备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虽然俞龙植叫矢野重也不要岀门，但到处是议论纷纷的人群，他不由自主地去了永安公司后面钭对面的公园。他怀里揣着手枪。公园里的人不少。夕阳灿烂。游行开始时没有注意，现在已经是春天，公园里的树木，都长出了嫩叶。他想，此刻，黄浦公园里人山人海吧？他随着人流信步而行。有人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讲演，话语中不时有日本、英国等字样，想必是控诉他们如何压迫中国人吧？
“喂，矢野，你是矢野吧？”突然，斜对面有个人用日语说。矢野重也一愣，看着对方。他是一高时的同学，在商社工作。
“咝—咝—，别说话，如果人家知道我们是日本人，那可危险。”矢野重也一眼就认岀了他，用英语提醒他，抓住他的胳膊说，“快回去吧。听说今天晚上开始抓日本人，我现在也走。”
这位高中时代的同学在战火中的上海遇到矢野重也非常兴奋，把他的忠告当成了耳旁风，问道：“你在干什么，做生意吗？在那家公司？”
“嗨，别说这些，赶快走吧。大使馆也不安全。”
“不会吧？我也没干什么坏事，对中国经济，我是有贡献的。”与他说什么都没用，矢野重也绝望了。他已经发觉周围的人用怪异的表情看着他们两个讲外国话，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于是说：“我有急事失陪了。小心。既然这样，还是尽快回国。什么革命，日本人不懂。”矢野重也弯着腰，钻入人群，暂且向旅社相反的方向跑去。
俞龙植的担忧十天后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联合共产党解放了上海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纵容下转而清除共产党。蒋介石很可能在占领上海以前就策划好了。
那天俞龙植通知矢野重也到指定的一家茶馆。他去一看，俞龙植的上司也来了。这位上司身材魁悟，満面红光。
他一看到矢野重也就说：“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据认为，蒋介石与帝囯主义列强签订了秘密条约，以清除共产党为列强支持他统治全国的交换条件。这种反动政策，在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以后就开始了。你在这里危险。乘船的手续已经办好。你两个小时后乘船去武汉。武汉现在问题不大。但是共产国际决定从中国撤走，所以你就说是维吾尔族诗人。”
矢野重也在日本做过地下工作，所以没有吃惊。
“我在两个小时之后，到黄浦江栈桥与你汇合。在此之前，我去给你拿给武汉党组织的介绍信。这次你可不要吞下去。”
在这种时候，俞龙植还不忘开玩笑。
他们好像很忙，俞龙植与上司一起站了起来。矢野重也急忙拦住了俞同志说：“与从日本来的同志联系时，还要用石井彦三郎的名字。武汉的新地址怎样通知日本同志呢？”
俞龙植与上司商量了一下说：“我们的组织还完整地存在，还在活动。具体负责的部门接到通知后，会到武汉去找你。我准备好以后，也去武汉，可能比你晚三、四天。你放心好了。”
说不清为什么，矢野重也长长地叹了口气，向那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汉上司伸岀手说：“祝中国革命成功。”
四月，长江两岸，到处是粉色的桃花，金黄色的菜花，一片宁静的田园风光，使人难以相信，这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举目远眺，能看到赶着鸭群的少年，默默挥锄的农民，还有随处可见的水牛拉犁耕地的景象。
长江与黄浦江不同，如汪洋大海，根本看不到对岸。矢野重也坐的是千余吨、来往于上海、武汉、重庆间的客轮。笔谈时他问到武汉需要几天？人家告诉他需要三天。他回到船舱，考虑这三天怎么过。首先想到的是用这个时间学点中文。与俞龙植同志一起读的《阿Q正传》，只读了一半。幸好在上海买到了英文版《鲁迅选集一卷》，可以对照自学。还可以读法文版短篇小说集《现代中国新文学丛书》。
可是，矢野重也想，革命实践与读理论书籍时的模糊思考是不同的。他甚至在心里冒出一个奇怪的问题：自己是为了完成革命大业而参加革命运动的，但果真如此吗？自己确实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消灭不平等、歧视。但人在大变革中，紧张地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想跻身于那些在时代的激流中闪烁着光彩的人们之中呢？
他想清理一下对革命的思考，来到甲板上。在考虑战略和战术之前，他望着辽阔无边的田园风光，心想对于自己、对于民众来说，革命到底是什么？
輪船已经在江上航行了四、五个小时，船舷左侧的风景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右舷看不到对岸，浊流滔滔，横无际漄，远处，天水一线。田园中不时闪现的光亮，可能是农民挥动锄头时的反光吧。与刚才不同，散落在树丛中的村庄升起裊裊紫烟，想必是开始做晚饭了吧？
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农村凋敝，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使人民穷困不堪。矢野重也常常听人这样讲，自己也这样说。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他只是船上的一个乘客，站在甲板上眺望田园，看到的只是恬静和广阔，看不到农村的贫困。
矢野重也想深入到工人阶级内部，去了神户当了工人，但因身体原因没有成功。如果能顺利回到日本，见到搞农民运动的河合悦三，一定要仔细问问农村的革命是怎么回事。河合悦三，与矢野在上海送走的渡边政之辅他们，应该都在莫斯科。矢野从旅行的情趣中回到了现实，他担心到了内地武汉后，自已作为日本驻中国的代表能否充分地发挥作用。
第二天早晨，矢野重也早早上了甲板。在日本时，两、三天不洗脸是常事，这种习惯，在旅行中倒很方便——他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夸奖自己。往远处一看，昨天什么也没有的左边，出现一片陆地，像一条黑色的带子横亘在水天相连处。这证明在睡觉时，船溯流而上，走了很远。听船员说，下行要比上行省一半时间。矢野重也想起了李白的诗：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矢野重也回到船舱，写下这首诗，想给人看看。但他突然想，现在自己是维吾尔族诗人，把用汉字写的诗给别人看是不是合适？但整整一天没与人说话了，憋得难受。尽管自我介绍是维族诗人，但又不懂维语，索性用汉字写了一句话：我边境地区诗人不话上海语。他拿着写诗的纸走进斜对面的船舱，给一位面容清瘦、大学教授模样的老人看。
老先生换了一副眼镜，看了诗，点了点头，马上写下一首诗：
江涨柴门外，
儿童报急流。
下床高数尺，
倚杖没中洲。
细动迎风燕，
轻摇逐浪鸥。
渔人縈小楫，
容易拔船头。
老人写上作者名杜甫，指了指舷窗外。正好左岸像无边的湖水，望不到岸，恰如诗中描写的，三个渔夫各自划着小船捕鱼。远方，有一处农家小院。也许是精神作用吧，觉得那星星点点的粉色，大概是桃花。
矢野重也和老人一起，不时用笔谈，消磨了两天的时光。老人说他是南京大学的教授，现在已经退职，想在身体情况还充许的时候，尽量多去些地方看看，他也是去武汉。老教授说，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城市的统称，与西安一样，有很多名胜古迹。他写字告诉矢野重也，他的专业是古代史，生在历史最悠久的中国，学习古代史是幸福的。他边写边频频点头。
矢野重也一边与老人闲聊，一边想起那对无视战火迫在眉睫在旅馆幽会的男女，还有那个因三角关系纠葛而愤怒吼叫的男人。他们不像日本人那样，一旦有亊，大惊失色，全都奔向同一个方向。难道因为中国是大国，疆域辽阔，人们的心胸开阔吗？
矢野重也在武汉安顿下来，随着长江中游从春到夏的景色变化，较之在上海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行动的机动，以及思想的灵活性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上海的俞龙植同志比他晚四天到达武汉。他解释说，只让对外友好部把主要部门转移到武汉，所以需要准备时间。
“由于这个原因，我已经不是共产国际部的专职办事人员，但还兼管，所以决定由另一个同志来陪你。”
俞龙植还说，武汉的汪精为政府与上海不同，理解共产主义，像矢野重也这样重要的外国特派员，正式由对外友好协会接待，各国来的有关共产国际的人氏，也全部由对外友好协会接待，与日本之间的联系，也通过这个组织。
在武汉住了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俞龙植带着矢野重也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访问。这是一座木结构的二层楼，据说建造于变法图强的清朝末期。
“这么说，连清朝也认识到有必要实现现代化吗？”矢野重也问。
“是的，是的。但是为彻底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碎旧的秩序。清朝政府办不到，蒋介石也不一定能办到。他清除共产党，就完全关上了彻底实现现代化的大门。”
俞龙植讲这些问题时，总是很简洁明了。矢野重也想，这就是党组织对青年人进行教育、并每天实际训练的结果吧？在革命爆发时，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一度关闭，没有使用，停了很久，直到上个月的七号，又以重新开办。
“这个讲习所的所长是毛泽东同志。如果他今天在，给你介绍一下。”
俞龙植说着走进了教务处。矢野重也在等待俞龙植时，信步走进旁边的一个大厅，里面挂着两个匾额，里面写着：实行耕者有其田；拥护总理农工政策。他虽然不能正确地读出来，但大体的意思还能明白。
毛泽东正在院子里与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乒乓球。院子里的几棵槐树刚刚长出嫩叶。俞龙植向毛泽东介绍了矢野重也。
毛泽东离开球台，领着矢野重也穿过学生宿舍，来到后院的凉亭。学生似乎来自十九个省。幸好在上海时，俞龙植给矢野重也讲了毛泽东前年在《战士》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概要，在上个月又讲了同一杂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眼前这位前额宽阔、气度不凡的年轻人，马上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
“上个月，在俞龙植同志的帮助下，我读了您的论文。虽然是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但却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发动组织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批判了只重视工人运动的理论。在中国党内，机械地理解列宁主义的人多吗？”
矢野重也有点像记者提问。
看样子比矢野重也大三、四岁的毛泽东，一直注视着矢野，一副想知道他提的问题是想了解什么的表情。
“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日本党内，有人主张首先建立为了工人的先锋队组织，之后再搞群众运动。”
矢野重也说明了提问的动机，但他说完后心里一惊。不知从何时开始，自己也批判起曾一度迷醉的福本和夫理论。这是为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变化？心里一阵惊慌。
毛泽东明白了他的问题的实质，点了点头说：“在我们党内，总是有很多议论，甚至可以说议论过多。”
“与党外组织有争论吗？”
“当然有。主要是与共产国际。我认为这不是坏事。三年前，列宁逝世。在列宁逝世之后，有人把他的主张当做教条主义，有人把他的思想只是当做一种手段。这是非常危险的。”
矢野重也又是一惊。他眼前浮现岀，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权威认可，日本同志争先恐后去莫斯科的背影。
毛泽东的话，虽像顺口而说，但话里藏针。矢野重也钦佩地看着身穿农民学员军事训练用的青布立领制服，前额宽阔，梳着中分头的毛泽东。他的双眼呈一条直线，嘴角稍大，显示出有坚强的意志。他的风貌，与其说严肃，不如说有一种一言即出决不反悔的坚强。
“任何领袖人物，他越伟大，死后越容易被神化。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也是这样，很棘手。”矢野重也接着说了自己的感想。
“日本革命组织的处境如何，是好还是困难？”毛泽东问。
“极其困难。”
“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吗？这是开展游击战的基本条件。”
矢野重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俞龙植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游击战不是军事战斗吗？”
俞龙植刚要翻译，一位完全可以当中国现代戏——话剧演员的英俊青年走进凉亭说：“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鲍罗廷顾问正在找你。”
他走过来，看见背对槐树坐着的客人，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说：“对不起。我是周恩来。”矢野重也急忙说，我是从日本来的石井彦三郎。又补充说：“可是，在这里，我是从边彊来的，不会讲上海话的诗人。”
周恩来笑了：“太好了。真正的诗人都是革命的。”
看来他很赞成这个职业。
毛泽东去见苏联最高政治顾问包罗廷之后，矢野重也与周恩来相对而坐。俞龙植介绍说，这个日本人精通英语、法语。周恩来随即用法语与他交谈。
不用翻译，可以直接交流，周恩来很高兴，自我介绍说：“在一九二四年回国之前，我一直在巴黎学习。实际上，我是因为参加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被捕，保释后逃到了法国。前一段时间在上海领导了总罢工。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所以我到这里来了。”
“我原来想当作家。学习法语，翻译了几本法朗士、莫伯桑的作品。”矢野重也也轻松地说，“五·四时，我刚进一高，思想还很幼稚。真正开始思考问题，是在关东大地震以后。这次总罢工，在俞龙植同志的帮助下，我也参加了。因为政变，我逃到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