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野重也下船后，马上赶往出发前在日本约好的碰头地点——南京路和浙江北路交叉处的永安百货公司。从港口到市中心大约四公里，矢野重也走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那座挂着永安公司大招牌的建筑物，不由得松了口气。可是，没有看到应该在这里碰头的河合悦三和另一个同志。是因为自己连走再找，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很多吗？按理说，他们应该顺利到达上海了，河合他们出了什么事吗？不安像乌云一样在他的心中涌起扩展。建筑物很大，正面大门也许不是这里？他开始怀疑自己，自信心开始动摇。
正在这时候，矢野重也看见两个穿中国式棉衣的男人，装作悠闲散步的样子，目光四处逡巡，向南京路走来。是河合悦三他们！终于来了。他放下心来，一阵高兴。他想大声喊叫，但又忍住了，三步併作两步向他们奔去。他发觉自己刚才紧张极了。
河合他们看见矢野重也，也很高兴。
河合走过来说：“马上就要开始总罢工了。矢野，这个国家可以搞总罢工，后天。”
听他那口气，好像罢工是由他组织的。
矢野重也下意识地提醒说：“喂，声音太大了。再说，三个人站着说话也太显眼。”
在日本，除秘密联系之外，党的纪律严禁在公众面前说话、商量事情。
“在这里，我们是合法政党的朋友。但从另外的意义来讲，更要小心。因为潜入到这里的日本密探、右翼白色恐怖分子很多。”
河合依然兴奋地说。他们三个人分头走进矢野重也落脚的、位于永安公司后面的东方旅社。这个旅社像是商用旅店，有三十几个房间。矢野重也在旅社告诉他们，自己差点被临时检查的警察抓住，把党组织的介绍信吞了。当时的上海，是联合共产党的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英国等列强支持的军阀政府激烈斗争的旋涡。每天都有杀人、开枪等事件，就像家常便饭，司空见惯。
“共产党在这里虽然是合法政党，但不可粗心大意，因为国民党、英国、法国的特务，与日本右翼派遣的刺客、流氓混杂在一起。消灭一个叛徒，轻而易举。所以没有介绍信不好办。”河合悦三突然语气一变，思索着说，“反正去找一下联络人雅可夫吧，只能跟他讲。”
他站起来又坐下说：“这里的苏联领事馆有个人叫魏金斯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事务局局长，但他不岀面，除非他与你联系，你不要找他。但是为了以备万一，我告诉你他的地址。”
他写下了领事馆的地址，抬头说：“矢野，还没吃饭吧？咱们一起去，再想想办法。可惜这里没有桃太郎面馆。”说完，他微微一笑。
死板、平时根本不拘小节，表情和举止像个乡下学究的河合悦三，大家都说他适合搞农民运动，但他今天顺利地与矢野汇合，高兴之情溢于言表。矢野重也在神户开桃太郎面馆时，他是第一个来帮忙的。
他们留下一个同志看家，从东方旅社岀来，向永安公司对面走去。街上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矢野重也觉得奇怪，后天就要总罢工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是因为要停电，变成一座死城，人们出来买东西做准备吗？从码头直接去碰头地点时，他心里一直在想能否找到地点，见到河合，没有时间看一看热闹的市容。现在打量一下四周，他觉得这个城市的拥挤混乱，似乎与东京、神户的繁华街有所不同。
他对河合讲了自己的感受，河合说：“我已经来一个礼拜了，一直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变故，他们的生活的节奏不变。也许是习惯了动乱的缘故吧。最近，他们预感到被白人、日本人蔑视、压迫的时代快要结束了，所以很兴奋。清朝不行。袁世凯也不值一提，孙文伟大。这里的民众有洞察领袖的眼力。”
矢野重也边听边想，河合在一高时就这样，平时少言寡语，但一旦开口，就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这时，喧嚣的市声如潮水一样涌来。
他们走进了一家能坐十五、六个人的点心铺。
“可是，孙文死了，以后谁来继续领导中国的现代革命呢？”
矢野重也催促河合说下去。
“应该是蒋介石吧？只有他。”
“他怎样看待社会主义？”
“这正是问题所在。”河合回答说。他大口嚼着上来的烧麦，目光敏锐地看着矢野。矢野也把一个烧麦送进嘴里。
“在这个国家，在谈论什么主义之前，最重要的是谁能抓住几亿农民的心理。我在京都府领导解决佃农纠纷时，参加了农民运动。日本是个小国，很难掀起大浪，所以拘泥于理论。不拘泥理论的家伙又热衷于争权夺利而堕落。到这里来之后，我觉得已经看清了日本的缺点。”
河合悦三原本上的是理科，但他觉得应该懂得经济，又到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读经济。他认为发动反战运动应该了解士兵，就到军队当了两年志愿兵。他属于探索人生派，如果在中国待长了，说不定会参加中国的农民运动。
矢野重也听河合讲着，担心将带到莫斯科去讨论的日本共产党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中央委员福本和夫以理论领导人的身份归纳总结的运动方针，所以被称为福本主义决议。
“那么，在这里，福本主义行不通吗？”他问道。
“大概不行。我认为，不仅不能在世界通用，而且是脱离日本现实的唯心论。”河合回答说。这时，突然在小巷的前面响起一阵哇哇的喊叫怒吼声。矢野重也不由得站了起来。
“没什么事儿。这里每天都有打架的，吵闹的。”河合悦三说，继续悠闲地吃他的烧麦。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
“是吗，福本主义不行吗？”
矢野重也说着，陷入沉思中。他觉得福本理论的起承转合，条理分明，非常好。
“我很快就要去莫斯科，本来想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你在这里常驻，替我好好看一看。上海在中国是个特殊的地方，你最好也到别的地方转一转。”
“好吧。我的好奇心不亚于任何人。”
矢野重也想，看来我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同时开始考虑今后在上海的工作安排、学习计划、还有如何生活等等。必须想办法学习中文。
矢野重也有个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到附近的书店去看看。最好是旧书店，即使是专卖新书的书店，看一看什么书占多大面积、摆在什么位置，头脑中就会浮现出这个城市的形象。刚才告诉他今天傍晚，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要来访问河合他们，所以矢野重也在此以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河合说他要回去整理一下带到莫斯科的报告中有关农民运动部分的内容。这时，巷子里面又响起喊叫声，其中好像还有警察的警笛声。矢野重也在东方旅社前与河合分手，很快走进人群。
书店里，有类似日式装订的中囯书和文库本，一看书名就知道是什么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怎么办》，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等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矢野重也想，这个国家还是自由的，不由得心生羡慕。他买了一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和《中日·日中辞典》。
河合悦三与想到街上逛逛的矢野重也分手后，回到了旅社。联络员雅可夫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马上出发。去海山崴的船提前到达麦肯齐港。挂着红旗的那艘就是。到那里把这个介绍信给船长看看，上船后一切听船长指挥。”这时，另一个同志也急冲冲地跑回来了。河合与他商量怎样通知矢野重也，最后决定让雅可夫帮忙。
河合悦三详细地介绍说：“我们紧急岀发的情况，请你告诉今天刚从日本来的石井彦三郎同志。他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准确情况，根据以往地下工作的经验，会认为我们被捕了。他在出国时，险些被日本警察发现，把介绍信呑下去了，所以没有了介绍信。他住在这个旅社的二楼八号。四点钟时回来。他是可以信任的人，我们保证。”
他们匆匆忙忙岀发以后，矢野重也回到了旅社，看到了留言，不知所措。他想起四点钟时中国的同志要来见面，就在房间里等着。
从窗口，可以看见狭窄的巷子里络绎不绝的人群。男人们，有的身着河合他们穿的那种蓝色棉衣，有的穿灰色、做得不太好的西服。女人们穿着简洁宽大的短外套，下面配裙子或裤子。其中也有打着遮阳伞，大白天却身着夜礼服的女士。戴着斗笠，挑着担子，边走边吆喝，卖些在日本没有的瓜果蔬菜的小贩。“花园服装店”“老广东餐厅”等招牌密密麻麻。远处，一个人举着鸟笼子高声叫卖，看样子是卖鸟的。听不懂的话语声，如淙淙流水，在身边流淌。矢野重也感到，确实是到了异国他乡。
在约定的四点钟，中国共产党外事部门的青年出现在矢野重也面前。他叫俞龙植，比矢野小几岁，举止潇洒，日语讲的很漂亮。
矢野重也马上讲了自己把党的介绍信吞到肚子里的经过。
“一见到你，我就完全明白了。但怎么办呢？最近，国民党对我们党大搞特务活动，所以纪律很严格。”
听他这样说，矢野重也想，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两个同志不在了，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好办法。只有去莫斯科的党的书记长渡边政之辅等四名同志早晚会到上海来，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一说，俞龙植马上说：“太好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俞龙植把矢野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一样来办，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这使矢野重也感到亲切。
“那么，在他们到来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为了使您了解这个国家，我们商量一下日程安排吧。您的专业？对什么感兴趣？关于政治形势，我会慢慢对您说。”
俞龙植马上拿出笔记本要记录。矢野重也没想到会这样，这使他更加好奇。
“说老实话，我本来想搞法国文学，当作家。这种心情至今没变。在大学时，我学的是法国法律。英语、德语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学习的。在日本，这样的书不许翻译，也不许岀版。”
一讲起这些，矢野重也马上意识到这是对他进行身份调查，但他马上想调查就调查吧，反正自己到那里都一样，实话实说，从不撒谎。
“我国以前也一直这样。您知道这些文献是从那里来的吗？”俞龙植用调皮的眼神看着矢野。那表情就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矢野做了一个不知道的动作。
“是英国、法国租界。他们知道可以做生意赚钱，就偷偷找了些翻译，搞了个小印刷厂，印刷出版发行。我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就尽力利用。我们用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只要有人民的支持，就能办到。”俞龙植继续说，“欧美国家，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中国一旦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会更加衰弱。在他们的眼里，鸦片和马克思主义是一样的。”
听了他的一番话，矢野重也很钦佩。中国的同志能冷静地分析敌人的思想，利用敌人的错误进行斗争。虽然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但却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气魄。
“我认为，英国、法国都老奸巨猾。”矢野重也问道。
“不过，矢野先生，他们打不过新生力量。”
“他们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出来的魔鬼了。”
俞龙植马上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他们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相视而笑。
“俞龙植同志，你给我推荐几位中国作家吧。”
“第一是鲁迅，他在贵国学习过。更年轻的是巴金。巴金在二十岁时写过《伟大的殉者——呈同志大杉荣君之灵》。”
矢野重也站起来，向俞龙植伸出了手。俞龙植觉得有点意外。他握住俞龙植的手，一口气说：“我决心入党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关东大地震后不久，官府与警察勾结，镇压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允许这些讨厌的家伙们滥杀无辜。连妇女解放的斗士也杀害了。”
“我有一个好主意。”俞龙植说，“我们一起读鲁迅吧。您学中国话，我学日本话。作品选鲁迅的《阿Q正传》怎么样？”
矢野重也在高中住宿时，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借来《阿Q正传》读过，但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俞龙植同志又说：“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文学。没有任何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像《阿Q正传》这样，怀着深切的爱，批判地刻画出我国民众的形象。”
“谢谢。一起读文学作品，是最便捷的学习方法。我在学习德语时就用过这种方法。用了両个月时间，读的是《哥达纲领批判》。”
矢野重也想到今后的活动，问道：“俞龙植先生，您有很多工作，不会只照顾我吧？”
“不，我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国来的同志。我这人天生懒散，肯定有许多照顾不周的地方，请您原谅。”
矢野重也从这一天开始，把俞龙植讲的形势，以及当天会见的人所讲的意见，都以日记形式简要地记在笔记中。中国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不整理记录下来，容易搞错。同时，他认为这些情况，应该向即将到来的党的领导人报告，如果将来能顺利地回到日本，拿着认识中国形势的钥匙，也很重要。但是不管将来能否回到日本，把写的东西放在房间里，或者放在身上，一旦被捕，都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所以他把固有名词全都变成数子，身上只带着一张密码表，而且用的纸，也是易燃的，万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能烧掉。
矢野重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国很大。在这个巨大的国家中，必须时时刻刻脚踏大地。蒋介石果真能永远与共产党联合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中国现代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这一实质性的变化，在何时、以何事为契机爆发。然而，日本在考虑什么呢？无谓的权力争夺必须马上停止。日本共产党太弱小。不单势力弱，而且是一副穷酸相。小，但不能穷酸。总之快总罢工了，那一天，我将和中国同志手挽着手一起前进。
在总罢工的前一天，矢野重也得到通知，总罢工延期到三月中旬举行。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工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协商后认为，盘据在上海的政府军队士气日益低下，有和平解放的可能。
矢野重也松了一口气。他担心，在书记长渡边政之辅、领导人福本和夫从日本来到上海证明自己的身份以前，倘若中国开始内战，那么自己的活动将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
但是渡边政之辅和福本和夫却迟迟不到，等得不耐烦的矢野重也去了一次外白渡桥左侧的苏联领事馆。中国人过这座桥时必须付费。
俞龙植说：“上海是中国城市。可是我们要付过桥费。中国人把这座桥叫外白渡桥，也就是说，只有外国人才能不花钱白过的桥。”
矢野重也认为不暴露日本人身份为好，于是冒充从维吾尔族地区刚来的、不会讲上海话的哈继清过了桥，见到了魏金斯基。见面时，魏金斯基叫他拿出党籍证明，他说没有，魏金斯基说：“我可以相信你，但日本党经常岀事，所以人们都说对没有确凿证明的人要格外小心。你再稍微等一等，我不能违反纪律。”魏金斯基没有与他接洽，但又安慰他说：“在这期间，你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中国的革命形势，不也很好吗？”
矢野重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花岗岩脑袋。已经出现了官僚主义。北伐军步步逼近上海。武汉，已经在群众运动中成立了人民政府。领导人是汪兆铭。我感到，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日本岀现这种形势还遥遥无期。
俞龙植看矢野重也焦躁不安，第二天在开始学习中文之前对他说：“今天晚上，想请你去给青年们讲一讲日本的革命运动。我已经集合了青年同盟的一些男女会员，讲完之后，再开一个小型酒会，慰劳你。”
